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青年往往容易陷入一种苦闷之中，总觉得自己没有伟人毛泽东这般天纵英明，即便再怎么努力，也成不了才。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毛泽东的伟大和英明从来就不是天生的，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的成长经历就提供了最佳答案！
青年毛泽东
1919年4月，不到26岁的毛泽东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不得不告别恩师和恋人，带着许多伤感，匆匆赶回长沙。在长沙，为了照顾好母亲，毛泽东在同学周世钊的帮助下，很快在楚怡小学找了一份历史教员的工作，就把母亲接到宿舍，天天侍奉汤药。
毛泽东此时内心其实是非常苦闷的，在母亲面前强颜欢笑，只是为了哄母亲开心。实际上，他想起自己目前的境遇，既惆怅，又失落。尤其是有同事还问他，听说你为了留在北大，就连出国都放弃了，可为什么又不干了呢？这样的话，无疑让毛泽东更加尴尬，更加烦躁。
尤其是当初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一手创立的新民学会，骨干基本上都赴法勤工俭学了，也有留在北京的，最后留在长沙的这些会员，本来就多是胆气不足的人，尤其是如今都有了安稳的工作，又被张敬尧残忍的统治手段给吓住了，都纷纷一心求个安稳，尽量不去惹是生非就好。
毛泽东心里苦闷，他知道，如果不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单靠他一个人，什么事也干不成的。恰在此时，五四运动爆发了，消息传来湖南，毛泽东马上走访了各位新民学会会员，向大家呼吁，我们新民学会，绝不能站在旁边看热闹，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声援北京等地的学生运动。
毛泽东的话把大家的情绪给调动起来了，可马上又发现，这场运动中，学生是主体，如果不能把学生给调动起来，仅靠学会这些人，湖南的学生运动是搞不起来的。就在这个时候，北大学生、全国学联代表邓中夏来到湖南，他此行就是要促进湖南成立学联，组织学生罢课，声援北京。
毛泽东的想法和邓中夏此行的目的不谋而合，两人再会，相谈甚欢，一拍即合。从5月23日晚开始，毛泽东就付诸行动了，经他联络，25日上午，湖南各校代表聚集在楚怡小学，就如何开展学生运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就在这次会上，成立了湖南学联，会长是商专代表彭璜。更可喜的是，包括彭璜在内，负责评议部和执行部的学生也被毛泽东发展为新民学会的会员了。在毛泽东和学联的大力推动下，6月3日，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专等20多所学校的学生宣布开始实行总罢课，向北京政府施压。
由此，湖南掀起了一股猛烈的罢课风潮。但6月12日之后，各个学校在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淫威之下被迫放假。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毛泽东和学联领导大家坚持开展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7月7日，学联还组织了焚烧日货游行大会。
7月9日，毛泽东主导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30多个行业代表一致决定，在湖南全境推动抵制日货行动。就这样，各地学潮已经开始退却时，湖南的学生运动却迎来了更大的高潮。表面上看，学联领导了各种活动，实际上，背后运筹帷幄的人，都是毛泽东。
这一番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极大地锻炼了毛泽东的谋划运作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还让新民学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到这年冬天，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从不到10人发展到了41人。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组织领导这场学生运动，开启了毛泽东一生辉煌的斗争生涯。
这时，毛泽东又意识到，如果能创办一份报刊来进一步推动并指导湖南学生运动的发展，影响力和效果会大得多。他的想法很快就得到几位学联负责人的赞同。大家决定，以湖南学联的名义出版这本刊物，由毛泽东担任主编，毛泽东更是直接建议，报刊就以《湘江评论》为名。
创办一份报刊说起来简单，但真正要落实下去，却是难度很大的事情。尤其是大家都表示，以学联这点有限的力量，能把报刊办成双月刊就不错了，因为由陈独秀、胡适等人创办的赫赫有名的《新青年》也只是月刊，可毛泽东却坚持要办成周刊，大家觉得他这想法有点儿异想天开了。
毛泽东面对这些质疑，决定用实际行动和成绩回应他们的质疑，他一口应承，这件事就交给他来办就好了。毛泽东把自己的宿舍当临时办公室，学联骨干们曾答应撰文供稿，可真要他们交稿时，却没人及时交稿。有个别人匆匆交了两篇，毛泽东又看不上眼，最终只好他亲自撰稿。
那时正是长沙最热的酷暑时分，毛泽东为了赶稿，每天挥汗如雨，经常写文章忙到半夜，往往第二天来不及洗脸吃饭又要开始新的忙碌。7月14日，《湘江评论》一经问世，就引起了轰动，创刊号首印2000册和加印的2000册都很快被抢购一空。这让毛泽东扬眉吐气，信心大增。
张敬尧
《湘江评论》第二期印了5000份也很快销售一空，当时各学校的学生都争相传阅《湘江评论》，甚至许多教师和社会进步人士也成了《湘江评论》的忠实读者。就连许多外省的学生也纷纷来函要订阅《湘江评论》。这份报刊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也给湖南学联带来巨大声誉。
更让毛泽东想不到的是，李大钊、杨昌济、黎锦熙、邵飘萍等恩师都对他的《湘江评论》给予了高度赞赏，就连赫赫有名的胡适也专门刊文点名赞扬毛泽东的文章“眼光远大、议论痛快，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毛泽东到此时已经形成了既立意深刻，又幽默泼辣的文风。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支持学生运动，亲自上街散发传单而遭到军警逮捕。不久，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中发文大声疾呼，要求政府立即释放陈独秀，陈独秀见到此文深受感动，铭记在心。第二年，毛泽东去上海拜访陈独秀时，受到陈独秀的格外青睐。
但没想到的是，1919年8月，《湘江评论》才刊出5期之后，就被张敬尧派人查封，学联也被他勒令解散。对此，很多人提出组织人马上街游行，以此抗议张敬尧的残暴统治。但毛泽东反而冷静地劝大家，绝对不能头脑发热，更不能凭一己意气用事，先避其锋芒，日后再想办法与之抗衡。
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大家达成新的共识：一是今后学联的工作一律秘密进行；二是将学联被勒令解散和《湘江评论》被粗暴查封之事迅速函告各界，以争取同情和声援；三是继续编辑其他刊物，延续《湘江评论》的精神；四是秘密筹划日后的反张行动。
不久，毛泽东接手担任《新湖南》主编，他立即进行改版，大家看到新改版的《新湖南》，都认为《湘江评论》又复活了。可很快，《新湖南》又被张敬尧派人查封了。这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决定对张敬尧开展反张斗争。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毛泽东突然接到母亲在老家病逝的噩耗。等到毛泽东伤心地安葬好了母亲回到长沙，他下定决心要和张敬尧抗争到底。毛泽东迅速行动起来，鼓动了湖南教育界1000多人联名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操纵改选，控制省教育会到内幕，强烈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的暴行。
彭璜等人在上海也联合一批有影响力的公知有力声援湖南的反张行动，在省内外的一片讨伐声中，张敬尧不得不稍微收敛了他的嚣张气焰。毛泽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迅速进行新明学会和湖南学联的重组工作。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大家又商讨了新的对张敬尧的斗争策略。
学联恢复后，12月2日在长沙组织了焚烧日货大会，遭到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带着一连大刀队殴打，导致数十人身受重伤，这就是“12·2惨案”，这起惨案让人们彻底认清了张敬尧的残酷面目，对他不再心存幻想。由此，毛泽东决定，不再是“反张”，而是要“驱张”了！
大家对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感到担忧，因为张敬尧上头有人、手里有枪，大家都是一帮手无寸铁的学生，怎么可能把他驱逐出湖南？毛泽东把他的道理分析给大家听：湖南督军的位子本是奉系军阀吴佩孚的，却被皖系出身的段祺瑞送给了同是皖系的军阀张敬尧，吴佩孚很不服气。
向来号称善战的冯玉祥却被安排驻守常德，等于为张敬尧拱卫西门，冯玉祥也一肚子的怨气。担任长沙卫戍司令的李根源不甘心被张敬尧摆布，也是满肚子不满。毛泽东提出，正可利用各军阀之间的这种矛盾，来实现驱张的目的。
毛泽东又分析说，张氏兄弟在湖南倒行逆施，各阶层民众对他们的愤怒已经积聚到了极点。张敬尧的臭名已经传遍了全国，就连隐居在京城的湘籍名流也曾通电揭发张敬尧的贪腐内幕，并曾向北京政府控告其祸湘的五大罪状。可以说，目前驱张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了。
最后，毛泽东得出结论，我们驱张不再是孤军奋战，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引爆全社会反张敬尧的这个火药桶！尤其是如今张敬尧的后台段祺瑞已经下野，直系内阁上台，他们正要四处找借口搞掉张敬尧。所以，我们现在加把火，完全可能很快就让张敬尧滚出湖南！
听了毛泽东深刻而全面的分析，大家都表示愿意跟着毛泽东把驱张之事进行到底。毛泽东随即拿出兵分三路的具体行动方案：一是由毛泽东率队赴北京向政府状告张敬尧，促使政府撤换张敬尧；二是分赴外地扩大宣传、制造声势，对北洋政府施压；三是留守长沙推动全省罢课来响应。
陈独秀
12月6日，在毛泽东的努力推动下，湖南全省实现了总罢课。张敬尧得知消息，立即派人搜捕毛泽东等人，而毛泽东已经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但毛泽东一行才在汉口稍作停留，分头发动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时，就得知湖南有的学校迫于张敬尧的淫威，开始复课了。
毛泽东一面安慰大家不要因此变得沮丧和消沉，一面在汉口举行记者招待会，历数张敬尧的十大罪状，并号召大家响应驱张运动和废除督军体制。接着，毛泽东率领大家赶往北京。一行人到了北京之后，在朋友的安排下，住进了北京福佑寺的大庙，并立即商讨怎么落实驱张活动。
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大造舆论，调动全国民众驱张和废除督军体制的热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办个通信社的建议，而这件棘手的事情又是毛泽东自己主动包揽下来。毛泽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写下了几十篇驱张檄文，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热烈反响，掀起一股舆论风暴。
舆论造势成功后，毛泽东立即带着大家分头联络湘籍各界人士，组建起了反张联盟，成立了旅京驱张委员会，共同驱张。第二天，在湖南会馆召开了有1000多名湘籍人士参加的讨张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历数张敬尧摧残教育、镇压学运、亲日卖国、纵兵祸民的种种罪行。
最后，毛泽东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完成驱张的使命。张敬尧见毛泽东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他也迅速采取措施予以反击，花巨资收买余孽成立“保张团”进行抗衡，要这些人大造舆论为其辩护，还纠集败类拼凑出“旅京湘事维持会”，公然污蔑驱张运动，与驱张团进行抗衡。
毛泽东迅速进行回击：先让在上海的彭璜把张敬尧“侵吞米盐公款黑幕”通电全国进行揭露，又指示在京的邓中夏、罗章龙等人立即组织湘籍学生再次请愿示威，向政府施压。接着，又亲笔起草历数张敬尧十大罪状的诉状，呈给总统府和国务院，并将此状公开发表，向北京政府施压。
谁料诉状呈递上去十几天后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当毛泽东得知是因为张敬尧派人进京私下收买了一些官员和议员后，他决定率领众人直奔总理府，要当面告张敬尧的状。不料，总理靳云鹏竟然刻意躲着他们。毛泽东就率领众人直奔靳云鹏家里，齐呼口号，逼靳云鹏出来。
靳云鹏被逼无奈，派秘书出来向毛泽东一行人承诺，明日的国务会议一定会提出湖南问题。可大家等了两天后，才得知，国务会议并没有讨论湖南问题，大家都被耍了。毛泽东气愤之下，带领众人再次直奔总理府，却发现靳云鹏已经派了大量军警设卡阻拦。
一位知道内情的议员告诉大家，靳云鹏很同情大家的驱张之举，只是慑于张敬尧的后台段祺瑞的背景，不敢有所动作。这就促使毛泽东再出新的办法：动员一些军阀加入到反张驱张的行动中来，并立即安排人与吴佩孚、谭延闿等人联络，动员他们用武力支持驱张运动。
毛泽东带部分代表继续留在北京，等春节过后再继续行动。1920年4月上旬，吴佩孚通电全国，控告张敬尧的搜刮政策。继而，谭延闿率湘军也将回师湖南。就在这最艰难的时刻，李大钊来看望毛泽东，他建议毛泽东前往上海去拜访陈独秀，因为陈独秀正准备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历尽艰辛到上海找到陈独秀，陈独秀对他格外热情，尤其得知毛泽东是李大钊推荐来的之后，更是当即表示欢迎毛泽东参加他的建党事业。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频频与陈独秀深入交谈，让毛泽东的思想上产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开始全身心接受马克思主义。
6月中旬，毛泽东就听到了令他惊喜的好消息：6月11日，在湘军的围攻之下，张敬尧被迫出走。3天后，湘军全面占领了长沙。长达半年多的驱张运动，至此终于以张敬尧滚出湖南而获得成功。毛泽东为此兴奋地连续发文宣称，湖南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废除督军，建设民治。
回顾毛泽东从1919年4月回到湖南领导全省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和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不难看出，这两项了不起的运动都给毛泽东极大的锻炼和提高，此时的毛泽东，不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全方位的能力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转变和提高，这一切转变和提高，都源于具体实践！
毛泽东这段成长经历其实就很好地回答了关于“毛泽东的伟大和英明是从哪里来的？”的问题，那就是要对现实社会给予热切的关注，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的巨大天地中去，刻苦磨砺自己，而不是苦坐书斋冥思苦想。人的才干和能力都要靠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磨砺出来、锻炼出来，这才是大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