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都城之中人口众多，形成庞大的消费群体，仅靠京畿地区是无法供给的，必须从南方源源不断地调运。千里迢迢漕运来的粮食，首先储存在京城的仓廒中，然后再予以分发，或投放市场。在京城诸多官仓中，海运仓是重要一员，它建成早、规模大、功能多，为老北京的米袋子服务了数百年。
海运仓社区 摄影：谭泽辉 海运仓建于哪一年？
海运仓位于东直门内南小街宋姑娘胡同（今颂年胡同）。在清代，如果站在东直门城楼向城内眺望，会发现从东直门到朝阳门，分布着成片的官仓。自北向南分别是北新仓、海运仓、兴平仓、富新仓、南新仓、北太仓、旧太仓等。何以如此集中？这是因为明清时期，南方的粮食或者经过京杭大运河，或者经海路，都要在城东的通州汇集，然后运到城内，官仓建于此有地理优势。
部分保留的南新仓 海运仓建于哪一年？现有资料中，流行的说法是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依据是《明英宗实录》的记载：“正统十年五月，以在京居贤、崇教二坊草厂筑仓收粮。”不过，《实录》并未明确说明筑的是哪座仓，只不过由于明代的居贤坊和崇教坊位于内城东北，正好是海运仓所在区域，所以人们很自然地猜测：正统十年所建就是海运仓。
此说不无道理。但根据明代史料，海运仓的建筑年份可能还要提前十余年。《大明会典·仓庾一》载：“海运仓，六卫，宣德年间，即旧海子地设。泰陵卫仓、永陵卫仓、忠义右卫仓、宽河卫仓、燕山左卫仓、义勇后卫仓。”“宣德”是明英宗的父亲明宣宗的年号，海运仓在此期间于“旧海子地”建成，下辖六个卫仓，主要为北京的护卫部队存储、发放军粮。
宣德年间海运仓建仓于“旧海子地”，指的是否是积水潭附近？从名称看，元代称积水潭为海子，元明鼎革，明代人顺势将前朝的积水潭称为“旧海子”，实属正常。再者，旧海子也具备建仓条件。一是有元代的旧仓可用。元代的积水潭水面广阔，是河运的终点，从通惠河至积水潭，大小漕船满载粮食汇聚，繁盛非常：“扬波之橹，多于东溟之鱼；驰风之樯，繁于南山之笋。”明初建都南京，北京漕运的地位不再，加上北城墙南退、积水潭被隔为两半，水面逐渐缩减，新生了大片空地。明宣宗在旧海子地建设海运仓，既可以省下腾挪拆迁成本，又可以借用旧仓节省建筑成本，可谓一举两得。
海运仓为什么又迁移到东直门内了呢？笔者的看法是，明英宗时期，在东便门建造大通闸码头，与东护城河相通，相比旧海子，东直门一带更便于漕粮搬运。所以在正统十年，海运仓又向东移于现址。
海运仓能装多少粮？
明代北京城有大型官仓八座，合称“京八仓”，分别是旧太仓、新太仓、南新仓、北新仓、海运仓、禄米仓、百万仓、广备库仓等。海运仓的规模，在京八仓中是较大的。根据《明会典》，明代万历年间的海运仓：“旧廒一百七十八座，见在廒一百二十座。”所管泰陵卫、义勇后卫等六个卫仓，每仓有廒二十座，每座五间，共有仓房六百间。
明清交替，受战乱影响，海运仓的部分廒座损坏。到清代顺治初年，据《钦定户部则例》：“海运仓共三十八廒，官厅三间，科房三间。”规模只有明代的四分之一了。清代，除了王公贵族和在京官员外，旗人的口粮，也由京仓供应。随着旗人人口的增加，原有官仓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清廷新建了多处粮仓，已有的粮仓，也多次扩建。拿海运仓来说，康熙年间共建廒三十五座，雍正年间建五座，乾隆元年增建二十座。到乾隆初年，海运仓达到了百廒。这个规模，在京师各仓中是数一数二的。据《光绪顺天府志》，除了东便门外临近漕运码头的储济仓（有一百零八仓）外，排名第二的就是海运仓了。
这么多廒，如何区分呢？当时不用数字，而是用天干地支或千字文的顺序，依次对各廒编号。海运仓就是以千字文顺序编号的，有义、黍、地、制、生等字廒。
库容一百廒的海运仓，能装多少粮食呢？清代的标准仓库：“每仓以五间为一廒，每间七檩六椽，阔丈四尺、深五丈三尺、山柱高二丈二尺五寸、檐柱高丈五尺五寸。”北京现存的明清仓廒与史料记载大体相符，每廒面阔约23.8米，进深约17.6米，檐高约5米，容积约为2000立方米，约可储存带壳稻谷1200吨。
海运仓曾建仓神祠
清代之时，这些稻谷主要用来发放旗人兵丁的甲米。哪个仓发放哪个旗的甲米并不固定，而由抽签决定，抽到哪个仓，这一季的粮就在哪个仓领取。康熙时，甲米在每年春二月、秋八月，分两季发放；雍正时，改为每年三、七、十一月，三季发放；乾隆时，又改为每年二、五、八、十一月，四季发放。
海运仓的大，还体现在储粮的种类上。除了稻米这一各仓都有的种类外，海运仓还兼储黑豆，主要用作部队马匹的细粮。雍正时起，由海运仓等六仓贮存山东、河南等地征收的黑豆。乾隆十六年（1751年），仓场侍郎奏请：“旧太、海运、万安三仓，廒有九十余座；储济仓，多至百余座。该四仓请派贮豆，余均贮米。”自此由海运等四仓贮豆。道光四年，为了避免“旧豆未完、新豆已收，致滋勒索搀和、压陈放新等弊”，又新增南新、北新二仓，储备黑豆的仓库重新达到了六个。不管如何变化，海运仓始终肩负这一额外职能。
为了祈求仓储的粮食安全无虞，清代还祭祀仓神。通州诸仓中，在西仓建有谷神祠；北京诸仓中，开始时只有右翼的兴平仓（其他三仓为北新、富新、太平仓）有仓神祠，海运仓所在的左翼（另外三仓是禄米、南新、旧太仓）无祠。为弥补这个缺憾，雍正时筹建左翼仓神祠，由于海运仓在左翼四仓中体量最大，毫无疑问地成为仓神祠所在地。清代时祭祀仓神的仪式很隆重，由仓场侍郎承祭、仓监督陪祀，奉献少牢（羊、豕二牲）、果品等祭品，行跪拜之礼。
海运仓注重“三防”
这么大的粮仓，安全最重要。日常管理中，海运仓要防的主要是水、火、盗。
粮食怕潮不怕干，为了防潮，海运仓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是开孔散湿。仓顶开天窗，“每廒顶各开气楼一座”；仓内开孔，“廒门及墙下，均开窦穴，以泄地气”；其二是仿效江南地方，采用竹气通。雍正三年（1725年）夏，京师雨水较多，海运仓等处地势较低，积水严重。抢险之后，要求各仓今后在收贮新米时，要使用竹制的排湿管。竹气通插入米中，高过米堆，可将内部的热气和湿气导出；其三是库房底部架空。廒底砌一层砖，砖上敷设一层楞木，楞木之上再铺一层木板，粮食与泥土地面三层隔绝，防止地潮上升。
道光三年（1823年），海运仓发放给侍卫处的黑豆霉变，被给事中朱为弼参奏。负责管理仓库的仓场侍郎和桂辩解说：“海运仓本年新收之豆，运来时就是潮湿的。为了能够顺利入仓，我还自掏腰包二百两银子，作为挑晾之费。这批豆子后来变质，和我没有关系。”道光对他的狡辩很生气：“既然入仓前就是潮湿的，当初为什么不拒收？其中必有仓房监督和花户上下串通，调包好豆、掺入坏豆的舞弊之情！”于是下令彻查。发现两个问题，一是海运仓义字等十五廒，共存豆四万一千余石，其中坏豆二万五千余石，变质率超过了60%；二是“生字廒土豆，亦与原贮较少”，经盘点后少了2531石。结果多人被治罪，仓场侍郎、监督、花户等多人被革职，解任监督何元瀛也被判充军赎罪。
清代没有灭火器，一旦发生火情，只能靠人力，用桶取水浇泼。水的来源是水井，官仓都配套建设有水井。顺治初年，海运仓三十八廒，配有水井一处；乾隆六年，海运仓已达百廒，又新挖九口水井，防火能力大大增强。
粮仓还要防盗。偷粮的有鸟雀等小动物，它们从通风的气楼进入，啄食稻谷。乾隆年间要求各仓在天窗四周“用竹篾细罩遮盖，既可通气，又防雀耗”。不过，真正难防的是人。除了兑土掺沙，或者以坏米充好米这类行为外，明偷暗抢的花样也很多。为了防盗，仓房想了很多办法，以廒门为例，为了散潮气，仓房收储粮食后，要将廒门敞开，深秋之后再上板封闭。后来为了防盗，又要求收粮之后，立即封闭，但这样又容易导致粮食变质。于是，只好在防潮和防盗之间做了变通：先将廒门下部封闭，秋凉之后再将上部所空之板装上。但偷盗仍无法避免，光绪十五年（1889年），海运仓开放镶白旗包衣及步营甲米，竟有两名车夫趁放粮时场面混乱，偷运出稻谷。
随着清朝的灭亡，铁杆庄稼倒下，不再需要由官方集中供应口粮。再加上交通工具进步，粮食可以快速运入，海运仓和其他官仓一起退出了储粮的历史舞台。民国时期，海运仓曾作为朝阳大学的校址，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变成了办公区、居民区。海运仓胡同、海运仓社区、海运仓南里、仓夹道等地名，依然讲述着过去的故事。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纪习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