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郎和巡抚谁的地位高】
在清代的官僚体制中，官员地位的高低，品级乃是最为关键的决定要素。于清代官制体系里，六部侍郎位列准二品大员之序列，不论满汉官员，亦无左右之分，均以“京堂”相称。对绝大多数官员而言，晋升至侍郎这一职位极为艰难，获此官位足以彰显门楣、光宗耀祖。
在清代官制体系中，巡抚虽常被视作与正二品大员相关，但严格意义并非“准正二品”。据吏部册籍及《大清会典》《清史稿》等官方典籍记载，巡抚品级明确为“从二品加正二品衔”。其中，所谓“兵部侍郎”衔，实则为虚衔。此虚衔与真正兵部侍郎所担职责、职权范围存在显著差异，不可等同视之。
或许部分读者对该观点持有异议，此乃正常现象。接下来，不妨从吏部的规范流程视角出发，深入探究当各省总督职位出现空缺时，哪些职务会被纳入“应升”名录之中。
当总督职位出现空缺时，依循既定法规，具备升任资格的职务仅有侍郎与巡抚二者。需着重阐明的是，此处所谓“应升”，所指乃具备升任相应职位的资格，并非必然升任。在通常情形下，于晋升序列中居前之职位，在竞争升任总督之位时，往往占据一定优势。
若总督之例尚不足以阐明事理，御史则另举一职，该职晋升机会相对丰富。以正二品侍郎之缺位为例，依例，其继任者可自内阁学士、左副都御史、宗人府丞、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太常寺卿、太仆寺卿、翰林院侍读学士、祭酒等职位中擢升。
虽罗列多项，然侍郎职位出现空缺时，常规遴选范围多限定于内阁学士、左副都御史、通政使及大理寺卿等岗位。后续职位通常不在首要考量之列，仅当前述诸职皆无适宜人选时，方会将目光转向后续岗位。
显而易见，在总督职位空缺的情况下，侍郎于排序上位列巡抚之前。此情形充分表明，就官阶品级与地位而言，侍郎皆高于巡抚。这一事实，在相关领域基本不存在争议。
此外，于明清时期的官僚体系中，京官在地位层级上普遍高于地方官员。以同品级而论，诸多官职间存在显著地位差异，诸如总督之地位逊于尚书；巡抚相较侍郎，其地位亦处下风；布政使在地位上不及左副都御史；而道员与知府，相比各卿、少卿，同样处于较低层级。
在明代，重内轻外之风盛行。彼时，巡抚在官场地位排序中，相较于侍郎，处于劣势；即便与大理寺卿、通政使相比，亦不占优势，甚至在品级仅为七品的御史面前，地位亦显得较为低下。
【侍郎调任巡抚是升还是降？】
从职能视角审视，相较于明代，清代六部之职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式微，此乃皇权高度集中的显著表征。鉴于六部事权遭致削弱，其官员的政治地位亦不可避免地受到相应影响。
从官制体系的常规逻辑来看，侍郎若调任巡抚一职，在品级层面，此调动类同于降职。因依定制，侍郎外放时，其标准配置通常为总督之位。然而，这仅基于品级维度的考量。若从实际权力范畴深入剖析，不难发现，各省巡抚所执掌的实权，实则超越侍郎。故而，综合权衡品级与实权两方面因素，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势均力敌之态势。
户、刑、兵三部侍郎在相关架构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究其原因，此三部分别主管钱粮、刑名与军政事务。从职能层面审视，其与总督、巡抚的职责存在一定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使得三部侍郎抵达地方后，凭借熟悉的业务范畴，能够较为顺畅地开展工作，避免陷入混乱无序之态。
在何种情形之下，皇帝会委派侍郎前往地方出任巡抚一职？事实上，侍郎转任巡抚需满足特定条件方可成行。
首先，某省突发一系列重大事故，彼时的巡抚面对如此局势，难以有效应对。具体而言，该省出现了颇为严重且普遍存在于各府州县的钱粮亏空现象，性质恶劣。
以乾隆朝晚期为例，彼时福建省发生了一起影响重大的财政亏空事件。该事件牵涉范围极广，从省级督抚至州县官员均被卷入。面对此严峻局势，乾隆帝特命户部堂官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彻查。经深入调查后，最终对十几名高级官员予以严惩，处以死刑。
在当时的政务体系中，某省司法领域暴露出严峻问题，其严重性与钱粮亏空相当。具体表现为官员相互勾结，漠视人命，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等现象频发。鉴于司法权，尤其是最高司法权的重要性，皇帝一贯紧握不放。每当此类情形出现，皇帝往往会派遣刑部侍郎、尚书等官员，他们或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或是暂时兼任督抚之职，旨在全面、深入地彻查案件实情，以维护司法公正与朝廷纲纪。
从整体情形而言，侍郎迁转至巡抚这一职位变动并非惯常现象，大多是基于特定事务需求而进行委派。其与钦差大臣之职存在显著差异，侍郎于巡抚任上的履职期限相对较长，并非短暂任职，而是需待相关事务中的所有问题妥善处理完毕之后，方会被召回京城，进而重新予以官职任命。
此外，尚有一种情形值得阐明。若皇帝经审慎考量，判定某位侍郎具备治理一方之卓越才能，便会着重对其进行培养。初始阶段，会将该侍郎委以巡抚之职，使其历经一段时期的适应与过渡，而后擢升为总督。此类侍郎外任巡抚之举，实则为表面降职、暗中升迁，其仕途前景颇为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