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溪战斗
韩德勤对我军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部队迅猛发展，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感到莫大的威胁。他调动兵力，调整部署，补充弹药，策划向我军进攻；但为试探我军虚实，又故作姿态地派代表与我军谈判，表面上与我军拟定防区，省韩、两李与我军“三方各守原防，努力抗战，一切纠纷，静候上峰处理”，并约定“韩部驻守海安、曲塘、姜埝一线不南下，新四军东进部队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之线不北进。”
陈毅、粟裕同志判断韩德勤实是缓兵之计，待其主力集中后，必然对我军发起突然袭击。
果然，韩德勤在蒋介石、顾祝同的命令下，开始了军事行动。八月二十三日，在东台召开了三天军事会议，韩德勤认为：北面的八路军兵力强大，西面新四军四、五支队“兵力亦厚”，“且湖泊不易作战”，南面新四军陈毅部兵力较少，充其量不过三五千人，如以主力进击，必可收效。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方针，先集中主力消灭或驱逐陈毅部，然后移兵北上，逐歼八路军黄克诚部。八月三十一日，韩德勤于东台副总司令部下达了作战命令，要求各部“向黄桥附近地区攻击前进”，歼灭“盘踞分界、黄桥一带之匪”，“特派李总指挥明扬为进剿军总指挥，李军长守维、李副总指挥长江为进剿军副总指挥，并派李副总指挥长江兼右翼进剿指挥官，陈指挥官泰运为副指挥官，郭参谋长心冬为左翼进剿军指挥官，刘师长漫天为副指挥官。”
八月三十一日，陈毅同志根据情况急剧变化，致电中央，并报胡服、叶挺、项英，力主“八路军部队应迅速南下，主力要在省韩未攻我前，先行占领盐城一线，五支队则应先占领平桥、宝应之线，才能配合我们一举解决苏北问题，否则要失良机于万一。”另一方面，他也下决心“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少奇同志积极支持这一意见，他与邓子恢同志于七月三日致电陈、粟，并报中央：“韩德勤已开始向你们进攻，这就有解决苏北问题的极大可能。现决以九个团参加，由苏北全部南下，配合你们解决韩之主力，完全占领盐城、东台、兴化、阜宁四点。这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在华中之作战地位具有决定意义。”但是，从八月中旬起，苏北、皖东发大水，交通受阻。韩德勤为了“先南后北”，实行南攻北守，又焚烧船只，加强对运河、旧黄河、射阳河等水道的封锁。因而，四、五支队及黄克诚部难以完成任务。少奇同志就建议陈、粟“准备两星期至一个月的独立作战”，“在开始时，只进行防御战，不作大的出击，而向全国发出呼吁，以争取我之政治理由。”九月三日，韩德勤开始进攻。以两李、陈泰运及保三旅编成的右翼军，在姜埝附近集结完毕；以八十九军的一一七师、独立六旅、保一旅组成的左翼军，在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结完毕；分别经蒋垛、古溪向黄桥攻击前进。这个战斗部署由陈泰运透露给我们了。
右翼军两李和陈泰运部在我军有效争取下，进展迟缓；左翼军是进攻主力，大胆冒进。陈毅同志的意图是歼其左翼军，因一一七师是省韩主力，拟集中一、二、三纵队全部兵力，采取以退为进、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分割围歼的战术。他对我们说，不是一一七师到古溪就打，还要引诱他深入一点。古溪正好在黄桥、曲塘的中间，相距各二十余里，要是把一一七师再放过十里，脱离他们后方，离曲塘就有四十里了，如果到了古溪就打他，后路不容易切断，也就不容易歼敌。
九月五日，保安一旅占领了营溪。同一天，一一七师打到古溪北面，随即猛攻古溪，炮弹在古溪镇上到处爆炸。古溪有我军的医院、修械所，也都挨了炮弹。如果我军还要向后撤退十里，古溪的坛坛罐罐就得大搬家，就得组织群众扶老携幼地转移。
那时，部队士气正高，求战心切。二、三纵队比一纵队还想打，他们一路打来，虽然也抓了几百人枪，但那是杂牌军、老爷枪，远远没有吃饱。我们这些指挥员习惯进攻，只要手上有几支能打能冲的部队，就不甘心老是“挨打”。粟裕同志是前敌指挥，随二纵队行动。
我们部队才集结，还没有展开，粟裕同志就召集王必成、陶勇和我去研究出击问题。我估计是王必成同志发起的，撺掇粟裕同志立即出击。粟裕同志问我们的意见，三个司令员没有一个反对的，大家都嗷嗷叫，要出击，都说不要再退了，就出击，有把握。
商量结果，出击部署是：五日夜，以一纵队为迂回部队首先攻克营溪，先解决保一旅，然后向西迂回到一一七师和独立旅的后面，以切断韩军主力的退路；二纵和三纵则于六日拂晓一同从古溪正面出击，准备在前后夹击中，歼灭韩军主力四个团。
粟裕同志把大家的强烈愿望和具体部署报告了陈毅同志。陈老总“哼”了一声，问道：“能够切断古溪敌军退路吗？”粟裕同志作了肯定的答复。陈老总又反复询问了一会，最后说：“那好吧，你们这么有把握嘛！”
按照部署，我一纵攻打营溪，一举歼灭了保安一旅的两个团，马上打扫战场，调整组织，吃饭喝水，继续前进。可是拂晓抵达预定地区时，一一七师等部只留下尾巴了。因为营溪被我军攻克后，八十九军参谋长郭心冬就慌了，准备后撤。拂晓时我军进攻开始，他用少数部队火力掩护，主力很快撤走了。这下，由于我军反击过早，没有让他进占古溪，再放他十里，他后方较近，我穿插不断，追击不及，让他缩回去了。正面进攻的部队缴获人枪也不多，我军没有完成歼灭韩军主力的任务。十里之差，竟成了大问题。
应该说这是一个胜仗，我们一纵就歼灭了顽军两个团，以后释放这些被俘人员，对他们宣传合作抗日、不应反共的民族大义，使保一旅旅长薛承宗大为震动，成为以后一度合作的基础。而且，韩德勤的主力部队气势汹汹而来，狼狈不堪而逃，黄桥人民欢欣鼓舞。陈毅同志来到雅周庄的前敌指挥所，我们三个纵队司令员以为打了胜仗，高高兴兴地去见他，他却脸孔铁板，火气比我在郭村见到时还要大，把我们吓坏了。陈老总倒是不骂人，只是说：“有把握，有把握，包打，好，包到哪里去了？叫你们不要急，把他放进来再打，硬不干。看，你们打得好吗？还不是放跑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一声不吭。他想了一想，又说：“好吧，也是我同意了的，没得话说了，接受教训吧！”
现在想来，诱敌深入等战法，连没有听过炮声的学生也能够写篇论文，说个一二三的，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鱼儿进网啦，总想赶快扳起来，能耐心，可得有军事修养啊！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没有古溪我们的冒失，也可能没有黄桥决战时韩军的冒进；没有我们在古溪的教训，也就没有黄桥决战时的诱敌深入。研究历史如果孤立地看一点，肯定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我们几个冒失鬼没有打好，却使我们有不少长进，我们才真正懂得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门学问。
姜埝战斗前后
古溪之战是韩德勤对我军的一次试探性进攻。他在受挫之后，改为“堡垒推进”方针，指令当过汉奸的反动家伙张少华的保安九旅进驻原税警总团防地区姜埝，严密封锁黄桥地区的粮食通道，并挟制李明扬、陈泰运两部，企图逐渐压缩我军于沿江狭窄地区，勾引日伪军对我合击。
在古溪战斗同时，天长、六合两地日军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骑兵数百人。九月五日，日寇攻占皖东地区和津浦路东我中心地区的马家集、竹镇、半塔集、汊涧等地，与韩军的进攻遥相呼应。
张少华虽然是“反正”的伪军，但和日寇仍互派代表，明来暗去。他的部队来往于长江两岸，由日寇派兵护送，在江南经常袭击我军，难怪与日军配合如此紧密了。他所盘踞的姜埝本来是陈泰运的驻地，加之监视两李，陈、李对张少华也视为眼中钉。张少华一到姜埝，就杀害我军地方武装十余人，对绅商绑票敲诈，罪行遍地，加之粮食禁运影响人民生活，因此，他们纷纷请求我军讨伐张部。
九月十三日，我二、三纵队围攻姜埝，二纵队主攻，一纵队在白米、马沟一带打援。二纵队以“勇敢队”两个排担任突击，砍断电网，从碉堡丛中猛插进去，首先打掉了张少华的司令部，经一昼夜激战，一举解放姜埝，歼敌千余。
陈毅、粟裕同志根据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决心集中兵力于黄桥附近，在八路军南下的战略配合下，作独立迎战韩军的准备。为保持政治上的主动，我军再次发动士伸向韩德勤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韩德勤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埝”，妄图混淆视听，制造进攻新借口。为了揭露韩德勤的这一骗局，进一步争取中间势力，于九月二十七日在姜埝召开军民代表大会上，陈毅同志慷慨陈词，断然表示，为了团结抗日，愿意退出姜埝，并一再呼吁和平：“新四军进驻黄桥以来，对省韩曾作极大让步，屡次致电省方，希望能够和平，大家团结一致。古溪战斗，我军停止追击，放回俘虏。可省方竞将我军十几人杀害。此次我军攻打姜埝，再教训省方一次，仍然希望得到和平。如果省方以为我们力量不足而退出姜埝，仍旧进攻，我们就要采取必要的自卫，为祸为福，只好以将来的事实作证明。”这得到了所有代表的同声赞叹。黄桥朱履先就说：“如果你们退出姜埝，省韩还来进攻，则是欺人太甚，万分无理，不但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们，省韩必遭苏北人民共弃！”
九月三十日，我军撤出姜埝，通知李明扬、陈泰运来接防。李明扬喜出望外，因为“金姜埝、银曲塘”是苏北富饶地区，财政收入多，我军又主动送给陈泰运一百多条枪，韩德勤一无所获，加深了与李、陈的矛盾。两李和陈泰运再次表示愿意中立。韩德勤却视我军退出姜埝为软弱可欺，进一步提出无理要求：“新四军一定要撤出黄桥，开回江南，才可进行谈判。”各界人士闻讯后无不愤然，海安的韩国钧也怒骂韩德勤：“小子无义，天必殛之！”
韩国钧是海安人，当时已是八十四岁高龄，清末拨贡，当过知县，民国初年任安徽省民政长，又当过江苏省省长，在苏北上层人士中威望很高，韩德勤统治集团的不少重要人物给这位老人送过“门生”帖子。象这样的一位老先生，争取他的同情赞助是十分重要的，但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九四O年春，陈毅同志到泰州城时，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介绍，与韩国钧通信后，互赠对联，渐增交谊。
朱履先，黄桥人，早年追随孙中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他率三十四标在南京响应，后又参加反张勋复辟，是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阅兵典礼时的阅兵总指挥。这时虽然归隐，但在通如靖泰一带，发言还是颇有份量的。
陈毅同志一到黄桥，就拜访了朱履先。两人性格都很豪爽，交浅而能言深。朱履先老人得知国民党当局竟然不发给新四军一个铜板军饷，怀着义愤之情，出面并带头在绅商中募集捐款六万元给新四军，并积极向我军建议开征田赋。朱履先又致函韩国钧，为陈毅同志作了介绍，陈毅同志亦附函致意。很快得到韩国钧的反应，表示愿意“筹划进行”从中调解，合力对外，不使内部磨擦。
我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加上陈毅同志的文韬武略，书棋风流，使韩国钧、朱履先倾倒不已。由韩国钧领衔，加上朱履先和当地绅士胡显伯、黄辟尘、吴云山等二十五人，致电重庆战地党政委员会黄炎培，转致吴稚晖、钮永建、叶楚伧、冷通、江问渔、夏敬民、余井塘、洪兰友等江苏籍人士，并“恳转委员长钧鉴”。第一个电报控诉苏北十数万军旅不能收复失地，日惟排斥异己，活埋青年，虐待人民，内战不休，“仰恳中央疾电江苏省府息战停争，或派要员莅苏，挽救危局。”第二个电报则是专门控诉粮食封锁禁运和韩军贩粮资敌的，口气也很激愤。意思很明显，韩德勤不行，请另“派要员莅苏”。当我军一退再退，而韩德勤竟然出动大军，狂呼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去喝水！以致韩国钧老先生气极，不禁深深喟叹：“大敌当前，犹拥兵内战，自然民心厌恶，士卒离心，以骄矜之将，遇必死之师，焉有不败之理！”顽固派失掉民心，失败在等着韩德勤了！
黄桥决战在军事上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常把真理绝对化。毛主席的军事指导思想，歼灭敌人必须以多胜少，需要三倍、四倍，甚至五倍以上的兵力。孙子也说，“十则围之”，要超过敌人十倍才能包围。而黄桥决战，韩军十万，我军一万；战场上呢，韩军二万五千多主力，我则全军不足一万！
是不是以少胜多就违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不是以弱胜强就不符合自古以来的兵法呢？
并不是绝对的。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列举了鲁齐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有名大战。而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指出：“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之。”
陈毅同志是从我军南昌起义失败后，从实战中锻炼出军事才能，习惯于长期战争中的“以弱胜强”，在黄桥决战中得到了充分发挥。陈毅同志在黄桥决战前后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得到中央表扬的，至今人人赞誉，而他在黄桥决战的军事成就却被淹没了。黄桥决战是陈毅同志军事上的杰作，是“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典范。
与陈老总在姜埝召开军民代表大会的同时，韩德勤在东台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进攻黄桥的计划。他以为我军撤出姜埝是“匪胆已寒”，“不敢与我作战”。于是在九月三十日，韩德勤密令：“集中力量，力求主动”，“应不惜牺牲，达到最后目的”，将新四军“包围而歼灭之”。韩德勤部署了三路大军：两李和陈泰运的部队为右路军，约一万二千余人，攻击我军黄桥以西防线，并掩护中路军的进攻；左路军由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共五个保安旅的大部组成，约七千人，攻击我军黄桥东南地区防线，牵制我军防御兵力；中路军是进攻的主力，兵力约一万五千人，以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为左翼，向黄桥东面的加力、分界攻击，独立六旅为右翼，攻击黄桥北面，李守维亲率一一七师大部、军部直属队及炮兵为中坚，由营溪南下，攻击黄桥东北。韩德勤共组织了二十六个团、三万余人的兵力，发起黄桥战斗。同时，日军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沿江韩军也劫走了船只，以断绝我军退路。
我军仅七千余人，兵力悬殊太大，还要分兵防御可能配合进攻的泰兴等地的日军，形势十分严重。
为迟缓韩德勤的进攻，中央于十月二日致电周恩来同志：“韩德勤又大举压迫陈毅，据陈毅称战事不可避免，要求黄克诚增援。因此，我部署方针，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的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少奇同志根据中央指示，致电陈毅、黄克诚同志，认为苏北目前确不应向韩采取严重的进攻行动，而应完全站在自卫立场，对陈毅部的增援如无中央明令南下，就以到达阜宁、益林之线为止。而陈、粟目前的作战方针“还应是独立打破重围，求得以速决为原则”，“在胜利后即以比较谦虚的态度言和，冲突可暂时停止。”
陈毅同志与粟裕、钟期光、王必成、陶勇等和我在内的有关同志，经过反复商量，苏北军分委数度集体研究，形成了一个独立解决韩德勤的方针。就是说，在八路军及四、五支队的配合下（这种战略配合是非常必要的，陈毅同志后来在党的“七大”发言时曾表示热忱的感谢），并不固守两星期待援，而是以“独立作战为原则。韩如三路或两路来，坚决各个击破之。”（陈毅于九月下旬致毛、朱、王电）这“各个击破”就不仅是“打破重围”，而是要歼韩军主力了。因为多方争取了两个月的决战战机终于到来，按照陈毅同志和苏北军分委的意愿，即使援军不能到达（如胡服所料，赴援“事实上决不会快的”），也非歼韩军主力不可。事实上，韩德勤提出的是“决一死战”，我军提出“决战”，双方都很明确。我们很清楚：韩德勤主力全部来了，胜败在此一仗，如果打赢了，就解决了苏北问题，如果打不赢，再也无处可退。韩德勤也清楚：要未“把新四军赶到长江喝水”，要么“苏北垂危”。他的“追剿令”写得很清楚：“此次决战关系苏北及我团体整个政治军事问题至大，事已至此，应不惜牺牲达到最后目的。”
我军退出姜埝后，已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有利地位：第一，揭露了韩德勤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我军的忍让求全的态度，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同情；第二，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地方实力派在韩我之间中立的可能性；第三，我军能够缩短战线，及时集中兵力，处于进行自卫反击的有利地位。我军虽然人数较少，但军事素质却不是顽军能比拟的，被迫自卫，背水作战，“哀兵必胜”。当然，除了上述条件外，要取得战役的胜利，还需要发挥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艺术。
【叶飞，原名叶启亨，福建南安人，1914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政治委员。领导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团长，江南抗日救国军副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第l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指挥或参与指挥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新登战役和天日山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省省长，中共福建省委第1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1政治委员，国家交通部部长，海军第1政治委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著有《叶飞回忆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