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阿幸（化名）早上8:00骑单车到图书馆，8:30坐在惯常的角落里，拿出文件夹，选几本书，打好水，开始刷手机。
先刷短视频，再玩游戏，最后打开招聘软件，通常都是失望的退出，退出前再发几份简历。
11:30，阿幸就会出门吃饭，他说错峰出行很重要。下午继续这样度过。
18:30，准时“下班”。
这是阿幸失业三个月来的“工作”日常。
免费场地，免费供水，还有空调，安静不被打扰，阿幸觉得图书馆是他裸辞后的唯一安慰。
裸辞前月薪8000的阿幸，没想到工作会这么难找。
本想裸辞去寻找人生的旷野，但却把日子过得像旷工。
因为不想让家里人担心，到现在他也没告诉家人自己没了工作。
索性每天继续严格按照作息时间出门上班，下班回家。
有时甚至会“加班”，假装自己还是很忙。
“图书馆里有两个人，我觉得可能跟我一样，也是在假装上班，但我们从来不交流，彼此有默契”阿幸下班后跟我说了当天最后一句话。
试图通过生活的变动触发重启人生的按键，最后什么也没找到，这是社会人的痛。
23年6月，统计局公布的青年失业率停留在21.3%，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也是连续三个月突破的新高。
24年，新的一批大学生新鲜出炉，又会诞生多少位“阿幸”，每天在忙着“上班”呢。
假装在工作、假装在努力、假装在进步，用看起来十分“正确”的行为，读书，健身，旅行……来填充突然的空闲，却总会怀疑当初的决定是个“错误”，这背后大概凸显的也是一种无力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