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16日，蒋介石向中共下最后通牒，一些民主人士非常担心国共战争局面失控，就想以第三方的立场调和国共关系。梁漱溟、莫德惠和李璜提出一个停战方案，10月28日，梁漱溟等三人来梅园向周恩来解释他们的这个方案。不料，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向来温文尔雅的周恩来突然爆发，怒斥梁漱溟，愤怒之际，竟然失声痛哭，梁漱溟等人当场吓傻了。
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
全国抗战胜利后，中国走到一个性命攸关的十字路口：国共两党是战是和，关系着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从全国人民的内心期盼来说，和平建国是大家一致的迫切心愿，中共也抱着谋求和平的态度，所以毛主席才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亲赴重庆谈判。在重庆，毛主席诚恳地提出中共的和平主张，希望在拥有合法地位的前提下共商和平建国大计。
抗战胜利，把名义上的国家领袖蒋介石推上了神坛，他是国家元首，更是抗日领袖，他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峰，在这个时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他是容不下中共的。在毛主席到访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里就明确写下：对（中共）的政治要求予以极度宽容，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很显然，从军事上取消中共是蒋介石的终极目的。
毛主席对此当然洞若观火，他向全党明确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很显然，蒋介石和毛主席都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深刻道理。在谈判中，中共要求国民党承认解放区的合法性，在军队中保留中共军队一定比例的份额。此时的蒋介石既没有找到开战的理由，也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这才会做出和谈的样子。
为什么说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时只是做出和谈的样子呢？因为铁证如山：就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秘密印发了1933年他在“围剿”红军时编制的《剿匪手本》，念念不忘消灭中共。但中共对和谈一直都怀着满满的诚意，会谈结束后，就根据“双十协定”开始勘分地界，处理接收一系列的具体问题。此时，美国当局又派出马歇尔来中国调处“国共两党的争端”。
马歇尔来到延安，受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而且，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对各区的指示中还明确宣布了：今后武装斗争可能停止，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此时，中共的立场和原则就是：追求和平建国，保持中共的合法与独立。但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对中共的这一立场和原则竟然不能理解，甚至要求中共不要另起炉灶。
毛主席只好委婉地解释，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蒋介石的锅里不许我们做饭。在和谈的表面，战火却先从东北地区燃烧起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后，国民党在东北几乎就是一片空白，而中共则从那时起就在东北坚持抗日斗争，到全国抗战胜利时，中共从抗日根据地派出十余万大军进驻了东北。
蒋介石把东北看作是工业基地和战略要地，当然不能容忍中共盘踞东北。当即调遣最精锐的缅甸远征军，打着“接收东北主权”的旗号，以“正统”身份接管沈阳等东北大城市，企图把东北的中共军队彻底清除出东北。中共开始一忍再忍，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就是把大城市让给国民党，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但国民党仍然步步紧逼。
为了让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合法性，中央军委命东北局打了四平保卫战，这一战打得很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蒋介石赢了四平战役，自信爆棚，提出要在3个月内消灭中共。6月26日，条件成熟，蒋介石迫不及待挑起全面内战。中共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老百姓对国民党抱着幻想和期待，军队比较分散，握不紧拳头，没有办法和国民党军队决战。
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油画）
当时很多民众都认为中共不行了，就连中共自己的干部都信心不足，认为中共和国民党对比，实力相差太悬殊：中共除了农村根据地几乎一无所有，而国民党占据了大城市和所有经济资源，还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的军事援助。中共已经被逼入绝境，看上去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
全面内战爆发的前4个月，中共丢掉了100多个城市，其中，像张家口、承德、四平这样稍微像样一点的城市，全都被国民党军给占领了。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时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委李富春和司令员黄克诚给党中央毛主席发去一份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和建议的电报，他们提出，对国民党要采取坚决打下去的方针，虽然胜利把握不大。
毛主席看了这份电报，经过深思熟虑后，给他们复电，毛主席指出，你们的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而且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毛主席提出，我党对美蒋既有相当的让步，又对其无理压迫和无理要求以坚决的斗争。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
在形势如此艰难和严峻的情况下，毛主席的大格局和深远目光显得弥足珍贵：他认定蒋介石也有很多困难，不可能全力以赴投入战争。国民党对解放区的侵略是不得人心的，中共和人民军队虽然弱小，但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只有坚决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后来胡乔木回忆，那时候我们党要下决心立即面对同国民党的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据胡乔木披露，毛主席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反复思考，才下定决心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驾驶员、空军上尉刘善本驾机起义，飞抵延安，受到了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此事引起国民党空军的震惊，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和副总司令王叔铭为挽回面子，命九中队中队长郭作璋驾轰炸机袭击延安机场，炸毁刘善本的起义飞机。
8月2日中午，国民党空军7架飞机空袭延安，炸毁了停在机场的起义飞机，还在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投放炸弹多枚。8月4日，中共驻南京代表周恩来给马歇尔递交了一份公函，严重抗议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马歇尔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蒋介石则把责任推到了周至柔身上，周至柔又推给了王叔铭，总之，谁都不肯承担空袭延安的罪责。
8月6日，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访延安，毛主席在接受她的采访时表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主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中共中央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有着忍让和策略的一面，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易破裂。蒋介石想在3个月内消灭中共，并于10月16日向中共下了最后通牒。
一些民主人士非常担心，想以第三方的立场调处国共两党关系，梁漱溟、莫德惠和李璜提出一个停战方案：一是全国军队一律就地停战；二是在东北的中共军队仅驻齐齐哈尔、北安和佳木斯；三是沿长春铁路各县政权除中共已接收者外，应由国民党派县长和警察接收。这方案事先并没有同周恩来商量，就同时送给了马歇尔、孙科和中共代表团。
毛主席转战陕北
这一方案的要害在于，看上去似乎很公平，但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来迫害中共的，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步步紧逼，中共军队已经被迫退到了北满。关内的国民党军大步推进，中共根据地迅速缩小。在这个方案中，竟然压根不提中共军队的生存权利，还要“就地停战”，这无异于把中共军队往死里逼。
10月28日，梁漱溟等3人来到梅园向周恩来解释他们的方案。梁漱溟说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突然爆发，怒斥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愤怒之际，周恩来失声痛哭！梁漱溟等人顿时吓傻了。
梁漱溟等人赶紧去找马歇尔和孙科，迅速把他们提交的方案撤回，这才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全面内战从6月底爆发，到11月，解放区大片土地落入国民党军手里，共计丢失了105座中小城市。对此，蒋介石洋洋得意，筹备召开实现他独裁统治的“国民大会”，逼迫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就在大家都以为中共很快会被国民党消灭的时候，毛主席说话了。
毛主席指出，国民党虽然攻城略地，但它的战线越拉越长，机动兵力越来越少了。我军不争一城一地得失，集中兵力打歼灭战，4个月已经歼灭国民党军32个旅。只要我军保持这样的歼敌速度，用不了多久，形势就会朝着有利于我方转化。10月1日，毛主席起草《三个月总结》，号召全党坚定战胜蒋介石的信心。
毛主席指出，敌人还有力量，我们自己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这项认识和信心，必须在全党巩固地建立起来。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改变军事形势，各地必须依照上述各项方针坚决实施，力争军事形势的根本转变。
国民党军战线越拉越长，机动兵力明显不足，蒋介石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而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蒋介石之所以把重点进攻的目标首先指向陕甘宁解放区，一是认为夺下延安能激励国民党军士气；二是占领延安后，可以把胡宗南的部队投放到华北或东北战场上去；三是国民党军在西北地区占据绝对优势，胜利似乎顺理成章。
11月15日，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和民主党派都对此予以抵制。蒋介石已经彻底关闭了政治协商的大门，中共只有和国民党彻底决裂。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中共《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指出国民党隔断了和平商谈的道路，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和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和平奋斗到底。
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如果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当天，周恩来向马歇尔表示，国民党已经关上了谈判的大门，中共代表团不得不返回延安。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不会屈服，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这也表明，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处使命以失败而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