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
本文收入严迪昌《清代文学史案》。该书为严先生遗著，经其弟子整理后出版，分为“遗民心谱”“朝野离立”“流派消长”“风雅总持”“人间世相”“八旗人文与闺秀才人”六编，收文三十余篇，涉及清代的诗、词、文、戏曲、小说等文体。另有其弟子所撰导读、年谱等，便于读者了解其生平与学术。
严迪昌（1936—2003），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文学评论家，生前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发表论文百余篇，专著有《清词史》《清诗史》等，编撰《近代词钞》《近现代词纪事会评》等，合编《全清词·顺康卷》《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等。获全国优秀教师、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夏承焘词学研究基金一等奖等荣誉。
《清代文学史案》，严迪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11月版。
孔尚任（1648—1718）以一部《桃花扇》传奇享誉于世，与《长生殿》作者洪昇齐名并称“南洪北孔”。
据金埴（1663—1740）《不下带编》卷二载述：“今勾栏部以《桃花扇》与《长生殿》并行，罕有不习洪、孔两家之传奇者三十余年矣。”[1]
以康熙三十八年(1699)《桃》剧“三易稿而书成”并上演算起，“三十余年”已是雍正末年、乾隆初元之际。所以金氏在其另一部笔记《巾箱说》言及康熙五十六年（1717）秋去曲阜访见孔氏并索观剧本时曾题二绝句于后，其二应系记实：
两家乐府盛康熙，进御均叨天子知。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2]
金埴还写到读《桃》剧“至香君寄扇一折”，由衷赞佩：“真千古新奇之事，所谓全秉巧心，独抒妙手，关、马能不下拜耶！”而当其“一读一击节，东塘亦自读自击节”。东塘，孔尚任之号。
《不下带编 巾箱说》
如果金氏所言不虚，那么孔东塘直到病故前数月似仍沉浸在十七年前曾有之快慰与激动中。《桃花扇本末》中有云：
庚辰四月，予已解组，木庵先生招观《桃花扇》。一时翰部台垣，群公咸集；让予独居上座，命诸伶更番进觞，邀予品题。座客啧啧指顾，颇有凌云之气。[3]
庚辰，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是年三月中孔尚任被罢官。
木庵乃李柟之号，柟（1647—1704），江苏兴化人，著名遗老李清（1602—1683）之子，时官左都御史。李清以史学著称于世，尤谙南明弘光朝事，著有《南渡录》《三垣笔记》等。
孔氏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秋奉派随孙在丰治河疏浚入海事，在维扬四年曾驻兴化，与李清从弟李沂（艾山）、李淦（若金）等多有诗文之酬，并饱闻南都旧事，故与李柟称世交。而柟以家学言，其对《桃》剧兴趣不匮，视为“围炉下酒之物”亦情理中事。唯其相互间能有会心处，东塘始“颇有凌云之气”。
孔尚任邮票
作为“先圣六十四代孙”，孔尚任每以“鲁儒”自命，而且“必求有益于身心，有益于经济，而不但为辞章训诂之儒，则仆之深愿”[4]。即使治为诗事，不失孔门“家学”，也以“究微言，阐妙义”为尚，所以其曾喟叹：“不知仆之苦心，著于篇章，仅十之一耳。泛泛酬应，日不暇给，止附于风雅之末，则仆所大为愧恨者也。”[5]
以“附于风雅之末”为大愧恨之“鲁儒”，曾“取少陵《幽人》诗而以‘孤云’题草堂”的孔尚任[6]，对红毡毯上大演其所著《桃花扇》一剧竟“颇有凌云之气”，且直到垂暮之年依然自我“击节”不已，足见此中寄有其“微言妙义”之苦心在。
然则孔氏苦心经营“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之传奇，此“旨趣”与“义”究属何解？“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孔尚任“惩创”之指向为何？欲“救”者是何事何种现象？即其“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之苦心孤诣究竟为的什么[7]？换句话说，孔氏俯仰今昔“既为今人耽忧，又为古人耽忧”之“史心”及其在《桃》剧中之《春秋》大义应怎样读解？
《〈桃花扇〉接受史》，王亚楠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版。
三百年来对《桃花扇》之研赏似足可集成一种专题学术史，近数十年间论析尤多。众多研赏论析自不乏灼见，唯于《桃》剧主旨所寓“史心”则众说纷纭。
关于侯方域、李香君之“儿女钟情”事，《试一出·先声》借老赞礼口已言之甚明：“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8]
“借”之必须，缘“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则不传”，《小识》交待甚详；金埴所谓以之“为一部针线，而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云，亦属知者之论。
但金氏所云“借血点作桃花，红雨著于便面，真千古新奇之事”[9]，究“新奇”什么？也即《小识》中“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之“不奇而奇”怎样辨认？
孔尚任在《凡例》第一则说：“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观者当用巨眼。”[10]
然而，“写兴亡之感”已有明示，《小引》亦已言之在先：“《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凡此焉用“巨眼”以识此“珠”？
《桃花扇》介安堂刊本
《桃花扇》既然不是儿女情缘剧，金埴诗所云“不知京兆当年笔，曾染桃花向画眉”之类考索固无必要[11]，于是“南朝兴亡”即“明朝末年南京近事”自必成为中心话题，探究焦点。
一涉“兴亡”命题，最易联系《桃花扇本末》中“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灺酒阑，唏嘘而散”这段话；于是，“兴亡之感”与“故臣遗老”唏嘘声中，孔尚任被结撰为怀有一段“遗民情结”者，从而《桃》剧具有强烈故国之思或民族意识必也成为主题说之热点。
由民族意识引申成爱国思想又招致持异议者批判孔氏“赞圣道而辅王化”，其实此仍属“兴亡之感”推导成的遗民情结之负面效应。挞伐东塘丧气节而顺应新朝统治秩序，岂非正是责其少此情结？[12]
游离特定的时世人心与人文生态以论文学史事必扞格缠绕不清。孔尚任生于清顺治五年，此前朱明王权之倾覆对孔氏家族未有直接创伤。
其乃曲阜先圣人裔族，“夏夷大防”固是世传训义，然“修、齐、治、平”信念尤所传习；何况就年代言，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三藩”乱定，台澎收复，清廷“武功”渐戢、“文治”已启，鼎定格局已是不移。
《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
不能忘情仕途原为儒生谋展身手于“治、平”抱负的习常行径，所以其捐纳入国子监应可理解；《出山异数记》缕述康熙驾幸曲阜、祭奠孔子时对其“贯五经”之嘉许并获致殊遇的惊喜，从而颂圣感恩亦合当时情理。凡此似无需深文以计较的必要。
必须鉴辨者为孔氏“写兴亡之感”的“感”的具体而又特定之内涵。即应辨析诸如在《本末》中所说从舅翁秦光仪处“得弘光遗事甚悉”，“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之经证实的“遗事”[13]，究属哪方面事？
他在维扬地区实仍在“证”此“遗事”，康熙二十七年（1688）初其《与余淡心》信中云：
仆乘槎湖海，风雨劳劳，乃不敢以泥涂之人，重自菲薄。每谒诸前辈长者，搜讨旧闻，用拓鄙识，实欲接踵先正，振起家学。[14]
此信中“搜讨旧闻”也就是证悉“弘光遗事”，诸前辈当即指兴化李氏群从以及泰州黄云（仙裳）等。倘若兴亡“遗事”纯指君主昏庸、貂珰擅政，此属世人皆知、人神共愤者，何需广证博搜，“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15]？
《桃花扇资料汇编考释》，王亚楠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版。
至于“儿女钟情”事，《凡例》正与“朝政得失”之“确考时地”相对言，所以其向著《板桥杂记》之余怀（淡心）请教的也不属儿女悲欢聚散一类史实。
孔尚任在文序、书信中屡屡言及“用振家学”、“振起家学”，此“家学”无疑指对寓微言大义之《春秋》史学传统，因而他恪守“信史”原则而勤讨广证以求不乖。
所以，孔氏借事以写“兴亡之感”乃一种历史感，一种广义的史鉴感，并非特定之“家国兴亡之感”，如感悼明室之亡。
他这种“兴亡之感”既意在借鉴，也即前事不忘以为后师之史观。唯其如此，故曰“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
那末孔尚任念兹在兹之“遗事”、“旧闻”指什么？已成亡逝之弘光朝无可救亦无需救，其于盛世新朝欲“救”的“末世”弊象是什么？
细审《桃花扇小识》这一写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纲要式文字，中有“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云[16]。
梁启超批注本《桃花扇》
余孽，“魏阉之余孽”自是指阮大铖辈，隳“帝基”之三大罪孽中“进声色，罗货利”，何朝没有？“结党复仇”则诚为明末以至残明的一大恶政，在“明朝末年南京近事”中最为有识之士切齿之败坏“帝基”事。
对于“党祸”，夏完淳之父夏允彝先曾作《幸存录》，以为明末南北二京之陷没，皆由东林与非东林之争斗，无和衷共济时艰的气度宏量。
前面提到之兴化李清的《三垣笔记》，褒贬美恶贤否时即一准夏氏观念。对此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九《跋〈三垣笔记〉后》有评曰：“映碧先生《三垣笔记》最为和平，可以想见其宅心仁恕。当时多气节之士，虽于清议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祸。使皆如映碧先生者，党祸可消矣。”[17]
孔尚任到兴化滞留时，李清卒不久，对《三垣笔记》及有关史事必多有闻见，“每谒诸前辈长者，搜讨旧闻”，所言即此“旧闻”，而“接踵先正”应就是接踵李清等史心。
“振起家学”者则正是老赞礼所云：“请问这本好戏，是何人著作？列位不知，从来填词名家，不著姓氏。但看他有褒有贬，作《春秋》必赖祖传；可咏可歌，正《雅》《颂》岂无庭训！”[18]这是借角色之口作夫子自道。
党争门户之争的祸害，较之纯属权奸小人祸国尤令人触目怵心，而且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又“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现）”，因结党相倾轧陷害者不尽为权奸一方。
“败于何事”与“隳于何人”云云，以此为集注点则孔尚任之史心跃然而见；《桃花扇》传奇前后三致其意，直至卷四第三十八出《沉江》中还让陈贞慧、吴应箕在史可法跳江后上场凄惶惊慌唱出“日日争门户，今年傍那家！”[19]其“旨”其“义”更按之而出。
《孔尚任评传》
如果从孔尚任诗文中举拈其上述史心之佐证，则《祝卓孺人六十寿序》一文似不起眼却极警策，《序》系应编《遗民诗》之卓尔堪（子任）请托为其族伯母而作，中有云：
吾因叹前代事，大半坏于躁妄尚口之辈，以为事必以言论济也，愈争愈坏，甚至以人家国殉。彼丈夫也，岂不对孺人而有愧色乎？[20]
此《序》借赞颂卓母栾氏“诚静专一，不多出言”之美德而发挥议论，以为：“巍然为天下立一妇则，树一母仪。俾妇以相夫，母以训子，人人笃躬行，省议论，即圣贤先行后言之教也，即朝廷绌浮华、宠实德之法也。”
孔氏何以痛恶“躁妄尚口”之争？缘此即清议现象，亦即党争行径。“彼丈夫也”岂不有愧色于一妇人语实尤堪玩味。
试问李香君岂非亦一妇人？《桃花扇小识》结末孔东塘声情俱茂以论云：
帝基不存，权奸安在？唯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人面耶？桃花耶？虽历千百春，艳红相映，问种桃之道士，且不知归何处矣。[21]
《云亭山人评点桃花扇》
传颂今之贤妇人，联及“愈争愈坏，甚至以人家国殉”的前代“遗事”；赞称昔时佳女子，却言种桃道士“不知归何处”而血色桃花依然“历历在目”，“艳红相映”！桃花血，无疑为一种精神、一种气度，而且是一种足使须眉丈夫愧赧的精神气度。
问题是《小识》篇末何以笔锋一转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句意。
《小识》作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尚任罢官已整八年，其显然以“前度刘郎”自喻，那么血痕桃花依旧“历千百春，艳红相映”，岂非正讽喻“愈争愈坏”之朋党重见？
所谓孔氏“家法”自是包括《春秋》笔法，而《春秋》史法以微言大义褒贬史事实为讽规世事。
孔尚任晚年受聘助修《莱州府志》作有《东莱二首》，其二之末联云：“寄食佣书原细事，那能鲁史即《春秋》？”[22]其心中无时不存“家法”，故《寿序》与《桃花扇小识》一动笔就讽喻互见，史心毕呈，实因其出山后饱受“愈争愈坏”之党争祸殃。
先是维扬治河四年中，置身于河政多变如“白云苍狗”处境里，直觉得“虽智者不能测其端倪”，“浮沉于中，莫知抵止，盖宦海中之幻海也”[23]。
别看其《湖海集》中诗多为歌酒酬唱、雅集频仍，内心却焦灼寂寥、惘然之极。当其终于苦挨到可以北返时，谓“下河斥卤波涛，为生平第一恶梦”[24]！
此称恶梦绝非指生活起居之恶，显谓宦海险恶。所以接着说：“今买棹北上，又作长安痴人，好梦恶梦，皆归无梦矣！”
《许渊冲译桃花扇》
河政何以成一场恶梦？他为何日感“时事”愈演愈恶，只能“读史萧寺，倍极郁陶；方寸有几，既为今人耽忧，又为古人耽忧乎？”[25]全是因党争之故。
河政方针多变，是缘大臣中靳辅与于成龙（振甲）、孙在丰歧见争斗，而这场表面上属于治理方案的激辩，实质乃中枢南、北党争之持续涌动，相互欲置对方于死地。
对此，孔尚任在枯守待命期间作金陵访游时，在“南都”旧土上只觉得史事闻见与现实苦涩味交杂难辨，其《泊石城水西门作》四首之三云：“满市青山色，乌衣少故家。清谈时已误，门户计全差！乐部春开院，将军夜宴衙。伤心千古事，依旧后庭花。”
其第二首亦意味深长，尤以首尾二联揭出盛衰易转，瞬息难恃：“莫以金汤固，南朝瞬息过。”“古来争战垒，都是锦山河。”[26] “莫以”句以史警世，“门户”句则借史鉴今，一声木铎长敲。
返京作“长安痴人”后，“无梦”之愿转成奢望。乡前辈王士禛（渔洋）为题其寓所取名“岸堂”，意为少湖海风波之苦。
《节序同风录》
孔尚任却请已辞官之李澄中作《岸堂记》，李氏久居京中，最谙宦途风险，深味朋党倾轧之苦，故而记语愤慨：
东塘以“岸”名堂也，殆凛然有舟航之惧乎？今夫仕宦之溺人，更甚于涉川。涉川之险须臾耳，至于仕宦，排挤倾陷，有十百于鱼龙之怪变者，故昔人号曰宦海。[27]
其实孔尚任在维扬时已领悟宦海乃幻海，但较之李氏的体审只是小巫而已。待到几经折腾终至于不明不白被罢官时，他始感到维扬四年真可怀恋，那年临走前愤斥为“生平第一恶梦”实在太少见识！
请读《八月十八日忆广陵旧社》二绝句：
曾泛淮南八月槎，浮天雪浪一帆斜。于今宦海魂难定，反羡江湖稳似家。中流击楫响歌钟，不畏雄风浪几重。自到长安深闭户，床头蚁斗震心胸。[28]
这是岸堂主人惊魂宦海、梦寐难安时心声，回视“湖海”生涯转似自在散仙矣。昔年将离扬州时，孔尚任请兴化王熹儒（歙州）赠言，信中曰：“仆不日北上矣。大海风波，回头皆如旧梦，愿禳之、厌之，生生世世再勿复作。足下多才，肯赐以长言，如临川谱《四梦》，虽梦之好恶有别，然皆足以警难醒之痴人也。虽然，仆倚装匆忙，犹能说此闲话，仆岂梦中之人乎？”[29]
《艺舟双楫》
《桃花扇本末》说《桃》剧经田雯（纶霞）一再索览，“凡三易稿而书成”于康熙三十八年。前此十余年中“兴已阑”，重予董理此系“南朝兴亡”于桃花扇底之剧，显然不是“以塞其求”，而是“蚁斗震心”“宦海魂惊”后撰此以“警难醒之痴人”“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不然其在《小识》中何需慨乎而论。
史心寓见于史识，史识则累积、提升自往昔“遗事”、“旧闻”与现世人生体审。真正的史家莫不怀具警世心，发思古之幽情大抵欲借遗旧史事起木铎醒世、救世功能；此原乃先圣著《春秋》意，孔尚任诚恪守“家法”之孔氏贤子孙。
正因如此，其不能无慨于长安中人“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在《桃花扇小引》中为世无巨眼“每抚胸浩叹”，说“几欲付之一火。转思天下大矣，后世远矣，特识焦桐者，岂无中郎乎？”[30]
基于此想，九年后再作《桃花扇小识》，重予凸现“义则《春秋》”之“不奇而奇”的血痕桃花。虽然《桃》剧早已盛演南北，但东塘岂仅止快意于红毡毯上名噪时流？
俞为民校注导读本《桃花扇》
在“后世远矣”之期待中，包世臣（1775—1855）堪称“特识焦桐”而为孔尚任隔代知音，《艺舟双楫》卷二《书〈桃花扇〉传奇后》直攫东塘“史心”，文长节录之，借以作本案结语：
近世传奇以《桃花扇》为最。浅者谓为佳人才子之章句，而赏其文辞清丽，结构奇纵。深者则谓其指在明季兴亡，侯、李乃是点染，颠倒主宾，以眩耳目，用力如一发引千钧，累九丸而不坠者，近之矣。然其意旨存于隐显，义例见于回互，断制寓于激射，实非苟然而作，或未之深知也。
道邻（按：史可法之字）身任督师，令不行于四镇……然福王之立也，道邻中夜结士英以定议事见朝宗《四忆堂诗》，梅村《九江哀》亦云：大学士史可法、马士英，定策奉福藩世子；福王立，则与昆山（按：左良玉字）龃龉，无以得上游屏翰之力，而为之曲讳者，盖不欲专府狱道邻，使马、阮反得从从罪也。……其士人负重名、持横议者，无如三公子、五秀才，而迂腐蒙昧，乃与尸居者不殊。
然而世固非无才也，敬亭、昆生、香君，皆抱忠义智勇，辱在涂泥。故备书香君之不肯徒死，而必达其诚，所以愧自经沟渎之流。书敬亭、昆生艰难委曲，以必济所事，而庸懦误国者，无地可立于人世矣。
贤人在野，立庙廊主封域者，非奸则庸，欲求国步之不日蹙，其可得乎？然而为师为长，端本为士，士人倚恃门地，自诩虚车，务声华，援党与，以犄摭长短，其祸之发也，常至结连家国而不可救。此作者所为洞微察远，而不得不借朝宗以三致其意者也。[31]
注释：
[1] （清）金埴撰，王湜华点校《不下带编》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39。《不下带编》与《巾箱说》合梓。
[2] （清）金埴撰，王湜华点校《巾箱说》，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135。
[3] 《桃花扇本末》，（清）孔尚任著，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桃花扇》卷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页6。
[4] （清）孔尚任著，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卷七《答卓子任》，中华书局1962年版，页571。
[5] 《孔尚任诗文集》卷七《与卓火传》，页540。
[6] 《孔尚任诗文集》卷六《游石门山记》，页419。
[7] 《桃花扇小引》，《桃花扇》卷首，页1。
[8] 《桃花扇》卷一，页1。
[9] 《巾箱说》，页135。
[10] 《桃花扇凡例》，《桃花扇》卷首，页11。
[11] 《巾箱说》，页135。
[12] 廖玉蕙著《细说桃花扇——思想与情爱》一书对诸说有综述，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版。
[13] 《桃花扇本末》，《桃花扇》卷首，页5。
[14] 《孔尚任诗文集》卷七，页521。
[15] 《桃花扇本末》，《桃花扇》卷首，页5。
[16] 《桃花扇小识》，《桃花扇》卷首，页3。
[17] 《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九，叶19b，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
[18] 《桃花扇》卷一，页2。
[19] 《桃花扇》卷四，页244。
[20] 《孔尚任诗文集》卷六，页465。
[21] 《桃花扇小识》，《桃花扇》卷首，页3。
[22] 《孔尚任诗文集》卷四，页356。
[23] 《孔尚任诗文集》卷七《答秦孟岷》，页528。
[24] 《孔尚任诗文集》卷七《与王安节》，页571。
[25] 《孔尚任诗文集》卷七《答秦孟岷》，页529。
[26] 《孔尚任诗文集》卷二，页139。
[27] 《艮斋文集》，转引自袁世硕著《孔尚任年谱》，齐鲁书社1987年版，页105—106。
[28] 《孔尚任诗文集》卷四，页395。
[29] 《孔尚任诗文集》卷七《与王歙州》，页547。
[30] 以上皆见《桃花扇小引》，《桃花扇》卷首，页1。
[31] 《包世臣全集·艺舟双楫》卷二“论文二”，黄山书社1993年版，页297—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