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城沦陷，尸横遍野，哀嚎不绝，三十万条生命被无情掠夺。
詹长麟和詹长炳的亲人受辱，邻里被杀。他们得以保住性命，并成功潜入了侵华日军重新设立的日本领事馆，以仆役身份隐藏了自己。
兄弟俩忍辱负重，策划了一场复仇计划。
詹长麟初到南京1934年，詹长麟依照王老先生的指引，进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大门。
领事馆位于市中心，建筑宏伟，园林精致。王老先生是詹长麟父亲的多年茶友，对詹家兄弟的成长历程了如指掌，知晓詹长麟的为人和能力，因此推荐他去领事馆工作。
詹长麟抵达领事馆时，一名日本官员在门口迎接。这名官员通晓中文，对詹长麟进行了初步的询问，验证他是否符合领事馆的招聘条件。
詹长麟按照事先的准备，一一回答，表现出对日语的不熟悉，以符合招聘条件中的“不懂日语”的要求。同时，他提到家人都在南京居住，满足了“有家人在南京可做人质”的条件。
官员对詹长麟的外表和仪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外貌和干活利索，恰好符合领事馆对仆役的要求。一番简短的对话后，官员引领詹长麟参观领事馆，向他详细介绍职责。
詹长麟被分配到总领事的私人办公室和居住区，负责的工作包括维护房间的整洁与卫生、为会议提供茶水服务等。
尽管詹长麟的工作看似简单，但他需要在保持最高警觉的同时完成每一项任务。在打扫房间时，他留心观察文件的摆放和访客的记录，并从中寻找有用的情报。
借着端茶送水的名义，偷听谈话，尽管多数时间是日语，但偶尔的中文交流也给了他一些线索。詹长麟定期向复兴社特务处报告他的发现。
每月两次，他会在深夜将情报秘密交给一个联系人，联系人会在城外等候，确保安全。詹长麟的双重生活，还让他每月从复兴社和领事馆获得了总计18元的工资。
策划一场毒宴1937年12月，战火逼近，南京的街头巷尾充满了逃难的人群。詹家兄弟目睹了邻里遭受的折磨和惨状。
詹长麟和詹长炳按照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指令，开始着手准备执行新的任务。此次任务极为重要，直接关乎潜伏行动的成败。
他们的目标是接近重新在南京建立据点的日本总领事，利用之前在领事馆工作的关系网，取得总领事的信任。
为了确保仆役的身份，日本方面给兄弟俩提供了自行车和专门的袖标，袖标上面写着“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字样。
配备自行车后，无论是领事馆内部的清扫、传递文件，还是外出采购或传达信息，他们的行动自由度和便利性大幅提升。
自行车和袖标赋予了他们在南京城内畅行无阻的权利，无论是日军检查岗哨还是封锁区域，他们都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行。这种便利让他们得以穿梭于不同地点，将观察到的信息暗中记下，随时汇报。
1938年，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情报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中华复兴社特务处完成改组，成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局。南京地区的潜伏组织也被纳入军统局的统一指挥体系，詹长麟和詹长炳的行动方向开始更有条理和明确。
南京潜伏组织的重新整编后，区长钱新民接手指挥。他通过隐秘的渠道与詹家兄弟取得联系，向他们传递了新的行动方针。
要求他们继续保持在日本领事馆的工作状态，借助仆役身份搜集更加详细和有价值的情报，同时确保与军统的联络安全稳定。
1939年6月，詹长麟在例行整理总领事办公桌上的文件时，发现了一封来自日本外务省的信件。
他一边熟练地完成抄录工作，一边注意到信件内容提及6月10日将在南京日本领事馆举办一场大型酒宴。这场酒宴的目的，是为外务省次长接风洗尘，并邀请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高层以及南京伪政权的重要人物参加。
他将信息迅速整理好，并秘密传递给军统局南京区。
军统局接到情报后，很快制定了计划，决定在宴会的酒水中投毒。为了确保行动顺利进行，军统局将詹长麟的家人悄悄转移到南京以北的安全区域。
同时，军统局细致选用好了毒药，并将毒药送到詹长麟手中。
6月10日，作为仆役的詹长麟早早到岗，按照惯例检查宴会厅的布置。他注意到宴会厅中已摆放整齐的酒杯和餐具，并且酒水和餐点的准备工作也接近完成。
宴会时间的临近，领事馆内的宾客陆续到场。虽然计划中提到的部分高层因故未能出席，但仍有不少重要人物到达现场。
詹长麟趁着宴会开始前的空档，将事先准备好的毒药投入到酒瓶中。完成投毒后，他并未直接离开，而是继续保持自己的职责，避免引人怀疑。
宴会开始后，宾客们举杯庆祝，饮用被投毒的酒水。詹长麟见宾客们接连喝下了有毒的酒水后，找了一个合适的借口，从宴会厅中离开。
一名书记官宫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后，不到片刻，他忽然脸色苍白，身形一晃，直挺挺地栽倒在地。现场一片哗然，几名宾客急忙上前查看，却见宫下已昏迷不醒，毫无反应。
还未等众人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发出一声闷哼，整个人仰面跌下椅子，嘴角冒出白沫，身体不停抽搐。
所有人慌乱地站起身，几乎同时，其他宾客也开始出现异常反应——有人双手捂着喉咙，发出痛苦的低吟；有人表情呆滞，似乎舌头失去知觉；还有人面露惊恐，却无力言语。
现场人员立马叫来日本军医。军医经过初步检查，判断是此为中毒事件，并对现场的食物和酒水进行化验。检测结果证实，酒中被人掺入毒物。
宫下和船山因抢救无效死亡，他们的尸体被迅速运走，而其他中毒的宾客也都病情危重，日军医护人员不眠不休地进行抢救，才勉强保住几条性命。
隐姓埋名詹长麟和他的兄弟詹长炳在完成日本领事馆的投毒任务后，在军统组织安排下离开了南京。为了避开日军的追查，军统选择了江北六合的乡村作为他们的第一站。
日军对投毒事件相关线索的追查越发严密。军统局担心六合乡村已经不再安全，于是安排詹氏兄弟转移到浙江一个更加偏僻的农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兄弟俩依然选择隐匿，没有急于返回南京。直到局势逐渐稳定，他们才回到家乡。
1946年，詹长麟和他的哥哥，作为抗战有功人员，站在领奖台上，接受国民政府颁发的奖励。他们获得了一笔巨额奖金和一块奖牌。
奖牌见证了他们在烽火岁月中的付出与牺牲。
詹长麟用那笔奖金买下一块地，在南京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楼，并开设了一家旅店。他细心打理这份家业，旅店生意逐渐兴隆，成为他在和平年代安身立命的重要依靠。
解放战争接踵而至。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詹长麟的军统上级找到他，邀请他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因为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加之旅店生意蒸蒸日上，詹氏兄弟毅然选择留在南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潜伏和逃亡的经历，对兄弟俩的健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詹长炳过早去世，留下了詹长麟开始新的生活。
1956年，随着国家的公私合营政策逐步推行，詹长麟将自己经营的三家小店铺纳入公私合营体系。他选择成为一名私方人员，积极配合政策，在合营企业中继续工作。
詹长麟的晚年生活却显得格外充实。他喜欢练身体、练书法，执笔挥毫间，仿佛将那些历经的风云变幻融入一笔一划。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多家媒体将这段尘封已久的故事重新报道。中央电视台和《南方周末》等媒体相继采访了詹长麟，详细记录了他的抗战经历以及潜伏在敌后搜集情报的细节。
2008年10月7日，他在南京与世长辞，享年95岁。他的名字在那个时代中并不起眼，但在2009年，一份迟来的认可终于到来。南京政府隆重表彰了“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詹长麟赫然在列。
这一年，詹长麟的儿子詹文斌受邀出席表彰大会。这枚奖章不仅是对詹长麟个人贡献的肯定，更标志着南京官方首次正式确认“金陵毒酒案”当事人的英雄地位。
这段尘封的历史被重新提起，那些为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默默付出的人，终于得到了迟来的正名。
参考资料：
[1]王炳毅.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毒酒案真相[J].江苏地方志,2004(5):5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