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苗耕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陆苗耕 上海奉贤人；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65年8月进入外交部，先后担任外交部非洲司处长、参赞；1980年后，被派往非洲从事外交工作，先后担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研究室主任、中国驻南非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驻开普敦首任总领事，长期研究非洲和从事对非外交工作，并亲历中国与南非建交的历程；结合自身经历，先后为《人民日报》《外交评论》《国际问题研究》《西亚非洲》等报刊、杂志撰写过数十篇文章，并有多部著作出版。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出席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图为会场中的中国代表团席位。（图源：《元帅外交家》）

元帅外交家陈毅与非洲国家接触始于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当时周恩来总理作为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首席代表，陈毅副总理作为代表，会议期间与非洲国家代表团进行了初步交往。

1958年陈毅兼任外长此后与非洲国家交往日益增多，除了热情接待到访的非洲代表团和友好人士外并多次亲自前往非洲访问，为我国第一代重要领导人涉足非洲次数之最。1963年12月上旬，他赴肯尼亚参加盛大的独立庆典，并直接从内罗毕飞往开罗，陪同周总理首次访问非洲十国；1964年11月访问阿尔及利亚和阿联；1965年6月赴阿尔及利亚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外长预备会议；1965年9月访问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

陈毅副总理与非洲国家交往中，显示了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元帅外交家的崇高胸怀和豪爽性格，以及对非洲人民的深厚情谊，赢得了非洲人民的钦佩和赞扬。他为中非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陪同周总理访非为珠联璧合的典范

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于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首访非洲十国，这是新中国与非洲交往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是我国第一代领导人开拓对非工作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中非友好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毅元帅深知此访的重大意义，全身心投入，日夜操劳。他对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和风格有着透彻的理解，并努力身体力行。两位领导人对贯彻我国的对外政策保持高度一致，共同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我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倾注了大量心血。

两人在具体的对外活动中总是高度默契合作，堪称“珠联壁合”的典范。周恩来视陈毅为知交战友，十分尊重、赞赏；陈毅将周恩来奉为学习楷模、“外交老师”，同时陈毅身上又透出独特的元帅豪爽气质，显示其外交上的睿智、幽默、风趣，经常博得人们的赞赏。在访问过程中，两位伟人合作默契、并肩携手的生动事例不胜枚举。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受到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欢迎。

两位领导人都热切期望与非洲民众广泛接触。周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受到阿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从机场至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在20多公里长的道路两旁，30万群众夹道欢迎，建筑物上挂了周恩来和陈毅的巨幅照片，沿途楼房的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周恩来和陈毅只能从轿车的窗口伸出头和手去向欢迎的人群握手致意。

周总理赞赏地说，进城才一年多的阿尔及利亚政府组织群众的能力这么强，这是了不起的。陈毅深有同感，即以军人的口气笑着说：“在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领导干部就是不一样噢。”周总理遗憾地说：“阿尔及利亚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啊！”陈毅坦率地表达同样的看法，脱口道来：“这样坐车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

原来，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在法国本土阴谋组织对戴高乐的暗杀活动，在阿尔及利亚也有残余活动，所以不同意周总理访问时坐敞篷汽车。

后来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共同要求下，同意他们在对外活动时，凡遇群众夹道欢迎，可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为能同阿人民群众直接接触感到非常高兴和满意。

两位伟人在对外活动中充满睿智和风趣。在访问摩洛哥时，摩国王哈桑二世在举行盛大的国宴后，又让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留下品茶。期间，他问到了中国飞机、导弹生产情况以及固体燃料的前景等等，陈毅副总理一一作了答复，紧接着国王突然笑着说：“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怎么办？”显然国王在巧妙试探中方对国王抱何种态度。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听了，不约而同地都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自然地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嘛，开个会商量商量嘛！”陈毅进一步笑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朋友，可邀请他参加开会。”周总理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三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就是这样地高度默契、融通一致，谈笑间将国王对中国的不了解和疑虑自然地消融了。两位伟人向我们展示了多么高超的外交智慧和艺术。

两位领导人肝胆相照，以大无畏气概发展中非友谊。在访问几内亚时，杜尔总统非常热情友好。几方向中方提出杜尔总统亲自陪同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到远离首都的金迪亚地区参观，中方只要带一名翻译，去时乘车，回来时坐直升飞机。

中方打听到，直升飞机是苏联制造的，驾驶员是从捷克来的，加上几内亚国土大部分是高原和山地，在热带气候驾驶苏式直升机（为适应寒带飞行而设计制造的）具有一定危险性，真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中方就以安全为由，不同意乘直升机回来，还是原车返回。但几方总统执意不变，认为这可减少坐长途车子的疲劳。

代表团把意见反映给陈毅副总理。陈毅率直地说：“此事由总理定，总理坐，我也坐。”语气中充满着同周总理患难与共、临危不惧的浩然大气。周总理获悉后，明确说：“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坐，我周恩来为什么不能坐？”表示“客随主便”。

外地参观结束后，杜尔总统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及一名翻译同乘一架直升飞机返回首都，直到飞机安全降落了，大家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也深深地敬佩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是多么地尊重非洲国家领导人啊！

他们为了培育中非友谊，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两位领导人在对外交往中谦和磊落，坚持顾全大局、求同存异。他们的外交魅力常常打动对方。

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突尼斯与总统布尔吉巴（左三）合影。

周总理在访问突尼斯时，尽管突总统布尔吉巴多次向中方表示异议，甚至发表批评意见。周总理不生气，反而感谢说“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有话直说”，并且耐心地向对方解释疑虑。布尔吉巴被周总理说服了，最后感动地说：“我同意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访问结束前，两国在《联合公报》中正式宣布中突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摩洛哥时参观茶糖公司。

陈毅副总理在摩洛哥国王举行的盛大宴会上与国王弟弟——一位19岁的亲王同桌。这位亲王放言无忌，批评中国对外政策太强硬，称中国这么一个伟大国家不应如此等等。旁边几位年长的摩洛哥大臣很担心，几次想劝阻他。陈毅副总理听后不恼怒，反而表示欢迎年轻人的坦率，并耐心地向亲王解释中国的外交立场，对方的固执态度逐渐缓和。

宴会结束告别时，亲王温和地说：“元帅阁下，我很年轻，而你很有名望，经验很多，我讲的话请你不要见怪。”他还坦诚地表示：“当初我们能够复国独立，跟你们帮助越南人在奠边府打败了法国人有很大关系，所以要感谢你们。”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会见时的场景。

两位领导人在访非过程中，都非常尊重所访国参加接待的普通工作人员。在中国领导人下榻的加纳首都阿克拉国家大厦，曾接待过东西方许多国家首脑，但从未有过像中国总理、元帅与工作人员如此平等相处的事，以至吃饭分不清身份，上菜上错了。陈毅副总理说：“没有关系，我们在国内都是平等的，只是职务不同。”

临别前，中国代表团又举行一次特别的宴会，将宾馆服务人员都请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自向他们敬酒。他们感动得流泪，激动地说：“不敢想象像周总理、陈毅元帅这样身份的贵宾竟向我们‘卑贱的人’敬酒。”有人说：“这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周总理访问非洲国家日程很紧，经常是领导人会谈、宴请、群众集会记者招待会、重要参观等活动排得满满的。陈毅副总理除参加有关重要活动外，还分担其他工作，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在陪同周总理看望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后，往往留下来作报告传达中央方针政策、介绍国内外形势和出访情况等等。他生动风趣的演讲，总是博得人们的阵阵掌声。

在访问最后一站索马里时，陈毅副总理用两个晚上（7个小时）向使馆同志作报告。他满怀喜悦地说：“我们看到了一个觉醒的非洲，一个革命的非洲，一个前进的非洲。非洲人有自豪感，对自己命运有自信心，不像过去那样站不起来。他们产生了新的领袖和干部，产生了伟大的群众运动，不再跟着帝国主义和大国的指挥棒来考虑问题，而是根据自己整个大陆的翻身来考虑他们的建设，就像1949年解放了的中国一样，这是一种革命的苏醒！”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索马里。

周总理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群众集会上讲话中提出了“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的英明论断，陈毅讲话以生动的语言加以诠释，使馆同志获益匪浅。代表团成员、负责起草重要文件和讲话稿的著名外交才子乔冠华兴致勃勃地听了报告，并特别高兴地说：“将陈毅副总理这两个晚上的讲话整理出来，这次出访总结的初稿就有了嘛！”

力主第二次亚非会议在非洲召开

第一次亚非会议的“万隆精神”对推动亚非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产生了极大影响。经过一段时期的磋商、酝酿，亚非国家准备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普遍希望会议在非洲举行，时间安排在1965年。中国政府完全同意上述想法。1964年4月10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就讨论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事宜举行亚非国家外长会议，陈毅被东道国点名邀请与会。

陈毅抵印尼后，努力了解会议动向，多数国家认为，第二次亚非会议应该在非洲国家召开，体现亚非两大洲国家相互合作的精神。陈毅同时了解到东道国总统苏加诺主张第二次亚非会议地点仍在印尼，时间放在今年。陈毅为使会议顺利进行，便积极做东道国的工作，迅速拜会苏加诺总统，进行劝说：“总统阁下如果主张第二次亚非会议在非洲开，就是支持了非洲的斗争，顾全大局，表现了政治家的风度，证明你无私利打算，去发言就响亮。”

陈毅讲话立意新颖，理由充足，寥寥数语，非常自然地打动了对方。苏加诺总统觉得很有道理，同意了在非洲召开，但时间上仍主张今年。接着，陈毅采取摆实际情况的做法说服对方。他说：“今年7月有阿拉伯首脑会议，8月非洲首脑会议，10月不结盟国家会议，以后又有英联邦会议和联合国大会，国家领导人长期在外开会怎么行呢？”

陈毅看出苏加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便进一步劝说：“亚非会议和不结盟会议不应互相竞争，而应该互相补充，即使竞争也不必用抢先开会的办法……”陈毅循循善导的说理终于让苏加诺松口道，时间问题还可以商量。

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议现场。

在会议地点、时间问题解决后，又出现了新的障碍。印度代表在会上突然提出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陈毅从容应对，采取了既坚持原则又注意灵活机动的策略。

他明确指出：“苏联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地理常识，苏联在联合国也从未参加亚非集团活动。中国反对邀请苏联，是为了维护万隆精神，维护亚非会议原则。如果屈从于某些大国的压力而放弃原则，将使我们亚非会议蒙受耻辱。”

陈毅的讲话句句有理，铿锵有力，绝大多数国家代表都表示赞赏和同意。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陈毅又做一些国家的工作，指出要从亚非团结的大局出发，主张作些让步，防止印度代表退出会议。

最后筹备会采纳了陈毅提出的方案，照顾了印度方面的面子，以未达成一致意见为由，“苏联与会问题”不列入首脑会议议程。大会秘书长、印尼副外长高兴地说：“对陈毅元帅在本次会议中为维护万隆会议所作的贡献，对他民主地顾全大局的精神，我们要行脱帽礼表示感谢！”

【出处：《共和国外交往事》（2011年8月出版）

作者：陆苗耕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凡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