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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和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信徒壮大，并衍生了一批女性群体尼僧。
这些出家妇女是妇女中的特殊阶层，因为各种原因主动走出世俗，坠入空门。
然而，女性自古柔情，且儒学孝道和三纲五常观念深入人心，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混乱的年代，尼僧们真的能完全脱离世俗吗？
孝道之大，出家不离家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以家族为中心”，在家族系统中，孝不但是伦理道德观念的基础和核心，而且是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及秩序的重要杠杆，受到了世人的注重和提倡。
而佛教主张“出家无家”，与中国文化传统格格不入，因而一开始就遭到儒家猛烈的抨击。
汉魏时期的《牟子理惑论》记载了当时反佛言论对佛教的责难：
“《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临没：‘启予手， 启予足’，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
早期的佛教教义主张僧尼出家须断爱、尽灭世情、远离俗乐、离弃世欲、不恼世间等。将僧徒与世隔绝。
这种佛教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民众生活完全不同，故自佛教初传中国时，其教义便遭到儒家卫道夫的抵触和指责。
在历代先贤的猛烈抨击下，佛教为了能够在中国得以生存和发展，其教义不得不进行变易。
面对儒教“无父无君”“离家背亲”“背理伤情”的伦理道德的抨击，佛教为了图存发展，其教义相应发生了变化，有意地揉合儒家孝亲的观念。
《四分律》载佛陀规定：在家信徒若得不到父母恩准，不得自作主张，决然出家。若有僧尼度其出家，当依佛法进行惩戒。
正因为佛教的戒律中有此类规定，所以若家人尤其是长辈健在，僧尼出家，必然是在与家人达成共识之后的行为。
不但如此，欲出家之人在父母允许下出家后，依佛法仍须事奉父母，报答其恩情，而且把报恩父母之行为看作是出家人上求下化的起点。
《心地观经》载：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
“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
佛教的这种对儒家孝文化的融合，以及对孝道的竭力倡行，为出家者剃度为僧尼后，仍与世俗家庭保持紧密联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出离世俗家庭，出家入寺，脱离份内家务，无法行孝尽妇职的女性，往往通过为父母亲眷写经造像祈福、参与家庭事务、出家不离家的方式，行孝尽妇职，与世俗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女性历来以“孝”作为自己的为妇之道。李晚芳在《女学言行录》中指出，女性之“孝顺”应是：
“事父母之道能尽，则在家为孝顺之女。他日于归，孝便可移于事舅姑而无过，顺亦可移于事夫子而无违”。
孝成为女性一生都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
尼僧作为出家女性，在佛教戒律和儒家孝为妇德的规范影响下，必然表现出比同类男性更活跃的孝亲行为，对其俗家父母念念不忘，与世俗家庭保持着不可分割的亲情关系。
这与当代世俗如出一辙，看来不管在什么时候，中华民族的孝亲行为和亲情关系都是不可分割的。
佛事与家庭，两头兼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尼僧为世俗家庭亲眷造像写经祈福者不胜枚举。其中为父母祈福追福者居多，包括为健在父母和已亡父母两种。
北齐武成帝河清元年（562），尼法璨：
“仰为师僧父母、同学眷属、十方众生，敬造释迦像，愿普津法泽。”
这些尼僧通过写经造像，为见在、已亡父母祈福追福的史实，充分说明了尼僧虽已出家为尼，但仍对父母念念不忘，体现了她们之间难以割舍的浓浓亲情。
尼僧不仅为父母造像写经祈福，表达浓浓的父母情，而且还为世俗家庭其他成员造像祈愿。包括平辈兄弟姊妹、晚辈子女，甚至侄男侄女。
建德元年（572），尼昙乐为亡侄罗睺造像，发愿祈福。这种为兄弟姊妹、晚辈子女和侄男侄女造像祈福的现象，体现了出家女性对世俗家人的浓厚的亲情。
无论是为父母造像祈福，还是为平辈、晚辈亲人祈愿，都说明了出家女性虽然出离世俗家庭，志在空门。
但仍然对世俗父母及亲人具有深厚的感情，常用写经造像来表达自己的孝顺与亲情。这体现了她们与世俗家庭之间割舍不断的亲情，以及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史料记载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尼僧可参与家庭的佛事活动。东魏武定七年（573）造像题记云：
“武定七年二月十七日，永固寺尼智颜、净胜姊妹兄弟三人等，上为国家、师僧父母、边地众生，造弥勒玉像一区。”
可见，尼智颜、净胜姊妹兄弟三人合作造像，参与世俗家庭佛事活动。
尼僧不仅参加家庭的佛事活动，而且还参加家庭的其他事宜。 《比丘尼传》载，东晋尼昙备
“事母恭孝，宗党称之”
女性虽已出家，却时常回到世俗家中，侍奉体弱多病的父母，并以孝著称。
《魏书》载，北魏灵太后胡氏之姑出家后，
“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
可见，灵太后胡氏之姑虽为出家人，并没有断绝与亲人之间的联系，部分地承担了对世俗家庭侄女的抚养和教育之责。
由此可见，无论是尼僧参与世俗家庭的佛事活动，还是参加世俗家庭的其他事宜，都说明了这些女性虽已出家，但仍与世俗家庭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要想在世俗和空门之间取得平衡，不论是在当代还是魏晋南北朝，这都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
修为与济世，在平衡中赢得尊重尽管女性尼僧不能完全脱离世俗，但这并不代表她们的出家毫无意义。佛教主张“自利利他，慈悲济世”，要求信徒积极的入世，“不舍世间”。
尼僧作为出家女性，更积极地践行“慈悲济世”教义，参与各种社会救助活动。
《比丘尼传·吴太玄台寺法相尼传》载：法相尼
“常割衣食好者施慧宿尼”
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尼僧积极践行“慈悲救世”的教义。将所获得的各种捐助、施舍物品，“随得随散”，或用于赈济灾苦，或用于救助疾病，尽其所能帮助民众。
尼僧不但参与社会救助活动，而且亦参加凿井、种树、修桥、修缮寺院、建造佛像等公益活动，造福百姓。
《洛阳伽蓝记·城内·景乐寺》条记载 ：
“义井里北门外有桑树数株，枝条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铁罐，供给行人，饮水庇荫，多有憩者。”
无论是对遭遇到天灾人祸、疾疫煎熬的民众的救助，还是参与凿井、种树、修桥、修缮寺院等公益活动，都体现了尼僧群体利他忘己， 他人在先，救民众于苦难之中的精神。
这种精神深得人们的推崇和赞赏，尼众因此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爱戴。
除此之外，在与亲人家庭密切联系的同时，尼僧们不忘修行，修为高深，推动了佛法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许多精进佛法，操行精修，戒行清洁，学思精研的尼僧。如释宝唱《比丘尼传》中载，尼智贤
“戒行修备，神情凝远”
尼僧专注于经律，戒行清白，精勤苦修，博通禅律，在佛学修为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这些通晓经律的尼僧，不仅严持律法，研读律典，还凭借自身在佛学上的修为，弘扬佛法，讲经说法，修寺造像。尼僧的写经造像活动践行了佛法，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很多高僧大德之示寂后，安葬于钟山定林寺。钟山定林寺曾是集葬名德的地方，《比丘尼传·妙智尼传》：
“齐竟陵文宣王，疆界钟山，集葬名德。”
而在这一时期，尼僧葬于此地者不乏为例。如释宝唱《比丘尼传》 中所载崇圣寺僧敬尼、华严寺妙智尼、顶山寺释道贵尼等。
此时将尼僧葬于高僧大德墓林，说明了她们生前佛法精深，声名远播，推动了佛学的发展，是世人公认的高尼大德，备受推崇。
无论是尼僧向众人讲述佛理活动，还是写经、立寺、造像，都弘扬了佛法，为推动佛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直到今天也依然备受世人的尊敬。
结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尼僧作为女性，虽然已经出家，但在儒学孝道的敦促下，并没有办法完全脱离家庭。不仅如此，出家之后的尼僧还积极为家人祈福，广泛参与社会救助，更加深入世俗。
这与佛教原本的出世思想是相互背离的，蕴涵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是佛教与中华文化的交融。
这在今天看来，任何外传思想，只有与本地思想相互融合，具备一定的本土特征后才能被广泛接受，并持续永久的保留下来。
参考资料：
《牟子理惑论》
《心地观经》
《比丘尼传》
《洛阳伽蓝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