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三十四年，也就是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西部构筑了一座小亭，以白居易诗"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句中的"陶然"二字命名，陶然亭由此诞生。
多年来，陶然亭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被誉为“周侯藉卉之所，右军修禊之地”，近代史上，陶然亭更是沧海桑田的见证者，有着不少的光辉篇章，我党的创始人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
上世纪六十年代，陶然亭湖边，一位历史学家在这里永别，他就是傅乐焕。
傅乐焕老家是山东聊城，在聊城城南有一个村庄，名傅家坟村，自明朝成化以来，傅氏一族在这里生活了五百多年，清朝初年出了一位状元，他就是傅以渐，按照傅以渐的官职，傅氏家族被称为“阁老傅”，自此，这个家族开始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成为远近闻名的科举世家。
在此后的二三百年里，虽然傅氏家族人才众多，但却没有世界级影响的大家出现，直到傅以渐第八代时，出现了世界级文化名人，他就是傅斯年。
傅乐焕便是傅斯年的堂侄。
傅氏家族到傅乐焕父亲这一代时，已经没落了，在这种情况下，傅乐焕的父亲举家前往济南，投靠岳父张家谋生，傅乐焕的外祖父张英麟是济南著名的豪绅，然而，随着军阀混战，靠生意发家的张家也渐渐不支。
像傅氏这样的人家，即使没落，也带着先人所留下的优越感，即使再困难，也不会向亲戚求助，更不能把困难透露给外人，怕有失家族的体面，只能悄悄地变卖家中的物产，在物质和精神的巨大压力之下，傅乐焕的父亲一步步走向绝望。
1929年年关将至，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傅乐焕的父亲独自来到济南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小卖店，用身上仅有的三元钱买了二两白酒和一包花生米，微醺过后，傅乐焕的父亲借着酒劲来到碎石铺的路基上，卧轨自杀。
这一年，傅乐焕只有16岁。
父亲的离去让傅乐焕的人生充满了未知，果不其然，初中毕业的他无力再读，远在北平的傅斯年听到这个消息，念及同族之情将傅乐焕叫到北平，以勤工俭学的名义让傅乐焕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语所抄写员。
对于傅乐焕来讲，这份工作并不轻松，除了仔细谨慎之外，还需要协调好与傅斯年以及他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自父亲离开之后，傅乐焕成熟了不少，再加上他是个聪明伶俐且刻苦努力的孩子，逐渐得到堂叔傅斯年的赏识，获得进入北平私立立达学校高中部就读的机会。
傅乐焕是个有志气的孩子，他没有让机会从自己身边溜走，于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学习期间，除了完成学校规定的功课之外，傅乐焕还需要经常去堂叔傅斯年家照料家务，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
据傅乐焕的同学严薇青回忆：
“等我看过出屋的时候，乐焕小心翼翼地又仔细检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进屋的痕迹，而后才把门关好。傅斯年的卫生间在院内西南角上一座小屋里，也是抽水马桶。由于没有暖气没备，屋里生着炉子。在我用过并冲洗之后，乐焕又重新冲洗、检查一遍。”
从严薇青的回忆来看，傅乐焕在堂叔傅斯年家过得一定是谨小慎微，当然，这也可能与傅斯年的性格脾气有一定的关系。
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傅乐焕应聘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抗战全面爆发后，傅乐焕随研究所辗转于长沙、重庆、昆明等地，从事语言研究工作，1947年，傅乐焕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留学，继续从事契丹、蒙古及中亚民族史的研究工作。
1950年，傅乐焕凭借《捺钵与斡尔鲁朵》一书，获得博士学位。
1951年，傅乐焕拒绝了各方面的利诱，排除各种干扰，毅然回到国内，先是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随后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在研究部和历史部工作，担任历史系副主任等职务。
1966年，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华大地，傅乐焕成为中央民族学院最早被打倒的人，除了学术上的“反动”之外，更紧要的是他与傅斯年之间的关系。
傅乐焕头上突然多了很多帽子，比如说“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潜伏在人民内部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府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连续不断的批斗，写不完的检查，接踵而至，傅乐焕还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押起来。
傅乐焕不堪其辱，身为知识分子的他有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士大夫的气节，1966年5月，在一个初夏的黄昏，傅乐焕从被关押的小屋中逃出，直奔早已选定好的陶然亭，纵身一跃入湖中，勇敢且无奈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