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底，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异常危急。南大门筠门岭和北大门广昌均已失守，苏区的中心瑞金已彻底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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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红色电视连续剧《长征》中的一幕：画面中，周恩来正伏案写文件，这时，朱德怒气冲冲中地闯了进来，随手把腰带摔到书桌上。
这是之后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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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老总，这是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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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我心痛啊！黎川失守了，广昌又失守了；这不到半年时间，苏区的北大门、东大门全都失陷了。
你说我能不心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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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给朱德递了杯水，说，时局越是复杂越要冷静，喝点水吧！
朱德：恩来，原本我们还能朝着浙皖方向挺进，朝闽西南方向撤退。可现在呢？连退的路都没有了，只能朝着西南突围了。
这时，报务兵报告，二十二师来电，筠门岭失守，请求增援。
朱德：南大门也失守了。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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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我们现在的很多部队都派到东北线去了，哪有部队增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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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恩来，别急。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周恩来：说啊？
朱德：你可以去找老毛！
周恩来：找老毛？
朱德：对！
周恩来：现在没有兵，找老毛有什么用啊？
朱德：你要知道，二十二师到了老毛手里，就可以一个师变成两个师。
周恩来：可是我们最近对老毛一直不公，我担心他？
朱德：红军是老毛的命根子，红军的事情，他一定会帮的！
周恩来：老总，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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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兵如救火，迟一刻钟就会烧光了。就在这时，毛主席来到了南线会昌的文武坝，此时虽然他的身份是中央军委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剥夺了军队指挥权后，他已经有一年半时间没有参加红军反“”围剿”的任何军事决议和指挥，这次南下会昌，名义上是疗养他因患痢疾一直没有康复的身子，但他决定尽己之力指导南线的反“”围剿”斗争，撑起苏区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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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形势日益恶化，他的心急如焚，但却无能为力，此前在临时中央实际领导人博古“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是两个阶级最后的决战”的军事冒险主义战略指导下，红军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但由于朱德、周恩来在前线苦苦支撑，游击战还在发挥着作用，战局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们准备在不利的形势下以“事实”胜于雄辩说服博古，让毛主席出来指挥红军，重拾游击战策略，扭转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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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随着一个人的到来而彻底失控。这个人就是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苏区的军事顾问，不懂军事的博古对这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奉若神明，把军事决策权完全交给了这个外国人。
1933年9月28日，从李德到达苏区的第一天，博古就把红军的军事决策和指挥权完全交给了这个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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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一来就全盘否定了红军的游击战策略，他说“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摆脱那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的原则”。他的“新原则”就是同装备精良、人数众多、有着钢筋水泥的坚固碉堡的敌人，进行阵地战、堡垒战，这种在军事力量上及不对称死打硬拼，这不但让朱德、周恩来此前的努力化为乌有，毛泽东和他的游击战被彻底抛弃，而且给红军带来了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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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红军损失惨重，根据地日益缩小，南大门筠门岭和北大门广昌相继失守，红军内部反围剿已彻底失败，敌人开始兵分几路扑向会昌和瑞金。
在此红军和苏区生死存亡的时刻，毛主席来到会昌，他知道形势很难逆转，但稳定南线，阻敌一路，就能减轻其它方向的压力，也给了红军的战略转移争取足够的准备时间，毛泽东觉得重任在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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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到会昌，就立即会见了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和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
毛主席对他们说；“我们当前能做的，就是稳定南线，要稳定南线，就要打几个胜战，要打胜战就要从实际出发，绝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在城市楼房里设计的那套洋办法来办。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失败的原因，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优势，和装备精良的强大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这是以卵击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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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改变这种策略，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先保存自己，再消灭敌人，这是我们以弱对强的原则。你们要充分调动地方游击队，配合主力红军开展游击战，迟滞敌人的进攻，在此危机存亡的时刻，你们责任重大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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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毛主席立即给南线防守的红军主力22师打电话，此时的红22师刚经历筠门岭的恶战，因寡不敌众组织撤退，正被临时中央追究责任，师长魏协安已被撤职，暂时代理师长。
22师这几天都在召开干部会，总结战斗失利的教训，得知毛主席来了会昌，接到电话的师政委方强非常高兴，他和代师长魏协安向毛主席汇报了筠门岭战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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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完报告后叹息着说；“你们打得很好啊！你们一个新组建的部队，面对数倍于己、武器精良的敌人的进攻，阻击了敌人那么多天，你们是好样的！在即将被强敌包围，主动撤退是正确的，我们的原则是先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再消灭敌人。如果再拼上两天，你们这支队伍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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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随后又鼓动魏协安和方强，并指示他们当前和强大的敌人作战要改变策略，不要和敌人硬拼，而要利用我们有限的兵力，开展游击战，攻击敌人的侧翼和薄弱的地方，牵制住他们，使他们不能北进。
在以后的日子里，毛主席多次前往22师和指导员促膝谈心、鼓舞士气并让他们贯彻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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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红22师和粤赣省委直属部队和游击队都被动员起来了，在苏区销声匿迹一年多的游击战又在南线的崇山峻岭中展开起来了。战士们走出那些没有防护能力的砖木碉堡，像蛟龙入海一般游动在深山密林间神出鬼没，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发起攻击。
红军战略战术的改变，让粤军很不适应，他们的很多优势立时荡然无存。红军隐在暗处，他们在明处，红军变被动为主动，多次袭击筠门岭守军的弹库和弹药库，使敌人疲于奔命，成为惊弓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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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一个黑夜，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夜袭筠门岭守军，消灭敌人一个整营。粤军二纵队司令李杨敬大怒，派重兵向红军进攻，却连红军的影子也没看见到，就在他们疲惫撤回时，尾部和侧翼又一次遭到红军和游击队的攻击，又损伤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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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和游击队的不停袭扰下粤军自顾不暇，只能龟缩在筠门岭一带，不能再前进一步。
此时其他各线历经苦战，频频失利的情况下，南线会昌一带却坚如磐石，在毛主席的号召和指挥下，游击战又一次展示了它强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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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军在南线频频受挫，粤军统帅陈继棠有点坐不住了。他本来就不想和红军作战，他和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曾三次通电反蒋，使蒋介石势力不能染指广东。此次围剿红军实际是蒋介石的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之计。他不想再和红军消耗下去，两败俱伤。于是在占领筠门岭后，他表面响应蒋介石进攻会昌的口号，实际上却按兵不动，停止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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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认真分析了南线的情况，基于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他认为南线红军是有可能和粤军实现和谈的，但前提是要有两手准备，一是要给敌人适当的打击，把他打痛，让他知道红军不是好惹的；二是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派人潜入陈济棠防区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争取和粤军实现和谈，同时促使陈济棠再次反蒋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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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毛主席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红军战略转移，相对于其他方向布防的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和蒋介石同床异梦的粤军把守的南线应该是最佳的路线。所以他对刘晓和何长工反复叮嘱，一定要全力做好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争取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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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毛主席的计划，南线红军避开陈济棠的主力，主动出击，取得了几次战斗的胜利，给粤军一定的打击，同时粤赣省委和军区派人进入江西南部陈济棠的防区，宣传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
此时在苏区其他方向正血战正酣，形势危急，但南线此时竟然出奇的平静，和平停战的氛围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正悄然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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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份毛泽东离开会昌后不久，陈济棠果然派代表和红军联络，要求谈判。1934年10月5日，在红军战略转移前几天，中央军委派潘汉年、何长工在江西与罗塘镇和陈济棠的代表正式谈判，双方达成了停战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毛泽东在南线打出一个和谈局面的预言和努力终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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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和谈对于红军的战略转移意义重大，等于直接开辟了一条不设防的通道。使红军在随后的战略转移中毫不费力就突破了形同虚设的前三道封锁线，从江西的重重碉堡和敌军的铜墙铁壁中突围而出。而这一切，源于毛泽东在南线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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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会昌前的7月23日，毛泽东在一个夏日的黎明登上会昌山，面对晨光中的壮丽河山，想起了这几个月来南线游击战取得的胜利，他心中革命必胜的熊熊烈火又燃烧起来，吟出慷慨激昂、豪情万丈的《清平乐.会昌》。
《清平乐·会昌》一九三四年夏
剧照二十九
东方欲晓，
莫到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剧照三十
他相信失败是暂时的，只要有正确的战略，红军就能打胜战，中国革命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