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揭示了在公元前4000年，地中海东岸的两河流域已经掌握了人工冶炼铜的技术。短短几百年之后，公元前3500年，两河流域正式进入青铜时代。这是世界冶金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华夏文明时，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最早的冶金证据不超过距今5000年。这意味着，华夏的冶金史似乎晚于其他文明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在这段冶金史的探索中，考古学家们面临了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首先，华夏文明的冶金发展序列并不明确。在西北“仰韶”地区，考古学家只找到零星且简单的几件铜器，然而却没有发现有规模的冶金遗迹，也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持续的冶金行为。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出现的时间晚至距今3800年，而这与西北的铜器又明显的不同。更令人困惑的是，中原地区没有产锡，然而青铜器中却加入了锡，这些锡的来源成谜，青铜冶炼技术的突然提高也缺乏合理的解释。

金属制造考古学也无法找到冶金技术的明确传承线索，更没有证据显示金属与宗教信仰之间的联系。中国最早的自然金属、单质金属、合金金属、锻制、铸制和模制的证据也没有被发现和证实。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华夏“金属史、青铜史”考古存在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这使得我们的研究与世界冶金史存在严重的时间差距，甚至无法追上华夏文明应有的发展速度。

外界的一些声音认为，西北出土的铜器与境外相似，可能是由境外传入中国的。这种说法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困惑和失望。

从以上的描述来看，华夏冶金史的考古学确实面临许多问题，这可能导致对华夏文明的发展和起源的理解产生疑问。现对几个主要问题的分析：

1. 冶金史的发展序列

与两河流域或其他早期文明相比，华夏的冶金史在时间上似乎晚了很多，并且缺乏明确的证据表明其发展序列。这可能与考古资料的不完整有关，也可能反映出华夏冶金史在其他地方可能存在独特发展路径。

2. 冶金遗迹和生产痕迹的缺乏

在考古学上，发现大规模的冶金遗迹和冶炼行为的证据对研究冶金史的发展非常重要。华夏冶金史在这方面的不足可能与考古技术的局限性或特定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关。

3. 青铜礼器的出现与冶金技术的发生

中国南方地区冶金遗存证明华夏南方冶金史早在公元前3800年左右就已经学会制造了青铜礼器，远早于两河流域的青铜制造，并且这些礼器与早期西北地区的小铜器明显不同。这种技术水平证实了华夏冶金技术的并非来自西亚或中国西北部，更不是华夏西北地区“仰韶”技术的突然革新，而是出于华夏南方原生冶金技术的起源及发生。

4. 锡的来源和青铜冶炼技术的进步

由于中原地区没有产锡的证据，而中国的西南部有大量的锡矿。锡原料的来源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原地区青铜冶炼技术的提高也需要有合理的解释。这可能暗示中国不同地区的贸易和技术传播的作用，但需要找到确凿的证据。

5. 金属制造考古学缺乏技术传承和文化联系

金属制造考古学如果无法找到冶金技术的传承证据，那么就很难解释这些技术是如何在华夏文明中传播和发展的。同时，金属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6. 中国最早的金属使用证据

目前，考古华夏文明重在“仰韶”，且尚未在该地区找到在中国最早使用自然金属、单质金属、合金金属、锻制、铸制、模制等的明确证据，这使得华夏冶金史的起源更加模糊。在“仰韶文化”中找到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样华夏的冶金史就成为了西亚冶金史的接龙。两个“探源工程”正是得出这种结论，这是十分不正确的！

7. 研究方向的错误

如果研究方向偏离了正确的轨道，那么就可能导致对冶金史的理解出现重大错误。这可能是由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也可能是由于研究者的主观偏见。

为了纠正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同时，考古学家需要采用更广泛的研究方法，考虑技术传播、贸易、文化交流等多种因素，以更好地理解华夏冶金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至于提到的"哭晕在厕所"，可能反映了对当前研究状况的无奈和困惑，但这也应成为继续探索和研究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