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份，徐光英老先生在香港离开了人世，那时候他已经85岁高龄。为了妥善处理他的后事，党中央有关部门特地派人前往香港协助办理丧事。
对于这事儿，挺多人觉得挺纳闷儿，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徐光英他以前当过国民党的大官儿。新中国成立前，他就跑到香港定居，一直到去世。这么个身份背景，咋死后还能让我党这么看重呢？
中央这样的布局，很明显地表现出徐光英这人非同小可。在我们党过去公开的那些资料、档案里头，根本找不到他担任过什么职务的记录，这正好反映出他真实身份挺特别。
徐光英1898年在广东潮州出生，19岁那年，他跑到法国半工半读，专攻军事。在那儿，他碰上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慢慢地，他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徐光英思想开放，学习也挺给力，后来在西班牙进修时，还拿了个“陆军博士”的学位。
1921年的时候，他参与了法国共青团支部的创建，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到了第二年，他就正式入了党，挑起了宣传工作和工人运动的担子。他算是那会儿最早加入我们党的几个年轻革命家之一。
1926年开头那会儿，徐光英在莫斯科的学习任务完成后，就接到命令回到上海搞革命。他是中央军委头一批的成员，军事本事过硬，所以就成了我们党搞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头人和出主意的人。
从1926年10月起，他陆续参与了上海的三次工人大暴动，还有南昌、广州以及白色地区的起义，在军队里头，他的地位紧跟在叶挺和叶剑英之后。这么个本该大有作为、满心热血的革命战士，咋就后来变了心，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呢？
据说，徐光英之所以离开党组织，是因为他先后挨了两次重罚，还有一次是被冤枉的。
1927年广州起义闹得挺大，事后广东省委觉得起义失败跟几个头头有关，徐光英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他被踢出了党。但后来党中央看了看情况，觉得这事儿得重新琢磨琢磨，就给纠正过来了。
在接连挨了两次处分之后，正好碰上百色起义那会儿，徐光英接了广西大官俞作柏的活儿，去买军用飞机。可惜这事儿没办成，起义也垮了。他呢，挺讲信用，把钱一分不少地还给了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但这么一来，中共广东局上头的人开始嘀咕他了。虽说后来俞作豫站出来给他说了好话，证明他没问题，可党组织还是觉得，他当时要是直接把钱给红七军就好了。这样的误会，让徐光英心里头别提多憋屈了。
1930年，他到了香港后，就加入了邓演达和朱蕴山带头的“第三党”，这之后他就离开了我们党。抗战那会儿，他还当过国民党南宁的警备司令等一些官职。一直到1947年，他才又回到了香港。
上面我讲的就是徐光英大概的人生路子。看上去，他选择退出党，是因为失望和无奈到了极点，这也让很多人觉得，他没守住一开始的信念。但其实，有几个关键点能反映出，徐光英离开党后的那些决定，没那么简单。
首先，在1947年去香港之前，他已经在国民党军队里混到了个不小的官儿，支持蒋介石那肯定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听说啊，戴笠飞机失事后，徐光英说是自己看清了局势，然后就赶紧申请退伍了，但这理由听起来实在是有点站不住脚。
再者，徐光英那时候是独自一人去的香港，没带上家人。他当过那么多年官，不可能不明白把老婆孩子留在老家可能会遇到啥麻烦。要不是有啥说不出的苦衷，或者心里有底，他干嘛要在走之前特地去修那个纪念爸妈的“念慈园”，还把自己的1岁小儿子交给老婆彭碧吟呢？
第三，说到1950年的土地改革，那时候地方政府把徐家给贴上了“官僚地主”的标签。可徐光英一死，没多久，潮州市人民政府又突然改口，说徐家其实是“港澳工商业户”。这变化也太快了，让人一头雾水，根本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讲得通的理由就是，徐光英当年可能是借着外界对他不太友好的评价，悄悄加入了最隐蔽的革命队伍。外界那些猜测和误会，反倒让他离开党组织的行为显得合乎情理，这样一来，他的地下工作就更加安全隐蔽了。说到家人的安排，徐光英把他们留在大陆，这正是他对党组织绝对信任的表现。
多年后，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这本书里，也提到了这些事情，给它们提供了证据。
徐光英跟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并肩作战过，他是我们党里最忠心耿耿的战士，还是个不为人知的英雄。他理应受到大家的尊敬，他的名字会永远留在历史书里，被大家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