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6日，薄一波终于回到了副总理的岗位上。

同为山西老乡的陈永贵，并不像其他人一样，一味地恭喜他洗脱冤屈。相反，他语气严肃地警告薄一波：你要好好地反思自己。

这位“布衣总理”会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他得了高人的指点，从那场劫难里全身而退。

陈永贵是山西大寨的一个普通农民，从小被三座大山压迫，没读过几天书。

剥削阶级被推翻后，陈永贵深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积极响应党的政策。无论是生产队，还是人民公社，他都一马当先，力求做到：不只是指导工作，更要带头工作。

大寨在他的带领下，逐渐走出颓废的阴霾，焕发出蓬勃的朝气。陈永贵作为大寨的支书，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经验，也在附近乡镇打响了知名度。

更让陈永贵享誉全国的，还不是他和地斗的魄力，而是他和天斗的勇气。

1963年夏天，大寨遭遇了特大洪水。

这场突来的天灾，卷走了村民们花费十几年建造的农田，也抹平了七八成村民的家。

得了信息的党中央，立刻安排了救援物资。就在组织准备发放救援时，却遭到了陈永贵的严厉拒绝。

陈永贵挺着腰板说：大寨人一个都没少，我们能创造第一次奇迹，就能创造第二次奇迹。

就在大家怀疑陈永贵是吹牛时，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短短几个月，陈永贵带着大寨人抢修房屋、恢复农田、抢种粮食。到年底的时候，大寨不仅解决了食宿问题，而且粮食总产量还超过了去年。

1964年初，陈永贵的事迹被媒体广泛传播，大寨也成了全国学习的典范。

就是这一次学习热潮，让陈永贵的农业生产经验广泛传播，极大促进了全国农业的蓬勃发展。

1964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名人陈永贵就成了主席的座上宾。和他一起出席的，还有钱学森、王进喜等人。

就在大寨蓬勃发展时，不安分的反动派把触角伸了过来。

1966年，在反动组织的策划和鼓动下，团结的大寨人，也被分割成了兵团派和总站派。而作为大寨名人的陈永贵，就成了双方势力争夺的对象。

陈永贵心里隐隐觉得，拉帮结派不是一件好事情，就表示自己要中立。随着说客上门次数越来越多，反动组织的利益诱惑，逐渐变成了威逼和打压。

陈永贵看着大寨的农业生产也受到了影响，心里越来越不安，就决定找高人指点一下。

陈永贵考虑好了要请教的内容，就戴着标志性的白头巾，揣着十几个苹果，偷偷溜出了家。一路上，他猫着腰，脚步细碎，一边东张西望，一边躲开可能会遇到村民的岔口。直到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他才长长舒了一口气，把紧绷的神经收了起来。

几天后，陈永贵敲响了周总理办公室的门。

陈永贵见到总理后，拿出自己一直小心保护的苹果，就向总理介绍大寨的现状。

他这次来，主要有3个目的。一是，反映大寨参观人数过多的问题。二是，想给大寨办个化肥厂。三就是这次的主要目的：面对拉帮结派，该不该站队，怎么站队。

周总理仔细听了他的介绍，沉思了一下，耐心地解释说：站队这个问题，不是某一个领导想要解决，就能立刻解决的。不过，我们可以借用站队，继续为组织服务。

别人拉帮结派，我们也可以拉帮结派；别人带队破坏生产，我们就可以带队保护生产。只要队伍的行动方向是正确的，站不站队、站哪个队伍就不重要了。

对于披着敌人的外衣为自己办事的操作，陈永贵太熟悉了。1940年，日本兵占领大寨村的时候，陈永贵就披着日军代表的外衣，频繁为八路军窃取情报，还差点因此丢了性命。

轻车熟路的陈永贵，利用敌方的外衣，积极加入到了保护生产的热潮中。而同为山西老乡的薄一波，就没有这么幸运。

1967年3月，已经是副总理的薄一波，被陷害，关押了起来。

在薄一波被关押期间，陈永贵借力打力，职位也越升越高。

1975年1月17日，陈永贵当选副总理，主管的就是自己最擅长的农业。他也借此，得了“布衣总理”的名号。

1978年12月16日，薄一波的冤案终于查清，他也回到了总理的岗位上。

同为副总理的陈永贵，已经12年没见到这位老乡了。两人相见时，双手紧握，眼眶禁不住湿润起来。

就在薄一波准备叙旧时，陈永贵一句话，直接让他愣住了。

陈永贵严肃地说：你能回来工作，要感谢华主席；同时，你也别忘了反思自己的问题。

薄一波知道老乡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但对他的说法却很不赞同，马上纠正他：华主席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些老同志，能够沉冤得雪，是全党一起努力的结果，要感谢就得感谢组织。

陈永贵愣了愣，接不上反驳的话。

同为副总理，陈永贵是识字不多的那一个。他知道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就积极参加组织内的学习。他从认识十几个字，到认识上千个字；从慢慢看得懂看报纸，到拿着字典也能读主席的著作。

陈永贵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却离熟悉的群众越来越远了。

他在北京办公时，守卫层层保护，不让他随便见人。他去基层考察时，下层官员层层保护，害怕群众冲撞了他。陈永贵是一个实干家，这样的过度保护，让他如陷囹圄。

没多久，陈永贵就扛不住了，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里说，自己想把工作时间分成三部分。除了日常在北京处理工作事宜外，还想去全国各地看看，再留一部分时间给大寨。

主席很赞同他的建议，马上就审批了。

陈永贵得了命令，高兴地从钓鱼台，搬到了东城区。同他一起搬过去的，还有一个班的士兵。不过，到这里他已经自由多了。

陈永贵可以随意接见群众的访问，还能收留前来看望他的乡亲们。去大寨的时候，陈永贵也用他的巧嘴将警卫员支走：你能给每一个下地干活的农民，都安排一个警卫吗？甚至有的时候，他还故意甩开基层领导的陪同，一个人走街串巷的，视察群众的实际生活。

逐渐找到原来状态的陈永贵，没想自己的农业决策，也有被质疑的一天。

1978年底，分管农业问题的副总理纪登奎，拟定了农业发展的决策文件，公开和陈永贵争辩。

陈永贵觉得，现在还是得按照大寨的发展模式，稳步地把生产队推向人民公社，进一步扩大集体经济的范围。

而纪登奎却觉得，现在稳定生产队才是重头戏。要给农民更多的活动空间，才能有效提高大家的生产积极性。

陈纪之争持续了很多场，双方都有自己的支持队伍。随着争论的持续，陈永贵听到最多的，就是新形势、新方向、新策略。他逐渐意识到：全国的形式开始变了。

1978年12月13日，不出意料的，这两个重要的农业文件，都通过了组织的审核。

随着会议的结束，全国的发展方针，也正式从发展生产力，转移到了加强经济建设上来。

同为山西老乡的薄一波却没受影响。他一直监管的就是经济工作，对于新政策也很得心应手。

陈永贵再和薄一波聊家常的时候，气势已经没有之前那么足了。他甚至生出了，回家种田的念头。

1980年9月，陈永贵正式辞去了副总理的职务。

退居二线的陈永贵，并没能躲开批评的声音。

原来，退休的副国级领导人，并不是真的不涉朝政。陈永贵的住处，还是会定期送来一批又一批的内部资料，这里面就有对大寨模式的批判。

陈永贵到现在还是想不通，带着全国人民吃饱饭的大寨，怎么就成了大家口诛笔伐的对象。

他常常气得吃不下饭，一边把资料摔在桌上，一边发泄着心中的苦闷。他洪亮的嗓音极具穿透力，可以轻易传到外面去。外面的守卫听见了，既不敢回应，也不敢劝。

后来还是老同事李先念知道了这件事，给送资料的同志说：以后不要给永贵同志送这些材料了，他身体不太好，看多了不利于调养。

没有资料的日子，陈永贵就闲得更别扭了。

他纠结好久，才决定接受组织的建议，把家人接到北京来。他年轻的时候，没有条件好好念书，就想让儿子，能得到好一点的教育。

同时，他也向组织申请，搬出公家的院子。

1981年春，陈永贵搬到了木樨地，一起带过来的还有官配的警卫员、司机。

闲不住的陈永贵，就当了东郊农场的顾问，每周都去指导一次工作。

去农场视察的时候，一直跟着他的司机汤占兴，就开上崭新伏尔加送他过去。这辆车是他离职后，官家给换的。虽说是给他的专车，他却坚持只能去农场上班的时候用。平时就算是自己外出，也只能挤公交，家人们就更别想蹭车了。

陈永贵除了去农场指导工作外，还很喜欢去逛菜市场。

他一踏进菜市场的大门，两边的摊贩就热情地喊他“永贵大叔”。他自己也想低调一些，奈何脸上雕刻的皱纹太过明显，怎么藏也藏不住。

他买菜的时候，摊贩总是忍不住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不好意思收，又拗不过对方的热情，总是强行放下钱，再跟自己说：以后要少来这里，给人家添麻烦了。

回归田园生活的陈永贵，越过越洒脱，脸上的笑纹也越来越深。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有人说他劳苦功高，推动了全国农业的蓬勃发展；也有人说，他学识浅薄，一生都吃不透毛泽东思想。

其实归根结底，他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民大叔。

“布衣总理”只是他的外壳，“永贵大叔”才是他的内核。

参考资料

1、【共产党网－《陈永贵》】

2、【马克思主义大词典编辑委员会－《薄一波》】

3、【党史博采－《陈永贵是怎么引起毛泽东注意的》】

4、【党史博采－《陈永贵所谓“汉奸”问题的真相》】

5、【人民网-《党史微课堂丨百年党史12月16日》】

6、【党史博采－《周恩来与陈永贵，当陈永贵认为自己不适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总理耐心地做他的工作》】

7、【党史博采－《陈永贵：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

8、【《中国新闻周刊》-《1978改革之发轫：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

9、【《光明日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转折开启历史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