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粟裕的政委，林彪的政治部主任，一度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两位历史人物的身边，站着这样一位年轻的将领，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然而，1950年，他却在事业正值巅峰时英年早逝，留下无尽的疑问：为什么一个前途如此光明的人，最终走得如此突然？他的死因背后藏着什么秘密？若不是那个时候的种种隐情，也许他本可以成就更多。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那是一个连基本生计都难以保障的时代，多一个孩子意味着更多的口粮压力，高自立的未来一度显得黯淡无光。幸运的是，村中一位受人尊敬的私塾先生高锦林慷慨接纳了他，解决了他的衣食问题，让他有机会接受教育，从此他的人生轨迹有了新的方向。
高自立在养父细心的教育下逐渐展现出学业上的才能，成绩优异，人人都以为他将来会成为一名教书育人的先生。命运再次向他抛来变数，他14岁时养父突发重病，家中为了医治倾尽所有，还负债累累。家境的变故迫使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前往县城的一家商铺做学徒。
他在商界的机智和口才，使得他很快就掌握了生意的精髓，21岁那年，他已经积累了一些本金，决定独立开设布匹店。凭借着勤劳和精明，他的生意日渐兴隆，偿还了养父的债务，还顺利成家立业，看似已经步入了人生的巅峰。
内心的不满和对知识的渴求从未消退，在闲暇之余，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其中不乏推动思想进步的革命性刊物。这些思想深深地撼动了他的心灵，最终使他决定放弃安稳的商人生活，投身于滚滚的革命洪流中。
1925年，高自立涉足工人运动，成为安源路矿罢工的积极分子，该罢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次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高自立曾一度落入敌手，但他巧妙地贿赂看守，得以突围而出。逃离险境后，他南下武汉，寻求革命组织的帮助，最终加入了卢德铭率领的警卫团，并任党支部书记。这一时期，他筹划行动策略，直接参与了武装斗争，该队伍在后来毛主席的统领下发动了历史性的秋收起义，并成功突破重围，最终上井冈山，揭开了新的革命篇章。
1928年湘南起义浪潮席卷南方，朱德和陈毅率领的部队与毛主席在井冈山的部队胜利会师，红四军因此壮大。高自立在这关键时刻与罗荣桓、粟裕等重要人物一同担任连级党的代表，共同推动红四军的发展和壮大。他们在严峻的环境下坚持斗争，保持队伍的战斗力，还努力提升士气。在红四军的日常管理和战斗筹划中，高自立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革命理念，成为了革命队伍中不可或缺的领导核心之一。
朱德和毛主席会师井冈山之后，红四军正式成立，高自立被任命为第11师31团的党代表，与此同时，粟裕在第10师28团担任连长，两人的军事地位相当。
高自立的职业生涯发展迅速，到了1930年10月，他已升至红12军34师的政治委员，年末再被调至红22军64师担任政委，与粟裕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1931年9月，高自立进一步提升至红3军政委，到了1932年夏，他更是担任了红15军的军长兼政委，这是一个连粟裕在红军期间都未曾触及的高位。
粟裕虽有杰出表现，历任红7军团参谋长及红10军团参谋长，但其职位仍属于师级以下，明显低于军长的级别。
在政治领域，高自立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自1933年起，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还担任了影响深远的土地部部长。他在这一角色中推动了多项重要的土地改革措施，大力提升了他在政界的地位和影响力。高自立的政治见识和军事才能使他在革命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军界还是政界都留下了深刻的足迹。
在1934年6月的苛刻岁月中，高自立被选派前往苏联深造，中央对他的重视和培养。在苏联，加入了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担任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共产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一员，这在党内是极为荣耀的身份。
三年半的海外生活结束后，1937年12月高自立带着丰富的国际经验返回延安，这时他的职务和地位更加重要。他被委任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与时任政府主席张国焘共事，这一职务显示了党中央对他的极大信赖。
1938年4月，张国焘意外离职，高自立毫无争议地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一变动加强了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使他成为西北地区最高行政权力的执掌者之一。高自立的政治智慧和军事背景使他能够有效管理这一关键地区，确保政府运行和政策实施的效率。
随着抗战的胜利，高自立的职责进一步扩大，他离开了延安，前往北方，担任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以及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的副主任。在这一新的领域，他要处理复杂的行政事务，还需要应对经济重建的巨大挑战。他的工作对于巩固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领导者的多面能力。
高自立在抗战期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兼多个厅级职务，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他展现出了难以匹敌的工作热情和卓越的行政能力。特别是在延安，他主导了生产的大规模扩张，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确保了对抗日战场的物资供应。
1938年，当他刚接任职务时，延安仅有的17家小型工厂和不足300名工人数量，在他的领导下，到了1943年，这一数字翻了近40倍，工厂数量增至650家，工人总数激增至12,000人。这一壮举直接支持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持续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后勤基础。
高自立为了保障战事需要，亲自督促生产，优化资源配置，他的生活极其简朴，每天仅以半斤粮食果腹，将节省下来的食物供应给前线。一次，与他共事的副主席李鼎铭偶然看到他的午餐——是几个玉米面窝窝头加些野菜，对他的生活方式表示极大的担忧，认为这样的生活久而久之会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李鼎铭的预言不幸成真，在抗战接近尾声时，高自立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出现了多种身体不适的症状，如胃胀和呼吸困难。尽管党中央建议他休息恢复健康，但他坚持要求继续工作，坚称要为国家解放事业继续贡献力量。
组织上最终同意让他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冀察热辽办事处担任副主任，负责经济重建工作。但连续的劳累和疾病的困扰使他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最终在1950年初，这位不知疲倦的革命者结束了自己奋斗的生涯。
虽然高自立没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开国元勋，但他毫无保留地献身于中国革命，成就了非凡的业绩，深受人民爱戴。他的故事虽未镌刻于历史丰碑，却永存于无数人民的记忆中。
高自立辞世后，他的遗孀杨竞成，按照遗愿携带残疾的女儿回到了江西的乡下生活，尽管江西省长邵式平多次亲访，诚恳地邀请她和女儿搬至南昌省城居住，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杨竞成始终谢绝了这些好意，选择坚守简朴的生活方式。
高馥英，高自立的女儿，嫁为人妇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和一名女儿，她坚持教育孩子们要自力更生，铭记祖父的教诲。她的大儿子，高建萍，响应国家的号召，加入了军队，并服役了12年。退役后，他成为了家中第一个摆脱农业生活的人，进入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开启了不同于乡村的新生活。
而高馥英的次子，高跃萍，则选择留在农村继续务农，在一次因病累积下六万元的医疗债务时，他坚决没有向任何组织求助，展现了高家的自尊和自力更生的精神。高跃萍常以外公高自立的坚韧作为自己的榜样，表示虽贫穷但绝不失志，他经常告诫子女：“我们虽是贫困农户，但我们的家族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应该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
高自立的家族虽未有显赫的名声，但他们以实际行动传承和展现了一种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家族价值。这种精神不仅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得以体现，也为社会树立了坚忍不拔的榜样。对于这样的家族，历史虽不会给予最显赫的地位，但他们的贡献和牺牲，永远值得人们铭记和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