前言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包拯的为官风格一向都是严明无私,他不畏惧权贵之臣,也不虚于皇亲国戚,先斩后奏便是他权力的证明。
那么他到底是何官职竟会有如此大的权力,放到现在又是什么级别呢?
包拯生平
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包拯生于于合肥官僚之家,其父官至虞部员外郎,尤重对他之教育,包拯自幼便在如此环境中成长。
包拯在小的时候,他的两位兄长便早早离世,父母的身边也仅剩他一个儿子,一直都备受宠爱。
1024 年,朝廷举行开科取士之盛举,然而包拯因需在家侍奉双亲,无奈只好舍弃此次难得的宝贵机遇。
是金子总会发光,三年后,他再获进士甲科佳绩,被授大理评事一职,出任建昌县知县。
但还是因为双亲身体不适,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便放弃了上任。
直到几年后,包拯的双亲离世,景佑三年他才真正地走入仕途,担任天长知县。
他素以廉洁闻名,无惧权贵,执法严苛,遂成后世清官之典范、正义之神明。
包拯任端州知州之际,面对端州特产、名贵的贡砚端砚,毫无动摇之心。
要知道,前任知府常借此时机大肆敛财,然而包拯严令依进贡数量定制征砚,离职之际,一方砚台都未带走。
他还曾在诗中明志: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表明了自己绝不贪恋财富和职权,尽心报国的决心。
包拯担任监察御史后,屡次弹劾不法官员。譬如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就被他指控借职权贩卖私盐,以权谋私。
总理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曾以很低的价格购买了辖区内富民的房产,三司使宋祁因“宴饮过度”、生活奢靡而被罢免。
就连仁宗叔父的女婿郭承祐等人也是由他指控,甚至导致了“贵戚宦官为之敛首,闻者皆惮之”。
包拯在为官过程中,对百姓的疾苦极为关注。
他于端州,不但严格把控砚台征收之数,还心系百姓取水之便,凭借建设七井之举,令百姓用水更为便捷。
他为了解决惠民河堵塞的问题,将朝中权贵们在河道上修建的所有建筑都直接毁去,手段相当强硬。
更是将诉讼程序给简化,缩短了官民之间的距离,便于办案官员直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而包拯在办案审查方面更是有着独特的天赋。
要知道早在他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知县时,便巧妙利用疑犯的犯罪心理破获了一起著名的“牛舌”案。
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关心百姓、严格执法等品质,为宋仁宗在位后期的 “嘉祐之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更是成为了后世清官的典范,被人们尊称为“包青天”,后世也将他奉为神明尊崇,认为他是奎星转世。
包拯曾在北宋时期担任过很多岗位,而这些官职与现代官职也有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古今对照
首先要说的是大理评事,相当于现在法院的助理审判员或书记员等岗位。
主要负责协助处理案件,为包拯日后在司法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知县,以天长知县为例,大致就是如今的县长或县委书记。
主要负责一县的行政、司法、税收等事务。
作为天长知县等地方官员,包拯主要负责一县之地的治理。
在这个阶段,他的权力范围相对较小,主要集中在行政、司法和税收等方面。
与现代的县长或县委书记相比,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但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其权力的行使方式和范围也存在差别。
在北宋时期,知县需要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多样,既要维护地方的稳定,又要应对上级的压力和各种突发情况。
而监察御史则类似现代的纪委监察部门的工作人员,负责监督官员的行为,指控不法之徒。
在出任监察御史期间,包拯之权着重彰显于对官员的监察与指控方面。
他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揭露不法官员的行为,对朝政产生重要影响。
这与现代的纪委监察部门工作人员有相似之处,但在权力范围上可能更加广泛。
转运使,相当于现在的省级财政部门领导与交通部门领导的结合体。
一方面负责管理财政和漕运事务,确保物资的运输和调配,另一方面还需要对地方经济进行监管和调控。
龙图阁直学士类似于北大副教授,虽然不算太高,但也是一种荣誉称号。
在现代没有完全对应的职位,但可以理解为在学术领域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的专家学者。
而开封府尹,则与如今的北京市委书记差不多。
开封作为北宋的都城,开封府尹包揽首都全部的司法、民生以及行政等事务,地位至关重要。
担任开封府尹时,包拯的权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与现代的北京市委书记相比,虽然在职责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其权力的行使方式和范围也存在差异。
最后担任的是枢密副使一职,其近似于现今的副军委、国防部副部长,皆处于副国级干部之列。
主要负责国家的军事事务,为国家的安全出谋划策。
虽然在名义上相当于现在的副军委、国防部副部长。
但在北宋时期,对于把控军队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包拯的实权并不是很大,更多地是在战略规划和政策建议方面发挥作用。
与现代的副国级干部相比,其权力范围和职责也有所不同。
在现代副军委、国防部副部长需要负责国家的军事建设和国防安全,其权力的行使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
官职与环境
宋朝重文轻武的整体环境对包拯的官职及行事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宋朝文官的地位极高,“刑不上大夫”的理念贯彻得较为彻底。
这种环境也使得像包拯这样的文官,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和行事空间。
在重文轻武的环境下,包拯作为文官,其言论和行动受到一定程度地保护,即便言辞激烈,也不至于轻易受到严厉的惩罚。
但如果不是在重文轻武的环境下,包拯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阻力,难以如此坚决地执法。
当然包拯的成功,也离不开背后宋仁宗的贤德和对他的支持。
宋仁宗在历史上素有贤德美名,他的包容和支持对包拯的仕途和行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说,包拯说话喷口水到仁宗脸上,仁宗也并未怪罪于他。
当包拯在上任监察御史后,曾多次指控不法官员,其中不乏权贵和外戚,如果没有仁宗的支持,他很难在这样的斗争中立足。
在这样的环境下,包拯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
结语
他在晚年曾设下家规,后世子孙为官不得贪赃,否则将不得回归本家,死后不得葬入大茔中。
我们也应该重视家风建设,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贡献。
包拯的为官之道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启示,我们应该学习和弘扬包拯的精神,努力建设一个廉洁、公正、法治、为民的社会。
参考资料:
1、试论包拯的执法思想——《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年第5期91-93,共3页
2、包拯仕履考略——《安徽史学》 1986年第3期21-26,7,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