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封建社会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如何救亡图存，唤醒这只东方的雄狮，牵动着无数中华儿女的心。

乱世，自然不乏先驱者的出现，在摸索中成长，是我华夏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孙中山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当人们还在纠结，该如何将濒临破碎的满清统治缝补升华时，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一个新思想，那便是：起共和而终帝制。举起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

这一思想，是孙中山先生在实际行动中摸索而来，从“医人”再到“医国”，再到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证明了一点：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和共和国的主导思想是正确的。

虽然胜利果实被窃取，但依旧影响不了孙中山在近代史中的地位。

对于国家的未来走向，孙中山也有自己的看法。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城的建设相当重要，选址更是讲究。虽然抛开旧时代的“帝王之气”不谈，可一个都城的地缘位置，亦能和一个国家的天花板产生关系。

孙中山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曾谈到关于建都的问题，也曾大胆作出预测，中国若是选址这三座城市建都，有望称霸亚洲。

都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其重要性将不言而喻。在封建历史时期，一个都城的位置，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定以及国家未来的发展。

细细品味一下，建都于西安的王朝，是不是在对外方针以及整个统治期间，展现出来的都是强硬与霸气的居多，参考当时的秦国。

而在河南建都的王朝，是否多在安逸中变得“软弱”。最具代表意义的便是大宋，皇帝生于深宫之中，整体表现出来的也是弱。

当然，展现出这样的规律，自然背后存在着某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在其中。但也再次向世人证明，都城的选址确实关系到国家的兴盛发展。

那么，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对于都城又有哪些看法？

在1897年，孙中山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曾聊过关于建都选址的问题，当时提出的观点即：一都四京。

这里的都指的是武昌，而四京指的便是南京、重庆、广州、和北京。

按照孙中山的理解，武汉位居“天下之中”，是多个省市的水陆要冲，又是国家的粮食基地，最应该作为国都。

北京地区是控住满蒙，守住华北平原的绝佳之地。而南京则左边靠武汉，右边保上海，北望江淮而向南俯视闽浙。重庆扼守四川盆地，是西南重镇，广州坐镇岭南，海洋交通便利。

后来孙中山在回国之后，同章太炎谈及此事时，初衷未曾改变，又新增了两个地方。一个是伊犁另一个是伊犁。

在上文提到，武昌即武汉市的武昌区，武汉作为水陆交通要道，位于国之中心，居之可以辐射全国，在此建都即可轻松掌控调动全国资源，从而更好维持南北方的平衡。

国都的选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着实是起到不同的作用。明朝用国都来拱卫边疆，有了“天子守国门”之说，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作出的有利选择。

武昌居于中原腹地，应对战争时，进可攻退可守，协调资源便捷，交通便利，拥有极强的防御纵深。

但是武昌地区也有着很大的缺点，那就是没有天险可依，地势低洼，如果这一点被敌人抓住，逆境翻盘能力较弱。

而且，本部居于武昌，则西北领土以及东北地区则会被沙俄虎视眈眈，武昌的劣势也就被放大开来。所以，孙中山对于武昌定义为“谋本部”。

所谓的藩则还是来自于西北地区的风险，颇有“天子守国门”之风骨。西安在华夏文明发展中的地位，自然无需赘述，多个朝代均定都于此，而且展现出“嘎嘎硬”的作风。

制衡西北藩国，抵御来自于沙俄的压力，西安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

西安作为西北重镇，其意义也仅限于此。对北部地区掌控有余却对南部地区心有余而力不足。东南沿海地区作为经济支撑，却无法得到有力保护。

南部沿海地区又成为了国家的薄弱点，一旦被攻破，国家的南部地区则会陷入内乱当中。

因此，西安作为备选都城的话，需要和国家整体的布防以及国际局势有关，谋藩镇还是镇江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定都伊犁则便于问鼎亚洲。当国家兴盛，有制霸亚洲之意时，伊犁则是最好的选择。在地图上来看，伊犁居于亚洲中心。

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解释：定都于关中地区，制衡抵御新疆地区就已经足够了，如果想要称霸亚洲，就显得狭窄，缺乏足够的纵深，而伊犁地区则是最好的选择。

当东方的雄狮被唤醒，国家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拥有足够的实力来保护东南沿海，有问鼎亚洲之志时，伊犁则成为最好的选择。

此举不可贸然而进，只有当国家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放眼亚洲时才可。当然孙中山提出的这一构想，也并非空穴来风，细细品来也是有理有据的。

孙中山先生预言，对于都城提出“一都四京”的构想，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验过。在民国时期，辛亥起义成功之后，便定都于南京。

后来，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定都于北京。在公元1925年，为了对抗北洋军阀，还短暂地将广州定为临时都城。

在抗日战争时期，南京丢失之后，重庆还担任了一段战时陪都。这些地区，基本是围绕着孙中山先生“一都四京”的构想来应验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慎重的考虑，将都城建立在北京。也是属于“四京之一”，如今中国在稳步崛起，人民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不得不说，时代发展瞬息万变，孙中山先生虽然没有预见未来，但其提出的战略构想在当时也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