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卫和

华夏文明起源探索不应该是“中原中心起源论”，应该还有一个更加真实和完整的华夏文明史。

驳斥“早期中国”的不实之说及其对华夏文明起源的弱化，首先需要从考古证据、历史文献和学术研究的多个角度展开论述。本文将从二里头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以及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出发，深入探讨这些遗址在华夏文明起源中的实际地位，并揭示“早期中国”研究中心依托这些遗址进行研究的局限性和可能导致的误导。

一、二里头遗址与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定位问题

二里头遗址和登封王城岗遗址是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两大考古发现。然而，这两处遗址的时间定位和文化归属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800 - 3500年，被认为是夏朝晚期的王都遗址。而登封王城岗遗址则被定位为夏朝早期遗址，距今约4070年。

但是，关于这两处遗址的定位问题，却存在一些矮化华夏文明史的倾向。把二里头和登封王城岗都定位为夏朝的遗址，而忽视它们在夏朝之前的文化背景，无疑是对华夏文明史的一种矮化。尤其是当学者们以这些遗址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作为夏朝断代的标准时，往往会导致其他地区文化遗址的年代也被相应矮化。

二、三星堆遗址与夏朝早期文化的断代问题

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无疑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大亮点。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多样和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态，表明在夏商时期，四川盆地已经存在了一个独立而繁荣的文明。然而，当考古学家根据二里头和登封王城岗的测年结果来推断三星堆遗址的年代时，三星堆文化被人为地矮化为距今3100至3200年，并断代为“商晚周初”。

这种断代方式忽视了三星堆文化自身的独立性和复杂性，将其简单地纳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框架中。这不仅低估了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削弱了华夏文明的整体起源，造成了一种“早期中国”起源单一化的错误认知。

三、“早期中国”研究中心的局限性

2020年6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洛阳市人民政府在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成立了“早期中国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的成立旨在依托二里头遗址，开展关于“早期中国”主题的研究，并试图把二里头遗址打造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核心基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中国研究中心”过度依赖二里头遗址进行研究，可能会导致对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片面理解。二里头文化虽被认为是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但它并不能代表整个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仅依靠二里头遗址进行研究，忽视了其他地区的重要考古发现，如山东的龙山文化、四川的三星堆文化等，无疑是对华夏文明起源的一种简化和弱化。

四、华夏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华夏文明的起源并非仅仅局限于夏晚期的二里头文化。三皇五帝、帝喾、尧舜禹等传说人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神话色彩，但这些传说也反映了早期华夏民族对其自身历史的记忆。这些传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很可能对应着新石器时代至金属时代早期的一系列历史和文化发展阶段。

登封王城岗和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固然重要，但它们并不能囊括整个华夏文明的起源过程。事实上，华夏文明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到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和融合。将整个华夏文明的起源归结为夏朝晚期，无视夏朝之前的文化积累，不仅削弱了华夏文明的多样性，也限制了我们对早期中国历史的全面理解。

五、结论

综上所述，“早期中国”研究中心虽然在推动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其依托二里头遗址进行研究的方式，可能导致对华夏文明起源的片面理解和弱化。二里头遗址和登封王城岗遗址虽然重要，但它们并不能代表整个华夏文明的起源。我们应当承认华夏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不应将其简化为单一的夏朝晚期文明。通过更加广泛的考古研究，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丰富内涵，从而还原一个更加真实和完整的华夏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