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民族对白色的尊崇，可能源自其深远的游牧文化。白色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无论是羊群、云朵、乳汁还是奶酪，都是纯洁与吉祥的象征。
元朝内府在挑选日常用瓷时，也体现了这种偏好，他们选择了白瓷作为首选。天历年间的这批瓷器，每一件白色作品都刻有“内府”字样，彰显了其特殊的身份。这些瓷器以其素雅的肌理、明亮的光泽，展现了材质的纯净与工艺的精湛，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反映出使用者在欣赏时能够感受到的文化内涵与生活哲学。
“内府”瓷分为两大类：大型饮食器与精巧透明的日用白瓷。大型饮食器特征为表面常有凸起的龙凤纹、花鸟纹、八宝纹、蕉叶纹等图案，器型硕大、规整，做工精良，胎白釉净。日用白瓷包括盘、碗、杯、碟、壶、洗、花瓶等，部分碗和花瓶配有可转动的白瓷底座，表面洁白，或有凸起的龙纹、花鸟纹图案，内壁有暗花“内府”铭文，底部全部凸起一个篆体“官”字。透过瓷器可见龙飞凤舞、亭台山水、人物栩栩如生的景象，包括准备沐浴的裸体少女、下身裹着长纱的美女、坐在浴盆里的女人、沐浴后手握湿发的女人等画面，以及男女性生活的场景。
从瓷器的感官分析，这种瓷具备宋代景德镇影青瓷的特征，这类瓷器展现出了典型的温润、薄透的质感。在透光下，胎体上的手指印清晰可辨，这标志着其独特的地方制瓷工艺。元代御窑厂沿袭并发展了宋代的影青制作技艺，得益于技术和人才的双重优势。元代工匠对提升影青瓷的透光性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他们创新地将传统的瓶外釉下刻花技术转变为瓶内壁釉下印花，以此追求更为精致的艺术效果。
从瓷瓶内的画面分析，可以看出画家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宫廷生活的赞美和对民间生活的真实反映。画中人物所处的环境装饰华丽，如粗大的廊柱和精致的地毯，与社会上流传的庸俗画作有本质区别。在中国古代，以男女关系为主题的画作被称为春宫图，也称为秘戏图，这类作品主要作为性教育的工具，并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中国古代春宫画主要以工笔和彩绘为主，有些作品则绘制在瓷器上或以浮雕形式出现在青瓷之上。这些作品通常以画卷和册页的形式制作，以便欣赏和收藏。
关于元代白瓷瓶内绘画的作者，经分析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出自中国宫廷画家之手，另一可能是西域工匠的作品。
史料显示，元代画家赵子昂，即赵孟頫，有条件在元朝内府进行写生作画。作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赵子昂不仅是元代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还是受到元朝皇帝忽必烈重视的大臣，历任集贤直学士和翰林院学士承旨。他的山水、木石、花竹、人马画作精致细腻，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史籍中还明确提到他曾绘制十二幅春宫图，若白瓷瓶内的画作是他的创作，将是中国美术界的宝贵财富。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画作可能出自景德镇御窑厂的西域工匠之手。这些工匠继承了欧洲古典艺术传统，其作品以写实性著称，并受到了广泛赞誉。因此，元瓷上的绘画也有可能是他们的贡献。
公元前六世纪以后，陶瓷制作技术在希腊广泛传播，希腊人在陶器上展现了他们的绘画才华。他们以希腊神话和日常生活为灵感，创作出两种独特的瓶画风格：黑绘和红绘。黑绘技术是利用黑色釉料勾勒图案，保留陶瓶本色作为背景，再通过刀具细致刻画形象的轮廓与结构。例如，《阿克琉斯与埃阿斯玩骰子》这一作品，便是采用黑绘手法绘制在双耳陶瓶上的。该作品以其人物造型的精细、动态的生动表现、线条的流畅性而被视为陶艺的杰作。尽管古希腊的原绘画作品稀少，但通过这些保存下来的瓶画艺术品，我们仍能够窥见当时的艺术风采。
元白瓷内壁的人物画与古希腊瓶绘艺术风格相似，均通过简约线条生动描绘人物形态与神态。景德镇的西域工匠在有限的元瓷花瓶空间中展现了他们的绘画才华，这一现象是合理的推论。
在中国古代，人体绘画很少被视为高雅艺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人体和性文化的态度相对保守。相比之下，西方文化视人体和性为生活中美好且值得艺术表现的元素，这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在这方面的显著差异。
在历史的长河中，当一个王朝足够强大自信时，它一定是开放的。这种开放不仅体现在乐于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更在于敢于借鉴和吸收他国文化的精髓，以丰富和发展自身的文化。
唐朝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作为当时全球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枢纽，唐帝国的繁荣昌盛至今仍可通过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青釉凤首龙柄壶得以窥见。这件瓷器不仅是唐代工艺的杰作，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实证。凤首和龙柄的设计体现了中国元素，而壶身的造型和凸起的裸体人物装饰则显现了西域艺术的影响。
继唐朝之后，元朝的疆域更为广阔，其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开放程度也有所增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景德镇瓷艺的迅猛发展和创新成为了必然。
中国元朝在外国人眼中是声望显赫的，即便在成吉思汗逝世800年后的21世纪，一些国际出版物在编制世界名人排行榜时，仍然将“成吉思汗”列于亚历山大、拿破仑和彼得等大帝之上。美国权威媒体《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更是将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
元朝，由忽必烈建立，其影响力和魅力吸引了众多外国人。他们通过《马可·波罗游记》领略了元朝的强盛与繁荣，以及元朝皇宫的奢华。在马可·波罗笔下，忽必烈是统治史上臣民最多、疆域最广、财富最丰富的君主。
元朝的精美影青薄胎生活用瓷，为后人全面了解元代宫廷生活提供了宝贵的依据。这些小花瓶的艺术价值不亚于唐朝的凤首龙柄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