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进！东进
郭村保卫战胜利以后，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苏北问题了。陈毅同志于七月五日致电中央并新四军军部、中原局：“两李进攻已被击退，要求停战。我们意见：击敌、联李、孤韩为和平基础条件，使两李能为我们领导下的力量，使省韩、两李破裂。”
韩德勤在进攻郭村失败后，就煽动当时还在兴化城的李明扬，可以发给李明扬一笔“剿共”特别经费，还可以支援一大批弹药，八十九军还可以出动助战。
李明扬举棋不定：是俯首听命于韩德勤的摆布，还是和新四军讲和呢？中间势力总是有空可钻，何况，新四军方面以前还有一些交往呢。他决定连夜赶回泰州再作决定。
李明扬回到泰州，就接到朱克靖同志带来的陈毅书信和一首诗，信固情真，诗更意切。这诗就是《陈毅诗词选集》中的《送友人赴泰州谈判抗日合作》：停骖问战意如何？词婉情真再致书。军令今当斩马谡，歧途何事泣朱杨？仲连智免蹈东海，武穆冤成走传车。凭君寄语强梁辈，磨擦自我慎厥初。
诗中既用了斩马谡的例子，警告李明扬如果再打下去，丢师失地，难逃一“斩”；又望李明扬不要彷徨，如杨朱歧途哭泣而返；劝说他学鲁仲连保持中间力量，而不要像岳飞蒙冤身亡。在我军释放被俘人员，归还缴获的部分枪支，放弃占领地区，停止进攻泰州等一系列的政策感召下，李明扬终于摆脱了痛苦的抉择，还是走左右逢源的老路以保存自己。
这就是郭村战后，能与两李言和、趁机东进的历史背景。接着，我军又让出郭村、塘头、宜陵，并把吴家桥、大桥一带的三十里老防区及每月税收五万元一起让给两李，进一步巩固了与两李的团结合作关系。
七月八日，粟裕同志率领江南指挥部及老二团、新六团，在江南西塔山地区，击溃了顾祝同、冷欣所部的进攻，渡江北上，到达吴家桥地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将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指挥，刘炎、钟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叶飞，下辖第一团（原新四军老六团）、第四团（原挺纵四团）、第五团（王澄起义部队）；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下辖第二团（原新四军老二团）、第六团（原江南新六团）、第九团（原江抗二团）；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刘先胜，下辖第三团（原苏皖支队）、第七团（原挺纵二团）、第八团（由挺纵、江都游击队和苏皖支队一个连组成）。全部共七千余人，数量虽不大，但统一了指挥，部队面貌一新。
江南主力北上以后，苏北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蒋介石、韩德勤绝不会允许我们在苏北敌后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在顽我之间将有一次决战，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对于我军以何处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指挥部参谋处提出了向北和向东的两个方案。向北，就是北进兴化，直捣韩德勤老巢。理由是：郭村向北就是韩德勤地区，张星炳保三旅驻地，我军直接从郭村向张星炳进行反击，直趋兴化。但是我们挺进纵队的领导同志都不赞成，熟悉苏北情况的同志也不赞成。虽然消灭张星炳旅是有把握的，但韩德勤必出兵打我，向北是水网地区，既宽且深的河道密如棋盘格，部队行动必须船只，难以展开，更难于迂回包抄打运动战和歼灭战，对我军不利。而且很快就和韩德勤主力作战，对于刚在江北会师立足未稳的我军来说，准备也不够充分。这个计划只有八路军南下到兴化附近，打下兴化即与八路军会师时才可实施。当时八路军南下部队才过陇海铁路，相距过远，时机不成熟。向东，东进黄桥。理由是：第一，黄桥处于泰州、泰兴、如皋、靖江之间，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可以控制四县，并可向南通、海门、启东发展，我军控制这一地区后，就可与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而且切断了韩德勤与江南冷欣的联系。第二，盘踞黄桥一带的何克谦部保安四旅，是一支土匪游杂部队，建制上属于韩德勤，实际独立为王。该部一贯勾结敌伪，猖狂反共，特别是对黄桥地区的人民苛捐杂税，绑票勒索，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有的军官赌红了眼，用拉出了弦的手榴弹向当铺当银元。有个团长应地方士绅招待宴饮，团长的马弁却钻进后房强奸了士绅的女儿。这支队伍如被消灭，数县群众和绅商无不拍手称快。如果知道我军东进，肯定会派人来敦请哩。第三，黄桥地区是农民暴动中建立红十四军的地方，革命影响较大；抗战初期，上海党又派人来进行活动，组建了工委和县委，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青年建国团，群众基础很好。另外，开辟黄桥，韩德勤由于何克谦是他忌恨的野马，未必全力支援；待我军建立黄桥根据地后，他必不能坐视，如远道来攻，李明扬则隔河观火，我军就有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战场，可以进行顺利的决战了。以上的向北、向东两案相比，当然就没有争论地认为东进黄桥为最佳。
陈毅同志把这一决心于七月十四日报新四军军部转报中央和重庆周恩来同志：“决定整顿一周，向东挺进”，“在泰兴、靖江、如皋、南通建立根据地，以黄桥为中心。”
于是，苏北新四军唱起“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一响亮的战歌。
胡服方案
一九四O年七月二十日，胡服与邓子恢同志联名致电陈毅并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并致彭、项、叶、黄，这一长电首先阐明了他们关于华中战略问题的意见，分析比较了大别山、伏牛山、苏北这三个地区的利弊，指出苏北最利于我发展，必须取得苏北，为整个中华建立一个总的巩固的根据地。
少奇同志提出了有关下一步作战计划的意见。这些意见气魄很大，在军政双胜方面也考虑周到，但在斗争策略、发展方式和战役组织上与陈毅同志的打算不大相同。
少奇同志的计划是：陈毅所部暂不去黄桥，在原地“让韩李集中部队从东北方向”向我进攻时，我军“以逸待劳，严阵以待，最好在他来攻三五天之内我不作大出击，在原地则应准备独立坚持两星期至一个月”，以便在政治上向全国舆论和苏北群众证明“衅自彼开”；在军事上则等待与配合强大的增援部队的到来，共同进行决战。少奇同志准备组织八路军南下部队和新四军四、五支队作数百里大迂回，“以便在东台及其以南击溃韩李主力”，“赶走韩德勤，最好李明扬也同时赶走。”
可以想见，这样一场决战，规模巨大，是半塔集保卫战的发展和扩大，也是少奇同志指示我回苏北后进行战斗的发展和扩大。如获胜利，则将一举而囊括苏北。果能如此，则华中局面就可以立即打开，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计划就可以获得决定性进展。
胡服方案应该说是完全符合中央的路线方针的。陈毅和粟裕等同志研究后，对他们原来拟定的苏北作战计划作了两个关键性的决策：
第一，“独立布置发展苏北工作。”陈毅同志根据长期作战的经验，也根据郭村战斗中待援不得的情况，深感到日伪顽的阻挠和铁道、公路、河川、湖泊的阻隔下，不能把远道增援作为战役部署的基点，而应“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以独立作战为原则”。这就不可能采取“一气打到底”的办法，而是“有限度地、有步骤地巩固发展”，“采取逐步跃进的姿态”。
第二，团结争取两李。胡服方案显然是根据郭村两李围攻的行动来估计，两李会与韩德勤配合向我进攻，因之说“让韩李集中部队从东北方向”向我进攻时，把李明扬也“同时赶走”。但郭村战斗之后，经过一系列工作，已经消除了两李与韩德勤配合向我进攻的可能性，韩德勤也就不可能越过两李防区向我进攻。因而，陈毅同志密电上报说：“只要我们今后争取得法，两李有由中立可争取进一步。同时，韩部之中间分子更有倾向我们的可能。”
事实很清楚，这并不是路线和战略方针的分歧。任何具体战役、战斗都可能有多种方案，当然其中有最佳方案，最佳方案的施行取得胜利，并不说明其它方案是一无可取的，或就是错误的。
七月二十三日，苏北指挥部仍维持原议，并电告中央、新四军军部和中原局，开始东进黄桥。
扎根黄桥
部队在扬泰地区休整了一周，在塘头整编了部队，在一个地主花园里，开了连以上干部的动员大会。陈毅同志作了动员报告，他激昂慷慨地说：我们这次东进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必须争取胜利。如若失败了，就只好下长江喝水；只有胜利了，整个苏北的局面才能打开。大家要下最大的决心，必须打败敌人。当时，形势确实十分险恶，七千之众面对敌伪和十万顽军，而且宜陵、塘头又交给了两李，根本不能西返。
当时，非但是宜陵、塘头、郭村交给了两李，以后又将大桥、吴家桥的老防区让给两李接管。这一地区每月税收五万元。就像有人认为两李是中间派，只能团结，不能斗争，打上门来也不能还手，否则就会把中间派打跑了这种片面性一样；还有一种片面性认为陈老总搞统战老是自己吃亏。这后一种片面性主要是目光短浅，看不到“予中间派以实利”，也就换取了顺利东进，而且为以后各保安旅团都纷纷派代表来联络打下基础。
七月二十五日出发东进，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我军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巷口、缪湾两李防区时，李军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以掩盖韩德勤耳目，我军佯作夺路而过。
韩德勤接到保四旅何克谦的报告：发现“新四军自宣家堡东侵，张公任部已撤走”。韩德勤亲自打电话给李明扬，问是否有新四军大举东进？人数多少？为什么不加阻拦？李明扬答日：有此事，缪湾一带正在激战，据报新四军“伤亡惨重”，一部绕道东去等等。并请求“副总座”即予补充弹药。韩德勤绝没有料到我军会放弃既得地区而全师东进，就命令何克谦保四旅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攻击，同时命令陈泰运税警总团由曲塘南下至北新街一带，妄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于运动中。
我军对何克谦、陈泰运两部决定采取不同对策。对陈泰运以惩戒，目的在于警告他不要跟着韩德勤制造磨擦打内战，应该团结抗日；对何克谦则予以歼灭。遂以第二纵队为左路，保障侧翼；第三纵队迂回，断敌退路；第一纵队为右路，直取黄桥。
我二纵队行至北新街以南时，陈泰运部已进到薛家垡、北新街一带。指挥部命令二纵队调头北上，击溃陈泰运两个团，歼其一个多营。战后，我方如数遣返了俘虏，还主动送还了部分枪支。陈泰运大喜过望。这个陈泰运，刚刚由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苏鲁战区设计委员、北伐时代的老共产党员黄逸峰同志从兴化软禁中营救出来，“奉命用兵”，碰得头破血流，当然正中下怀，表示愿与我军共同抗日。而对我军来说，陈泰运驻曲塘，在黄桥以北，正好作为与省韩之间缓冲地带，便于我军集中全力歼灭何克谦部。
何克谦不知死活杀向前来，正好是你来打我，我师出有名。二纵队攻击黄桥以北的蒋垛、古溪、营溪；三纵队迂回，攻取搬经，截断何克谦退路；我纵队直捣黄桥，攻击该镇及其以南地区。经七月二十八日一夜激战，各部胜利完成任务。我军于二十九日凌晨解放黄桥。此战歼灭何克谦主力两千余人，何部特务团四百余人在陈宗保同志率领下起义，编为新四旅第一团。
部队在黄桥镇稍事休整后，就进至如皋、如西地区。一团乘胜攻克靖江东北的西来庵镇日军据点，四团攻克孤山伪军据点，积极准备反击日伪军“扫荡”和反顽军磨擦的战场，以及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从黄桥溃散之敌，散布农村为恶，扰乱农村社会治安，各团分散进剿，俘获人枪很多，人民得以安居生产。
我军到达黄桥时，沿途群众夹道欢迎，而且热烈要求我军长期驻扎，保护地方，打击日寇。八月初，成立了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恢复了黄桥周围四个区的行政工作，由一纵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同志兼任主任，开始收税征粮，解决部队供应，粉碎国民党想从财政上、给养上卡死我们的阴谋。八月下旬，成立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管文蔚、陈同生同志分别任正副主任。同时成立泰县、泰兴、如皋、靖江四个县政府，由惠浴宇、陈同生、梁灵光、刘万里同志分任县长。
为加速根据地的建设，准备韩德勤进攻，苏北指挥部、军分会于八月二十日下达了《对于创建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着重指出：“目前的工作任务，积极充实主力，严格整训部队，努力民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权的基础，随时准备迎接反‘扫荡’、反磨擦的胜利。”并对上述各项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任务。这样，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逐步开展起来。临时行政委员会颁布了抗日民主施政纲领、“二五减租”法令和群众团体组织法。当“二五减租”的口号提出后，引起了苏北社会的反响：地主阶级听了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宣传，害怕“变相共产”、“慢性革命”；广大农民希望实行当年红十四军时的“打土豪分田地”，认为“二五减租”不解渴。我们一面以各种方式向农民、地主士绅解释减租法令，一面组织群众成立农抗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为培养军政干部，成立了苏北军政干校，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开办党员训练班，训练提高新党员；出版《抗敌报》（苏北版）；成立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
我军也得到了扩大，单是八月份就扩充新兵一千二百名以上。主力扩大了，地方武装也建立了，通如靖泰行政委员会警卫队二百多人，如皋县二百多人，靖江县一百多人，泰兴县五六十人，区里也建立了二三十人的武装组织。
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以最快的速度建设得初具规模了。
联床夜话
回头来说当年难忘的一夜。
陈老总的指挥所设在老叶庄。我军把何克谦的进攻击溃，粟裕同志随二纵队亲临前线。应该说：一切顺利，胜局已定。这里已近江海平原，入夜凉爽宜人，陈老总把我找去秉烛谈心。
陈毅同志沉重地说：“你那个六团不简单，土地革命锻炼出来的，党的精华啊！这些老战士久死一生，斗争经验丰富，一个人将来都可带一个连或一个营。把这样的部队同国民党拼掉了，我们要成为历史的罪人哪！”
我想不到一开始他就如此严肃，心情顿时沉重起来。我理解陈老总对郭村之战还有话跟我说，但此战也不是我冒失到不计后果而打起来的，未免感到委屈。当时就把半塔集驰援，少奇同志面授机宜，如何决定转移到郭村，以及后来决心保卫郭村及作战情况一一细说。
陈毅同志听我汇报到少奇同志关于当前全国形势和华中特点的分析，他很有力地“母”了一声。一说到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陈毅同志很动感情，香烟一支接着一支抽。当我说到少奇同志分析在相持阶段中，放手发展人民力量，不光是为r保证抗战的胜利，还为了抗战以后中国革命的前途时，陈毅同志深有同感地说：“新四军到江南已经迟了，武装都给‘忠救’抓去了，苏北也给韩德勤、李明扬抓到手里，我们不得不在反磨擦中求得发展。苏北我军力量单薄，我这才下决心把兵力集中到苏北，这才有放手发展的条件。”我一昕此话，就觉得陈毅同志和少奇同志对于“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早有具体打算，一九三八年就派挺进纵队过江控制江北江都县的嘶马、大桥一带狭长地区，作为向江北发展的桥头阵地。
陈毅同志轻轻吁了一口气，说：“郭村打起来，叶飞啊，我真着急啊！”
我告诉陈毅同志，当时我们到郭村，是把两李甩到侧后，准备韩德勤向我进攻，哪知道反而是两李来攻！
陈老总笑了：“韩德勤学会了蒋介石的一手了，拿杂牌军打先锋。两败俱伤，他就可得渔翁之利嘛。”
陈老总弄清楚了胡服并没有叫我打两李，我也不愿打两李，既然逼上门来了，是应该打的。打胜了，形势很好；打过头了，就要坏大事。他根据中央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决定不打泰州的方案，对两李打了又拉。
陈毅同志突然问：“你为什么说江南是机会主义路线？”我愣了。
陈毅同志又直截了当地问：“你怎么没有回复我的电报呢？有气？”
我说：“当然有气。”
事情是这样的：增援半塔集回来，我向纵队和特委的领导同志传达了少奇同志的指示以后，不久就收到陈毅同志一份电报，措辞严厉，责问我从半塔集回来后为什么说江南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我回答：陈毅同志怎样反对中央？我接到电报，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从说起；也有点窝火，怎么弄出这样的事情来了呢？电报中很难说清，准备过江当面向陈老总汇报。但去江南一趟来回要十天半个月，日寇“扫荡”，李长江挑衅，不可能离开这么长时间，战事一起，也就顾不上了，也没有回电报说明此事。现在当面开门见山谈，我就乘此机会说：“我传达胡服同志的指示讲得很清楚，他说陈毅同志对项英同志的错误是有斗争的，是与项英同志不同的。他还说，陈毅同志不执行项英同志那一套，不照他的办，想办法向东向北发展，是执行中央路线的。”
陈老总深有感触地说：“我是两个合法，两个非法！为求得革命事业的发展，常常要合法掩护非法。”
这一点，我是有体会的。东进要用江抗的招牌，北上要用挺纵的名义。我也不得不先后改名“叶琛”、“聂扬”，向三战区请长假，另外编个新六团。即使这样，对项英同志还冒“非法”风险。我知道陈老总是煞费苦心的。
陈老总有点激动，他说：“江南没有委派县长，这并不是执行皖南的指示，也不是我陈毅不敢这样做！”
我了解陈老总的脾气，敢作敢为。他既高瞻远瞩，全局在胸；又深思熟虑，处事周详。
陈老总深深地吸了两口烟，平静下来了。他说：“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茅山地区就建立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抗敌总会，这是半政权性质。打开扬中后，项英同志要我们接受国民党派来的县长，韩德勤派来一个，冷欣也派来一个。我说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吓走了，成立了我们的扬中办事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嘛。”
陈毅同志是很严格的。他从不在下级面前讲新四军领导的路线错误，也不讲他与项英之间的矛盾。我在东进之前有一点感觉，但也不好细问。如今，他知道我了解一些情况，才如此敞开胸怀。
陈老总吐了一口烟，看着烟圈散去，吁了口气说：“现在好了，可以和中央直接通报了。”
我看着陈老总，为他感到高兴，但也有点怅惘，想起了他给我的那份电报……
陈老总好象知道我想些什么，宽慰地说：“有人打了你的小报告，说你这样说那样讲的。我到郭村以后已经弄清楚了，你不仅政治上没有错误，组织上也没有错误，事情清楚了，也就完了。你呐，也不要问是哪个人打的小报告了。”
我知道，陈老总很注意党内团结，即使我问，他也不会告诉我的，我也没有去问。
深夜，我留下与陈老总联床共眠。秋风习习，静无人声，我却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
老叶庄夜谈，我汇报胡服指示以及我从半塔集回来后的一切做法，不但解除了陈毅同志对我的误会，无意中，也加深了陈毅同志对少奇同志的了解。以后，我有机会读到陈毅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深刻诚挚的发言，其中讲到刘少奇同志时，他说：“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南下，到华中执行毛主席的主张时……他做的工作并不多，但做了两件主要的事情，对全局解决了重大的问题。一件事是进行了反磨擦，号召新四军及全党进行了自卫战争，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反对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就是把华中新四军中一部分干部，甚至很多同志对顽固派精神上的屈服，不敢反抗，不敢向他们开枪，动摇犹豫，怕破坏统一战线，又怕打不赢，从精神上解放了。把放在自己身上的包袱放了下来，就自由了。这样就敢打顽固派，一打即能胜利。这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有些人怕打顽固派，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党外叫，怕党内有人批评，怕国民党军队多，新四军弱小，怕打不赢。少奇同志南下回答了这个问题，鼓了鼓气，一定要打，非打不行，而且一定要打赢。现在讲起来很简单，很容易解决，但那时临到这个问题时，可就脑子发烧，睡不着觉，不能解决，失败就在这个地方，因而精神上解除了武装。”
陈毅同志还说，少奇同志做的另一件主要事情是：“千百万群众发动起来了，实行了减租减息，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里就不摘抄了。
少奇同志对陈老总也是信服的，八月二日致电陈毅并报毛、朱、王的电文中，明确地提出：“苏北各部队（包括八路军南下部队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队）将来由你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少奇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报告《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中，评价苏南工作时说：“我军在苏南活动最久，且在陈毅同志领导之下，自始即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及敌后建立根据地与发展抗日武装部队的方针；因此，我军在苏南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在不断地打击日寇的战斗中，在群众中建立了很好的信仰，部分地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又由下而上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苏南各阶层人民直到现在是拥护我军的，或对我军表同情。”
老叶庄陈老总与我联床夜话，我是永远记在心里的，这确实是共产党人胸怀坦白赤诚相见，同志间的深厚友谊。
【叶飞，原名叶启亨，福建南安人，1914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政治委员。领导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团长，江南抗日救国军副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第l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指挥或参与指挥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新登战役和天日山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省省长，中共福建省委第1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1政治委员，国家交通部部长，海军第1政治委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著有《叶飞回忆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