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这名字在历史上可谓是毁誉参半。有人说她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有人说她是力挽狂澜的女政治家。可要我说，她既不是恶魔，也不是圣人，她就是一个精明的掌权者，一个在时代浪潮中拼命挣扎的女人。她不是不懂变革，而是她太懂了——懂权术，懂平衡，更懂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可惜，她算错了人心，也算错了时代。她一手导演的新政，最终却成了大清的掘墓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这一路，可让她吃了不少苦头。从锦衣玉食的紫禁城，到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这落差，搁谁身上都受不了。更让她难堪的是，沿途的百姓对她指指点点，那些平日里对她毕恭毕敬的官员，也一个个躲得远远的。这下慈禧算是明白了，大清的江山，已经摇摇欲坠了。
到了西安，慈禧住在破旧的大清真寺里，听着寺外嘈杂的人声，她心里五味杂陈。以前在皇宫里，她哪见过这阵仗？以前她以为自己一句话就能决定天下大事，现在才发现，外面的世界早就变了。她召集大臣们商量对策，有人说要打，有人说要和。最后，一个年轻的翰林站出来说：“太后，我们输就输在闭关锁国，输在墨守成规！” 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慈禧。是啊，世界变了，大清也得变。
于是，慈禧下令推行新政，要改革科举，要办学堂，要练新军，还要发展工商业。这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她要改天换地了呢。可实际上，慈禧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她搞新政，与其说是为了救国，不如说是为了自保。她明白，再不变法，这大清的江山就要改姓了，那她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新政的诏书一下，朝野上下都炸开了锅。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更多的人是观望。张之洞，这位晚清重臣，心里也犯嘀咕。他知道改革的必要性，但他也明白改革的风险。七年前的戊戌变法，可是血淋淋的教训。他一边积极响应新政，一边又小心翼翼地试探慈禧的底线，生怕一个不小心，重蹈康梁的覆辙。他给各路官员写信，打探消息，互相通气，希望能找到一条稳妥的改革之路。可这条路，哪有那么好找？
新政要花钱，这是个大问题。办学堂要钱，练新军要钱，修铁路也要钱。可国库空虚，哪来的钱呢？有人提议加税，老百姓一听就炸了锅。本来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现在还要加税，这不是要逼死人吗？有人提议借外债，张之洞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借债就是卖国！今天借一万，明天借十万，后天借百万。利滚利，最后卖掉整个中国也还不清！” 可不借外债，哪来那么多钱？慈禧也犯难了。她说：“借债不可怕，可怕的是借了钱不会用。” 这话倒是说到点子上了，可问题是，钱怎么用才算用得好呢？
结果，新政的钱，大部分都进了官员们的腰包。他们打着新政的旗号，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苦，对新政的怨言也越来越大。学堂建起来了，可里面坐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还是上不起学。新军练起来了，可军饷却经常发不出来。铁路修好了，可票价贵得离谱，老百姓根本坐不起。这新政，说是为了国家好，可老百姓怎么看都像是为了官员们自己好。
到了1906年，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民变。老百姓冲进学堂，砸烂桌椅，撕毁书籍。他们高喊着：“新学堂都是骗人的！他们拿着我们的钱，供着他们家的少爷！” 这哪里是反对新政，分明是反对不公，反对压迫！
慈禧去世后，载沣成了摄政王。他觉得新政初见成效，国库收入增加了，学堂建起来了，新军也练起来了。他甚至开始考虑效仿日本，搞君主立宪。可就在这时，武昌起义爆发了。辛亥革命的枪声，彻底击碎了清王朝的最后幻想。
回头看，这新政的“成果”，其实就是一场回光返照。国库收入的增加，是建立在加税和盘剥的基础上的。新军成了地方实力派的工具，最终反过来推翻了清王朝。学堂虽然建起来了，但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清廷的新政，就像一个华丽的空壳，看着光鲜亮丽，实则不堪一击。
清末新政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改革，不能只改表面，不触及根本；改革，不能只顾上层，不顾民生；改革，更不能沦为既得利益者的敛财工具。真正的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统一，必须是形式变革和内容革新的结合，更必须是为了天下苍生，而不是一己之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