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美对抗的格局已经形成，中美两国几乎在所有领域上展开对抗，而美国对中国各种制裁和限制性措施也是一点不少，并试图将中国拖入军事对抗之中。

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中美对抗的趋势是美国在对抗里投入越大，损失也就越大，甚至有越对抗越虚弱的趋势。

对此，美国学者表示出了充分的忧虑，认为美国目前没有必须和中国一战的需求，而盲目的与中国进行对抗已经让美国陷入到了“中国陷阱”之中。

事实上，所谓“中国陷阱”并非是中国给美国设下了陷阱，而是指美国自己陷入到了一个思维误区之中。

该说法的出处已经不可考，近几年偶尔会出现在一些偏理智观点的美国涉华文章里，被用来指代美国政府对中国充满敌意，却又损害自身国际地位和国力的对华政策。

曾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顾问，现为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管理学教授的白洁曦在《中国陷阱：美国外交政策与零和竞争的危险逻辑》一文中指出：

美国政府目前是处于对中国的焦虑情绪之中，时刻担心自己的地位会被中国取代，继而对中国采取了充满敌意的对华政策。

这种政策表现在非常狭隘的围绕如何对抗中国来制定美国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政策，片面的强调与中国的对抗。

这种政策对于美国并不有利，相反是充满了弊端的，白洁曦认为美国过分追求对抗和制裁中国，过于关注所谓的“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南海问题”和“台海局势”，而且极端的针对中国的经济、军力和核武建设，反倒让美国“忽视”和“纵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白洁曦认为美国或许在某些方面对中国的焦虑是正确的，但如果把一切都用对抗思路来解决，那就只会让美国出现一种条件反射，将对华的抵触、恐惧变成一种下意识的行为，最终就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

持有这种观点的美国学者在美国不在少数，在美国他们被称之为“竞争共存派”，其观点主要为美国应该放弃与中国的对抗，至少不陷入绝对对抗的思维之中，因为中美两国并不存在这样的对抗必要。

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已经高度绑定，那么美国和中国的对抗就会变成一种“两败俱伤”的局面，甚至有时会单方面对美国造成严重的损失，尤其是损害美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

竞争共存派认为，美国应该在各领域和中国达成竞争但有序的状态，或是两国达成妥协和一致，以免双方在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中国和美国经济高度绑定的情况下，对抗对于两国都不是好事情。

虽然说两国的竞争不可避免，但中美两国达成共存是有可能的。

为了避免进入到“中国陷阱”这个思维误区里，竞争共存派认为应该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并且避免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和诉求，以达到两国竞争但共存的目的。

不可否认，竞争共存派的观点是正确，对于美国也是当下最为正确的选择。

然而，竞争共存派在美国虽然有一定的基础，可在美国的政界仍旧不是主流。

除去竞争共存派之外，美国还存在主张对华接触和合作的“接触派”，主张通过对抗和竞争来遏制中国的“战略竞争派”，以及完全将击败中国为目标的“新冷战派”。

美国政府内部目前的主流则是对华持强硬态度的“新冷战派”和“战略竞争派”。

虽然说中美的全面对抗始于特朗普开启的中美贸易战，但实际上中美之间的对抗要早于特朗普执政时期，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的。

在奥巴马上台执政后，奥巴马政府开启了对华的强硬态度和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举措就是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开启的301调查，并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发展，这也是中美对抗正式开启的时间点，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不过是延续了奥巴马时代的政策，并将对华政策扩大和升级。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开启了对华贸易战，且手段变得愈发极端。

其对中国企业的限制从个别企业扩张到了整个行业，几乎是全范围的采取强硬的对华措施，除大幅度提升对华关税之外，还针对性的打压中国的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并采取了非常不光彩的手段。

相信所有人都还记得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当局应美国要求逮捕了时任华为公司首席财务的孟晚舟女士，美国司法部试图将孟晚舟引渡至美国受审，以此作为对华为公司的威胁和筹码。

美国和加拿大的举动自然是荒谬的，充分暴露了美国及加拿大政府狼狈为奸的本质，更暴露了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疯狂。

经过不懈努力，孟晚舟女士在被加拿大关押1030天后被释放，此时已经是2021年9月25日，属于是拜登政府执政时期。

对于孟晚舟的归国，一些人认为是中美关系缓和的信号，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并将之进一步扩大，不仅出台对中国的不公平政策，还屡次在台海、南海蓄意挑起事端。

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连续一致的，无论是民主党的奥巴马和拜登，亦或是共和党的特朗普，对中国都采取了极端的对抗措施，且每更换一次政府就升级一次。

这也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态度，那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对抗是几乎不留余地，且必须分出一个胜负才行，而这也是美国“新冷战派”和“战略竞争派”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美国能否走出中国陷阱，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从三届美国政府都采取极端的对华政策，并且不断加码升级来看，美国已经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路径依赖，即一切都可以转向对抗政策。

这就和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一样，美国可以将自己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归类为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而美国在对华的一切问题上，也都可以转入对抗政策。

以美国的经济问题为例，特朗普时期就将美国经济下滑归类为是“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和饭碗”，认为只要采取对抗措施，以贸易战的形式打垮中国经济，就可以挽救美国的经济。

但实际上美国经济问题是因为美国产业空心化造成的，并不存在“中国抢走美国人的工作和饭碗”。

而中国发展尖端科技，在不同领域取得的任何成就也都会被认为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和威胁，从而遭到美国的制裁和打压。

而到了拜登时期，美国不仅无理的要求中国削减产能，更谋求在中国周边制造地区矛盾和挑起局部战争。

这主要表现在拜登时期，美国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在煽动菲律宾、日本、韩国挑起事端的同时，还不断加强对台湾伪政府的所谓“军事援助”和提供军售，试图挑起台海冲突来打断中国的发展。

这与美国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不断挑拨乌克兰局势，促成俄乌战争的爆发，并以此打断欧洲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和欧洲一体化是一个道理。

究其原因，并不是美国陷入到了对华的焦虑之中，而是美国对于自身实力衰退的焦虑之中。

美国将所谓的世界霸权看得过重，忽视了多极化才是世界的发展趋势，片面的追求所谓的一超地位。

这在客观上是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只要美国一天不能认清多极化才是世界的未来，那么美国就不可能走出所谓的“中国陷阱”。

就目前来看，美国政府是不可能走出所谓的“中国陷阱”的，虽然美国有“竞争共存派”这样的明智之士，但美国整体上仍旧被“新冷战派”和“战略竞争派”所主导，其零和博弈的思维决定了美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对华策略，在这一点上共和党和民主党并无区别。

但这种对抗对美国是缺乏意义和价值的，长此以往的结果必然是美国加速衰落，直至彻底失去所谓的“领导地位”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