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抱着大吉它坐在舞台上

很多年以前，看《阿甘正传》。

看珍妮抱着大吉它坐在舞台上，目光游离又心不在焉地唱：

How many times must a man look up（一个人要多少次挺胸）

Before he can see the sky（才能看得到蔚蓝天空）

How many ears must one man have（一个人要倾听多久）

Before he can hear people cry（才能感知到伤心的哭泣）……

像摇滚不摇滚，像民谣不民谣，恍惚觉得音乐流淌在某条属于时光的河上，而那些水流的声音，和心跳搭得那么合拍。沿河应该有些房子老旧得和爷爷一样。那些洗涮的妇人把各色的衣物晾在河边，嘴里哼着些听不懂的调子；春江水暖，鸭子很欢脱。那是些接着地气的烟火，小院，青瓜，水一样柔的音乐和古老淳朴的民风，竟然一样都不缺席。当时就想，是谁有如此的魔力，把一个个音符塞进曲子，打造了这样迷幻的音乐？

同学说，街角的唱片店里有这首歌，可以带我一起去。于是捧着那张唱片再不撒手。封面的背景是零乱的街道，瘦削的男人缩着脖子，把手插在口袋里，看上去天气很冷，他身边的女人紧紧地挽着他的胳膊，笑得很开心的样子，一件深绿色的大衣把这个女人打扮得一堆意大利香肠。看得出两个人活得似乎并不如意，甚至连件合体的衣服都买不到，但那一刻又相互依偎着笑得青涩而开心，世界很冷，但那一瞬间，温暖。

鲍勃·迪伦

同学指着那男人说，他叫鲍勃·迪伦，拿到过六届格莱美音乐大奖，是牛得不能再牛的音乐人，他身边的这个女人叫苏西，是迪伦的初恋女友；那首《阿甘正传》里的歌，叫《答案在风中飘》，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而这张专辑的名字叫《放任自流的时光》。

似乎是一下子无法接受这样大量的信息，当时我不得不掏出笔一点点记下来。后来听人说，苏西出了本回忆录，书的名字就叫《放任自流的时光》。

冲进书店抢了一本，我很想知道这个美国音乐史上丰碑般的民谣前辈和苏西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1910年前后，美国纽约西部渐渐成了作家和艺术家和思想家的聚集地，包括马丁路德金和格瓦拉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或路过，后来的美国现代思想的发源地应该就在这里，人们叫它格林威治村。美国人在18岁就允许喝酒，背着枪去战场上杀人，却要等到21岁才有公民权和选举权，这迫使一些激进者试图通过一些手段去摧毁这些不合理的条文。一些人选择了参政，比如马丁路德金，一些人选择了参战，比如格瓦拉，还有一些人选择了写作，比如苏西，当然了，还有一些人选择了音乐，比如迪伦。

坐在“格迪斯民歌城”里，苏西和朋友《纽约镜报》的记者皮特·卡尔曼本来是想放松一下的，但是皮特职业习惯的对着台上的歌手指指点点的大声评论着。苏西心想，这家伙一定是喝多了。

两个男人在台上演奏，稍胖的那个弹吉它，另一个稍瘦些的用口琴伴奏做陪衬。当吉它成为主旋律时，口琴师总会下意识地后退半步，以便把主角的正面留给观众，那口琴师安静而文弱，甚至是有一些羞怯。

皮特冲台上喊，“马克，你的吉它棒极了。”吉它手就冲她微笑点头。马克有一副美妙绝伦的肩膀。一曲终了，口琴师还在继续他最后一小节副曲，皮特指着人群让苏西找出周围还有谁比马克更帅。苏西微笑，“比不上马克，马克的肩膀真的很迷人。”

口琴也结束了，马克转身下场的时候皮特喊了一句：“嘿，肩膀哥马克，来见见我的朋友苏西，她说你很帅。”

苏西顿时变得窘迫不堪，而身边那个握着口琴的人也循声转头望向这边。

“第一眼看到苏西，我就目不转睛。她是我见过最挑人色欲的尤物。空气中充满了香蕉叶子的味道。我们开始交谈，我的头开始晕眩，丘比特之箭曾经在我耳畔呼啸而过，但是这一次它射中了我的心脏。遇见她就像是走进了《一千零一夜》。她的微笑照亮了一整条熙熙攘攘的街道。我知道自己生平第一次坠入了爱河，即便三十英里外我仍能感觉到她的气息。”当晚，口琴师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哦对了，相信谁都猜得到，那文弱的口琴师，叫迪伦，鲍勃。

苏西是意大利人，之所以来到格林威治村并非要以文学爱好者的身份来赶时髦，母亲本来是要带她回意大利完成学业的。不过她们那辆小雷诺车在纽约近郊出了点意外，苏西的右眼睑缝了三十针，幸好姐姐就在车祸现场不远的格林威治村工作，于是母女三人就在这里暂时安顿下来。母亲不能工作了，家里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苏西也不得不开始打各种零工。那晚，口琴师迪伦要走了她的地址，然后每天会赶在她下班的时候候在门外，手里必不可少的捧着一束花，并邀请她去酒吧听他唱歌。苏西拒绝了一个礼拜之后，终于说了句，“好吧，但是我不能太晚。”

那是段春暖花开的日子，虽然时近隆冬，但是每一段属于爱情的日子都是春天，花开得正好，鸟声雨声都那么爽心悦目的美。“从早晨开始，我们就这么热切地聊着，直到晚霞烧红了天际，一抹斜阳暖暖地映在了我们脸上。他风趣、迷人、严肃、强烈、执着。这些词完全可以概括我们俩在一起时他给我的感觉，只是词的先后顺序会随着心情或环境而变。”苏西脸上的伤疤几乎全好了，爱情是治愈系的，世界通用。

迪伦开始给她写歌，几乎每隔两三天就写成一首，然后挎着吉它和她去河边。于是那条河就整夜都响着吉它声。当沿河的住户们怨声四起地声称两个年轻人打扰了他们的清静时，他们决定找一个不会打扰到别人而别人也不会打扰到他们的二人世界。正好那时候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金牌制作人约翰·哈蒙德签下了迪伦，并预付了首张唱片的定金。他们有钱租房子住了。

西四街161号，时至今日这里仍然每天都会聚集了众多的游客。破旧的木地板看起来很复古，房间里阳光充足，但卧室实在是太小了，单是一张床就占满了整个房间，根本就转不过身来，沙发其实不过是一个铺着泡沫垫，放了几个抱枕的木框架而已。但是足够了，无论多穷苦，有爱，一切就都足够美好。

随之而来的是迪伦开始红了，他那磁石一般的嗓子天生就是为了音乐而生的。搬进西四街161号四个月后，1962年3月，未满21周岁的迪伦推出了第一张以他名字命名的专辑，虽然反响平平，但这也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毕竟第一张专辑里政治指向太明显；第二张专辑《答案在风中飘》就全是迪伦躲在西四街161号给苏西写的情歌了，专辑的封面就是那张很穷但是很快乐的二人依偎照，“我们当时都快冻僵了，尤其是穿着单薄夹克的鲍勃。”

感谢摄影师唐•汉斯滕吧，他的食指轻轻一抖，留住了被民谣界奉为经典了半个世纪的画面，——迪伦缩着肩膀低着头，苏西紧挽着他的手臂生怕他会跑掉一样，可是一脸的幸福。这张照片成为一九六零年代的一个图腾符号并温暖了整个世界无数人的心。38年后，在电影《香草天空》中，汤姆•克鲁斯和佩内洛普•克鲁兹还原了这一刻。

专辑《放任自流的鲍勃•迪伦》一举奠定了他的巨星地位。迪伦已经炙手可热了。马丁路德金那个著名的演讲会上请迪伦去唱，格瓦拉也亲自接见了他。他的唱片一摆上货架就被哄抢一空。可是迪伦更喜欢给苏西唱，“大海带走我的姑娘/ 我的姑娘带走我的心/ 她把它装进行李箱/ 带到了意大利，意大利”（《沿着高速公路》）、“我给了她我的心，可她想要的是我的灵魂”（《别想太多，一切都好》），他一遍遍的歌唱爱情，虽然每天和苏西呆在一起，甚至每一首歌里都有她的影子，可是他还是喜欢给她写信，几乎是每天一封，然后在其中提炼出写歌的经典句。每次上台，他都会在前奏响起的时候说一声，“我的歌，献给……”台下的观众会大声附和“苏西－－”

然后他就笑了，笑得像一个孩子。

但是苏西却想哭了。

随着迪伦声名鹊起和媒体的关注度加大，苏西发现自己对这个男人愈发的陌生了，他开始变得易怒、多疑，甚至有些神经质，她发现迪伦总是从银行里取钱出来然后不知道转到哪里去，更让她恐怖的是自己居然连他的真实名字都不知道。

从政客到街边小店的老板都开始想和迪伦起些瓜葛了，他们会排着队请迪伦喝酒，当然了，苏西总是要以助手兼恋人的身份坐陪，经常在午夜才醉醺醺地回到他们的阁楼上。有一次，当迪伦醉眼惺忪地从口袋里中掏钥匙时，有张卡片掉在了地上。几秒钟前他们还在大声的说笑，谈到了巷口那条大黄狗似乎有了新欢的事，但当苏西捡起那张卡片的时候，心里一惊，突然变得沉默了。

那张卡片是迪伦的征兵卡，上面还贴着一张迪伦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迪伦还很稚嫩，但苏西完全可以确认那就是迪伦。

征兵卡上，眼前这个红透了半边天的歌星叫罗伯特•艾伦•齐默曼。“所以，齐默曼才是你的真名？是吗？那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迪伦已经喝了不少酒，但显然还不至于醉到人事不省。他靠在门框上，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他不说话，只是轻轻地喊着她的名字。

“事实上，我对我们结识之前的你的经历，包括你的家世，一无所知。”这让苏西难过极了。

两个月后，苏西又发现了迪伦和她的女助手琼•贝兹经常单独出去，她跟踪了几回，不止一次目睹了迪伦把支票交给贝兹。随着迪伦名气变大，他的坏脾气也越来越大，甚至整夜不回家，常是托人捎纸条回来让她“准备下周去巡演的服装”、“和律师签演唱会的合约”。回来也是满身酒气，连话都不多说倒头就睡。

“你不想和我好好谈谈吗？或者，至少你回家以后和我说点什么，巷口的大黄狗怎么样了？”苏西的任何问话现在都得不到回答，当初那个只要黏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的迪伦甚至连眼睛都不愿意睁一下。

“我怀孕了。你知道我才19岁，未满21周岁，坠胎是非法的。”苏西闻着迪伦身上的冲天酒气，一阵阵的作呕。

迪伦已经轻轻地打起了鼾。

那时候应该是1963年8月上旬，迪伦的巡演刚刚开始，苏西借口生病没有陪他一起，随后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搬出了西四街。

几天之后，结束了巡演的迪伦找到苏西的姐姐家。那时候姐妹俩和母亲还租住在十公里以外的镇上。

姐姐卡拉很过瘾地大骂了这个当红歌星足足半个钟头，房门半开着，卡拉堪称魁梧的身躯严严实实地挡住门，那天迪伦没有喝酒，他倚着门，脸上还是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卡拉嗓门很高，声称迪伦“满嘴谎言”、“脚踏几只船”、“控制欲强”以及“虚伪”，时不时回过头冲躲在房间里的苏西说，“我一向是觉得你离开这个臭名昭著的王八蛋会过得更快乐……”

苏西不说话，无力地靠在沙发上，透过卡拉和门的缝隙瞄着门外迪伦露出来的半条腿上，整个世界开始暗淡下去。

姐姐似乎是骂累了，她让开了堵着门的身体。苏西站起来，走出去，沿着西四街向161号的方向走去。路灯昏暗，空气里有一股结局的味道。迪伦不声不响地跟在后面。

“你知道，我一直是个独立的女权主义者，不错，你才是焦点，但我未必就该围着你转……我不想成为他吉它上的一根琴弦。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我可以感觉到快乐和幸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要依附在你的光环里，或者是走在你身后，捡起你扔在地上的糖果纸。”

迪伦显然是在听，努力地在听，但是他并不说话，亦步亦趋又不紧不慢地跟着。

“我搪塞不了与‘神’咫尺之近又天涯之远。那种阴冷的空气让我倍感惊恐。”

苏西转回身站住，路灯把迪伦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苏西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冻僵了一样渐渐冷下去，她抱住肩。“我爱你,但我无法做到为了你的音乐和你的移情别恋而牺牲我自身。”

那幢再熟悉不过的小楼就在眼前了。苏西停住脚，仔细地打量着这幢曾经以为可以地老天荒的小楼，然后绕过迪伦，向姐姐的公寓走去，再也没有回头。

1965年春，迪伦推出了新专辑《席卷而归》，这时的迪伦已经完全成为一个不谈政治只述说天气和爱情的摇滚巨星了，专辑的封面上，他亲笔题词：“我已放弃对尽善尽美的追求。”从此在演唱会上，每当结束的掌声和欢呼声响起来，他只淡淡地说一声“谢谢”，从不返场，也不谢幕。他变得沉默寡言，甚至在2010年2月他接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邀请参加美国人权演唱会期间也不参加排练，只是在他上场前五分钟才现身，唱完转身就走了，总统的助手们提醒他，“总统说过演唱会结束后要和您合影。”迪伦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停下来。

他拍过自传电影，名字叫《迷途之家》，开场白里，他说，“有一个地方，我曾经想那是我开始和终了的地方，我的归宿，我一直想去，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了。”影片的结尾，还是他的旁白，“以后，我哪都不想去了，我只想回家。”

有传闻说那个叫贝兹的女人写过一篇文章，声称当初和迪伦在一起完全是因为迪伦太红了，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所以他不方便把自己资助义军的经费送出去，而那时候和义军接触是要被砍头的，除了贝兹，迪伦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贝兹是拿过迪伦很多钱，但都通过她移交给义军了。

这传言最终没有被人证实，迪伦写过一本名叫《像一块滚石》的自传，但是对于资助义军的事，以及和苏西的分手，他并没有透露太多。

贝兹的文字和迪伦的自传，苏西都无缘知晓了。2011年，苏西去世了，67岁，不算长寿，也不像她唯一一次爱情那样短命。

迪伦还活着，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有过两次短暂的婚史，现在是一个老单身汉，抱着他的吉它世界各地的唱歌，每年会抽出一些时间，去格林威治村住上几天。

鲍勃·迪伦:西方现代摇滚乐的灵魂人物，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音乐人，也是著名的诗人，法国文化部长菲利佩蒂称其音乐是“可以改变人类和世界的颠覆性力量，他让音乐真正变成表达人生观和态度的一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