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袁世凯这个近代史上曾大红大紫却又犯下大错的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那时算是中国实际的“领头人”，所以，他去世后谁来接手他的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袁世凯其实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天，所以他早早就准备了一个“秘密宝箱”，还在里面列了三个他觉得能担当大任的新总统人选的名字。
袁世凯心里琢磨，那三个人以后都可能“掌管”中国，他们究竟是谁呢？到底谁最后成功了？他掌权后又是一番什么景象呢？【袁世凯最后的日子】1916年6月5日晚上很晚的时候，北京城的路上静悄悄的，没什么声响，只有袁世凯在中南海的居仁堂里，那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显得格外忙碌和热闹。但要是你留心观察，就能瞧见来来往往的人们脸上都或多或少带着点着急和烦恼，尤其是那四位大人物，简直是急匆匆地赶了过来。这四位都是北洋政府里的大官，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和张镇芳就是他们。他们趁着天黑跑到中南海，是因为居仁堂那边给他们打了电话。
电话里传来消息，说袁世凯已经快不行了，得赶紧过去听听他最后的交代，这事关他走了之后谁掌大权呢。所以，一听到袁世凯病重的消息，这四位北洋军阀的重要手下就赶紧跑到中南海来，生怕赶不上见他最后一面。他们刚踏进中南海，就习惯性地四处瞅瞅，瞧见袁家的人一个个面露慌张，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心里头不禁咯噔一下，连忙往袁世凯的卧室赶去。袁世凯躺在床上，看着像是快不行了，连呼吸都变得特别费劲。
不过他心里还明白着呢，瞅见自己的四个心腹走了进来，就软绵绵地对走在最前面的徐世昌说：徐世昌（别号菊人）来得正是时候，我这把老骨头已经不顶用了。在这四个人当中，徐世昌算得上是老大哥，声望也是响当当的。当袁世凯向他诉苦时，徐世昌连忙劝慰道：“总统别太着急，多休息几天，身体自然能恢复。”不过他可能感觉到现在情形挺急的，不是寒暄的时候，所以就稍微停了一下，改口说：“总统要是早点把话说出来，那就更好了。”
袁世凯一辈子都精明得很，徐世昌话里的弦外之音他哪能听不出来，于是他又费了好大劲，才挤出“约法”这两个字。不过那时候，“约法”其实有两份，一份是孙中山带头弄的“民元约法”，还有一份呢，是袁世凯一个人说了算的时候搞出来的“民三约法”。袁世凯老是一个人说了算，怎么可能在选继承人这种大事上听孙中山的呢，所以徐世昌他们猜想袁世凯提的是“民三约法”。旁边站着的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接着说了句“金匮石室”，这让他们的猜测更加肯定了。因为“金匮石室”说的正是“民三约法”里总统怎么接着当的那套规矩。按照“民三约法”的要求，现任总统得把三个候选人的名字写到“嘉禾金简”这张纸上，然后把纸放进“金匮石室”这个保险的地方锁好。得等到要选总统的时候，才能把这个名单拿出来公布。
看到袁世凯没有反驳袁克定的话，徐世昌他们心里踏实了。没隔多久，袁世凯就去世了，徐世昌他们便按照他的遗愿，准备打开那个“秘密宝库”。徐世昌他们找来钥匙，按照袁世凯说的，悄悄地走到万字廊那儿，小心翼翼地把“金匮石室”的门打开，终于拿到了“嘉禾金简”。“嘉禾金简”是一张一尺多长的金色纸张，正中间写着袁世凯亲手题写的三个名字：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袁世凯心想，他们几个都有能力来“管理”中国。至于到底谁来接他的班，那就得看其他人的选择了。
【袁世凯的继任者——黎元洪】袁世凯提到的那三个人里头，有两个亲临现场，听了他最后的交代，还亲眼目睹了“嘉禾金简”上的字句。但大家都知道，最终接袁世凯班的人，其实是没在场的黎元洪。黎元洪并非出身于北洋军阀，他原本是湖北新军的一员。在武昌起义时，他带头起义，成了起义军的领头人。起义胜利后，他坐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宝座，并且后来还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被封为了副总统。但他毕竟不是从北洋军阀堆里混出来的，所以袁世凯始终对他有所保留，没让他来听自己最后的吩咐。不过要是按照“民三约法”的规定，这时候该轮到黎元洪来掌舵了。“民三约法”里头说了，要是总统干不了活了，那就得副总统来顶替几天，不过顶替的时间就三天，多了不行。
如今袁世凯已经离世，这就意味着在黎元洪临时掌管的这三天里，得赶紧选出个新总统来。尽管袁世凯已经提了三个人的名字，但到底谁能当选还得靠大家投票决定，这也是“民三约法”里说的。“嘉禾金简”记载的人员名单，得由专门的总统选举部门交给参政院和立法院，然后这两个院子各自挑五十个人，一起选出新总统。可是，不管是选举的部门还是两个议院，都因为袁世凯急着抢权力、想当皇帝，结果都没能建立起来。而且那时候，全国老百姓都在反对袁世凯，所以要是还按照袁世凯定的那个“民三约法”来选总统，那就等于是跟大家的意见对着干。
在场的四个人都精明得很，这些事他们心里都有数，因此都明白总统人选得立马敲定。考虑到徐世昌资历最深，大家的眼光不约而同地都落到了他身上。徐世昌虽然名字也在那名单里头，但他心里清楚，自己没掌握兵权，那位置怕是坐不稳，于是便慢悠悠地说：“按照规矩，副总统该接总统的班。”听到这话，在场的人都感叹他真是狡猾老练，跟袁世凯一样，他也没明确说是哪个“规矩”。这时就不得不说到另一个规矩——“民元规矩”。“民元约法”里头说了，要是总统的位置空了出来，那就得由副总统顶上，一直顶到总统的这届任期结束才行。
黎元洪本身是副总统，而且袁世凯也推荐了他，因此徐世昌胸有成竹地建议由他来接任，这样一来，按照任何规定都挑不出啥毛病。接着，他又很谦虚地补充道：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最终还得由总理来定夺。大家的目光这时都转向了当时担任总理的段祺瑞。不过，段祺瑞早就和有权有势的冯国璋私下商量好了。大家都商量好了要选黎元洪当总统，因此当点到他名字时，他显得十分镇定。
段祺瑞平时总是板着脸，不言苟笑，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悠悠地开口：“还行”，勉强算是答应了刚才的建议。至于另外那两个人，他们既没被袁世凯提名，自己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因此总统的位置就这么定下来了。没多久，黎元洪就被大家推选为总统，成了咱们中国的“头号人物”。但没想到的是，他并没因此掌握大权，反倒是和段祺瑞不停地明争暗斗起来。
【“北洋之虎”——段祺瑞】段祺瑞是个地道的军人，小时候家里穷，他就立志当兵，后来一步步从小兵干起，最终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1895年的时候，袁世凯正忙着建立新的军队。就在这时候，段祺瑞已经从柏林军事学院毕业了，并且很快就被提升为新军炮营的指挥官了。尽管他带领的士兵数量不多，大炮也不足一百尊，但这却是中国近现代最早的一支正规炮兵部队，而他呢，也自然而然地成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炮兵指挥官。后来，段祺瑞赢得了袁世凯的充分信赖，成了北洋集团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外界都管他叫“北洋猛虎”。
段祺瑞觉得袁世凯对他有提拔的大恩，因此他死心塌地追随袁世凯。但这不意味着他不想当总统，特别是袁世凯走了之后。段祺瑞是袁世凯的亲信，他不仅像黎元洪那样是北洋的重要人物，而且比起老资格的徐世昌，他手里掌握的兵权更多。因此，上了“嘉禾金简”名单的他，实际上也是新总统宝座的一个热门人选。可是，说来也怪，最终坐上那个位置的是黎元洪。虽说那时候段祺瑞也表态支持黎元洪，但这肯定不是他心底的真正打算，不然他后来也不会搞出那么多事情来。黎元洪当上大总统后，北洋政府开始搞内阁制，让总统和总理互相盯着对方。不过呢，总理段祺瑞在北洋政府里势力太大，导致黎元洪过得挺憋屈的。
段祺瑞掌管内阁大权时非常固执，还仗着自己多年的老本，压根就不太瞧得上黎元洪。从他手下徐树铮对待黎元洪的方式，就能稍微看出点这种态度来。徐树铮那时候是国务院的大管家，深得段祺瑞的信任，因此他经常帮段祺瑞跑腿。有一次，他拿着任命书就直接去找黎元洪，让黎元洪给盖上总统的大印。一般来说，黎元洪问问被提名的人有啥背景和经历也挺正常的，可他问完徐树铮后却说：现在是内阁管事的时候，总统大人，您就别多操心了。我手头一堆事儿呢，您赶紧把印一盖，咱们就算完了！听到那话，黎元洪气呼呼地跟旁边的人说：“我本来就不想当这个总统，你瞧瞧，他们眼里哪有我的位置啊！”后来，由于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黎元洪渐渐不愿再像被人操控的木偶那样，继续担任总统了。因为段祺瑞势力强大，黎元洪虽然在争斗中好像能稍微占点便宜，但其实他很少能真正做主。所以没过多久，黎元洪就被各路力量逼得不得不解散了国会。1917年8月份，黎元洪搬到了天津开始新生活，心里有种离开政治舞台的落寞感。另一边，段祺瑞还是总理，实实在在“掌权”了一段时间。不过段祺瑞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因为他和后来掌权的冯国璋关系也不咋地，这样一来，已经“低调”了很久的徐世昌就被大家选为了总统。
【“文治”总统——徐世昌】黎元洪离开后，北洋政府里就全成了北洋系的人，不过这些人也都各有各的小算盘。先是冯国璋当上了总统，可他和总理段祺瑞怎么也处不到一块去。他们互相都不信任对方掌权，而且都是手握重兵的北洋老将，因此斗起来比段祺瑞和黎元洪还要凶狠得多。段祺瑞心里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不想让冯国璋坐上那个位置。琢磨半天，段祺瑞觉得徐世昌挺合适，他是个读书人，对权力没那么上心，比冯国璋容易摆弄。可没想到自己疏忽大意，让军界的人先下手为强，把冯国璋给捧上去了。接下来，总统和总理之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较量，两人都手握大权，经常争得不可开交，连北洋集团里的其他人也都看不下去了。
这两个人都很爱面子，别人肯定不能直接劝他们任何一方让步，只能费劲心思地找个和事佬来调解。所以，已经差不多隐居的徐世昌，又不得不重新露面了。徐世昌费了好大劲想解决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的争执，可他们俩就是谁也不让步。就在这僵局难破的时候，事情突然有了转机。社会上的大家伙儿突然不再骂军阀统治了，反而开始挺那个主张和平的总统。这样一来，书生出身的徐世昌，又一次被大家伙儿给盯上了。1918年秋天，徐世昌因为大家的议论纷纷，最终坐上了总统的位置。他这个人挺有文人的样子，一直推崇“用文化治理国家”，觉得和平最重要。
跟那些军阀的雷厉风行不同，徐世昌掌权那会儿，北洋政府里头的火药味儿确实小了点儿。他爱用文化交朋友，经常给议员们送自己写的字儿。不少中南海的大门上，都挂上了他亲手写的牌匾。但那时候的中国，真是麻烦不断，内有纷争外有强敌。徐世昌靠文化手段来治理国家，也就只能让统治集团里面的人少发点火，其他啥也改变不了。在国家被外敌欺压的关键时刻，徐世昌却在外交上搬出了程朱理学那一套，讲的都是些不切实际的大道理。他一边推崇孔子、读书学习，一边又痴心妄想，觉得靠老一套的礼法规矩就能治理出一个太平世界。可能如果是在太平盛世，徐世昌真能当个“好皇帝”，但遗憾的是，他偏偏活在民国那个战乱连连的年代。所以没过几年，徐世昌就辞官回家了，靠画画写字来找乐子。
总而言之，袁世凯“嘉禾金简”上提到的那三位，都曾是中国实质上的老大。可惜啊，他们从没替国家和百姓着想，所以最后都没能成为大家心里认可的领袖。不知不觉，他们一个接一个离开已经快一百年了，他们的故事也伴随着他们入土为安而结束。只希望咱们中华民族能越来越好，永远远离战争和权力斗争的黑暗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