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桐城一派
这个题目貌似涉嫌标题党,江南水乡,河网密布,最不缺的就是水,怎么会无水喝。
江南水乡无水喝,这绝非耸人听闻。
水是生命之源,这是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话。浙江桐乡地处浙北平原,京杭大运河斜惯全境,境内大小河流密布,水量丰富,哪会有缺水之虞。江南水乡闹“水荒”,一般人都不会相信。
但桐乡历史上确实发生了几次颇具影响的“水荒”事件,有的是历史记载,有的是亲身经历,下面为你细细说来。
解放前,县城居民普遍吃河里水,那个时候河水清澈见底,也没有啥污染源,居民家中均有水缸,大缸可放7担水,小缸可贮3担水,用明矾沉淀后水变得清澈透明。
余生也晚,错过了发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次著名的“大旱”。要是生活在那个年代,必定第一时间拍照片晒朋友圈。
小时候经常听上了年纪的老人说,民国廿三年,桐乡大旱,大小河流断流,居民吃水十分困难。
敝邑有个叫戴光荣的有心人,在他的手稿《桐乡县志大事记》中就记载了这次著名的大旱:农历四月起,黄梅不发,久晴不雨,河流尽涸,河底龟裂可行人。居民吃、用水,全赖云龙阁大井和祁家漾二处。
戴先生提到的云龙阁大井,即位于今云龙阁大楼往西50米、县前街的北侧。民国14年(1925年),桐乡知县邹可权(河南人)发起开凿这口大井,深百余米,为桐乡历史上第一口深井。令邹知县没想到的是,9年后,这口大井成了县城居民的救命井。
另一处有水可取的祁家漾,在清光绪《桐乡县城图》上可找到,据推算,祁家漾的位置大约在今康泾塘与北港河的交汇处。
其实那年不光桐乡大旱,这场空前绝后的大旱袭击了整个杭嘉湖平原。据运河杭州拱宸桥水文站文字记载,1934年8月9日,最低水位-0.17米。
那年夏天,郁达夫刚携家眷从上海迁居杭州。在《避暑地日记》中,他这样“吐槽”杭州的天气:“7月6日,星期五。自前两星期起,杭州日在火炎酷热之中。水银柱升至百零五、六度以上,路上柏油熔化,中暑而死者,日有七八人。河水、井水干涸,晚上非至午夜过后,晨之两点,方能略睡,床椅桌席,尽如热水壶。”
那么杭州人的“大水缸”西湖呢,有没有逃过这个厄运呢。在杭州任教职的夏承焘先生笔下,西湖“全湖十之八九”已经见底,可见旱情之严重!
这次大旱之所以让人刻骨铭心,心有余悸,全因其波及面之广、干旱程度之深而致,教训深刻,影响深远。
这是县城第一次水荒。第二次水荒发生在1977年七八月间的用水高峰期,因深井水出水量减少,水压下降,县城干部居民半夜排队等水。
直到当年12月,新建南门深井投入运行,水荒警报才告解除。
1977年的这次水荒还不算严重,2004年的那次水荒那才叫惊心动魄,至今让人无法忘怀。
2004年夏天,先是濮院用水告急,接着是桐乡市区,然后是屠甸。
三地20多万人用水告急。水乡,几乎到了无水可用的地步。
从三、四月份开始,桐乡的气候反常,持续高温,用水量剧增,这预示着往年六七月份开始的夏季用水高峰期已经提前到来。尽管水厂开足马力,超负荷运转,但仍然无济于事。
当时的窘况是这样的。因水压不足,4楼以上无水可用。濮院镇的水荒现象最严重,“底层水哗哗,二楼水滴嗒,三楼以上干巴巴”成了口头语。三楼的居民要等到晚上10点才有水,而5楼有水要等到凌晨3点钟。
刷牙没水,做饭没水,洗澡也没水,更别提洗衣、冲抽水马桶了。居民怨声载道,反响强烈,市长电话几乎被打爆了。
一场抗击“水荒”的保卫战打响了。
这场水荒,估计好多人还记忆犹新,虽然后来采取了“应急供水”、加快水厂扩建步伐及配套工程建设等措施,艰难度过了这次突如其来的水荒,但因为历史欠账的原因,比如水厂建设缺乏超前意识,供水紧张情况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直接导致水荒的到来,教训极其惨痛。
桐乡,无山,无水库,惟一值得自豪的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斜贯全境,境内河网密布,湖港交叉,小桥流水,枕河人家,典型的江南水乡。
前几年,“桐乡人喝杭州人的洗脚水,嘉兴人喝桐乡人的洗澡水”,这句话流行很广,虽然有点夸张,但话糙理不糙。你想,桐乡夹杂在大运河水系上下游中间,既要手忙脚乱应对上游来水,又要遭受来自下游的埋怨,两头不讨好,很尴尬,很委屈,很苦涩,也很无奈。
经济发展和环境恶化就好像是一对孪生兄弟,似乎是不可调和、水火不相容的矛盾。经济社会高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环境污染,后者如影随附,不离不弃,这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经历、不可避免的一个通病。
关键是谁治理早,治理及时,环境恶化就越早遏制;倘若治理滞后,欠账太多,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石油危机之后的下一个危机是水危机。对上个世纪这句世纪名言我们曾经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危言耸听。
但事实证明,水危机真真切切已经降临。倘若再置若罔闻,我们将付出更大的代价,不仅无水可取,而且无水可引,甚至,无水可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