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山西发来的一封绝密电报，一度让毛主席焦虑到茶饭不思。他难以接受的点，不是说有高级干部仅凭一面之词，就判断辖区部队有异动，可能发生兵变，请求迅速出兵应对，而是惊讶说出这番话的人会是徐向前。

徐向前什么人？身经百战的军中之帅，待人宽容，处事谨慎的作风有口皆碑。这样的人，若非形势万分危急，断然不会选择仓促用兵。

看到一封接一封的请示电报，毛主席也明白：山西的部队出了大问题。

解放战争第二年，毛主席最为忧心的战区是哪一个？

答案是晋冀鲁豫。

作为八路军129师开辟的老根据地，晋冀鲁豫被誉为“刘邓大军”的故乡，部队根基稳固，群众基础深厚，是最能经受战争考验的基本盘。但自1946年以后，这里的情况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刘邓大军领命经略中原，长期执行机动作战，军区主力基本上都被拉走了，只剩下少数地方部队。而在留守的干部中，地位最高的是滕代远，但他长于政工，短于军事，根本应付不了如此复杂的局面。

此时的晋冀鲁豫，就像是一个空壳子，面对蒋军的全面进攻，只能一再退让，甚至主动放弃了三分之一的解放区，形势急转直下。

要挽回颓势，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位刘伯承的替代者，去晋冀鲁豫主持军事。但毛主席忧虑的点恰恰在此，眼下正值战争最焦灼的阶段，各大军区都是自顾不暇，哪里还抽得出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

但也恰在此时，有人自告奋勇要上前线，而且点名说想去晋冀鲁豫。

这个人就是徐向前。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徐向前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是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129师副师长，晋冀鲁豫有一多半的指战员都是他的老部下，知根知底。且论军事才能，徐向前完全不亚于刘伯承，建军练兵的本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面对徐向前的请战，毛主席却犹豫了。

他不是不信任徐向前，而是舍不得。

徐向前当初回延安参加七大，不幸被战马踢到左腿，导致胫骨骨折，在医院病床上躺了半年多，之后身体状态一直不好，而且此时他的夫人黄杰又有孕在身，于情于理都不好让他去前线。

但最后因为战情实在吃紧，徐向前又多次请求，毛主席才终于松口，答应让他先到太行山区休息，恢复健康后再去晋冀鲁豫军区工作。时隔多年重返战场，徐向前难免激动欣喜。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路将会遇到大麻烦。

在去晋冀鲁豫的路上，发生了两件惊险的事情：

一是在渡汾河时，岸边突然响起枪声，因为天色太晚，视线受阻，所以只当是有巡逻的敌人瞎放了几枪。

二是在山西长治休息时，一架敌军突然飞来轰炸，三枚炸弹就落在徐向前的住所附近，幸好落点稍有偏差，这才躲过一劫。

两件事，很难说都是意外。特别是山西遇险这次，当时恰逢夫人黄杰生产，徐向前才在城里多停留了一段时间，偏偏这时敌机就来了，三枚炸弹还刚好落在附近。这要说敌人没有得到准确情报，事情就根本讲不通。

其实早在徐向前进入山西之前，陈赓就专门派出部队前去迎接，还给徐向前加派了不少警卫人员。徐向前性情喜静，向来不习惯大阵仗，但这次看到陈赓一片好心，便也没有推辞。

事实证明，没有陈赓的一路护送，徐向前这几次遇险恐怕很难脱身。

这并不是陈赓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而是他清楚，在这晋冀鲁豫的地面上，看似一片祥和，其实暗地里龙蛇混杂，居心叵测者大有人在。

这一点，徐向前自己也清楚。他此行本是绝密，只有少数高层干部知情。若非内部有人泄密，消息又如何泄露？

而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也让徐向前开始重视一个名字：高树勋。

高树勋的来头可不简单。

此人原在西北军中任职，冯玉祥垮台后，又辗转投靠吉鸿昌、宋哲元，最后在蒋介石手下当了军长。此外，高树勋还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他是解放战争中第一位战场起义的蒋军高级将领。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26路军在宁都起义投靠红军，高树勋就是部队中的师长，但因为思想不过关，他又跑了回去。不过即便这样，高树勋也遭到了蒋介石的记恨，说他擅离职守、贻误战机，险些军法从事。

军阀混战时，高树勋就跟着冯玉祥打过老蒋，如今既非嫡系，又有旧账在身，日子怎么可能好过。内战打响后，高树勋被任命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奉命指挥新8军与胡宗南部一起夹击邯郸。

高树勋很是无奈，蒋介石这是摆明了要拿西北军的老部队当炮灰，但没办法，军令如山，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

到最后改变高树勋命运的，是一封亲笔信。

信是刘伯承写的，劝他认清形势，不要走到错路上。

促成高树勋起义，还有一个关键人物：王定南。他曾是北平地下党，后不幸被铺，与组织失去联系，因与吉鸿昌有旧，便暂时留在西北军中，一直劝说高树勋弃暗投明。

在刘伯承和王定南的双重攻势下，高树勋最终选择了悬崖勒马。

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领新8军1万余人正式宣布“火线起义”，蒋军主力阵脚大乱，仓皇败退，最终被刘邓大军追上，大部被歼，被俘者高达2万余人。

至此，邯郸战役大获全胜。

毛主席曾说：

“这个仗一定要打好，如果打不好，我们又要再进山，中国革命就要推迟二十年。”

所以在战役结束后，毛主席也是给予了高树勋厚待，不仅同意保留起义部队编制，还特批番号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担任总司令，王定南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西北军旧将范龙章为第1军军长，乔明礼为第2军军长。

但起义之后，高树勋的部队却又成了烫手的山芋。

按常理，高部本应该编入作战序列，但因为部队整顿缓慢，拖拖拉拉一年仍不能参加战斗。而且起义部队仍然保持着旧军队的作风，找来老百姓借东西不给钱，也不还，到一个地方就吃穷一个地方，搞得基层干部三天两头来告状。

后来刘邓大军准备挺进大别山，主力在邯郸整训，为了以防万一，只能把高树勋部转至太行区的解放区腹地。

刘伯承一走，徐向前来了，职务是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实际就是一把手。

对于徐向前，高树勋是久闻大名。所以在徐向前路过驻地时，他还特意跑过去，准备了一桌子好菜来招待。

但高树勋一走，敌人的飞机就来了。

徐向前不怀疑高树勋，但他知道起义部队成分复杂，其中难免有特务潜伏，高树勋无意走漏消息也是可能的。

而此时，一件事又印证了徐向前的猜想。

徐向前刚刚上任，就接到情报，说高树勋部有些人对起义不满，与特务勾结，暗地里搞名堂，想要撺掇高树勋带部队逃过黄河，再次投靠蒋介石。

此时摆在徐向前面前的，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

选择相信情报，就得立即出兵控制局势，但万一弄错了，影响太坏。如果不相信情报，一旦事情是真的，此时军区兵力极为空虚，能打的部队根本没有，恐怕要出大乱子。

徐向前没有时间，必须立即做出判断。

而最终促使他做出决定的一个念头，是必须“防范于未然”。

在行动前，徐向前请示了毛主席。同样，毛主席在短时间也无法分辨情报真伪，但鉴于事情紧急，只能批准徐向前临机决断。

直到此时，徐向前还是理智的，他不想大动干戈。高树勋部有两个军，正面对抗必须造成重大损失，而且传出去影响也不好。唯一的办法，就是擒贼先擒王。

在指挥员的人选上，徐向前选择了张力之。他是民族建国军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长期在高部负责整训，最为熟悉情况，而且靠得住。

1947年6月14日早晨，张力之率领一个团冲进高树勋驻地，将一军、二军的高级干部全部缴械，紧接着又冲进高树勋总部及住宅，将高树勋本人控制起来。失去指挥机构后，高树勋部群龙无首，全部被包围缴械。

整个过程中，也发生了零星战斗。

事情结束后，毛主席闻讯也是长叹一声，起义部队如此结局，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最后，毛主席也是特意指示徐向前：

“高树勋起义有功，必须保证安全，并且尽快查清事实真相。”

而这一查之下，事情居然又有了反转。

高树勋当时被安置在一个小屋内，徐向前让一位叫张鼎中的干部每天去陪他聊天，聊了一年，张鼎中越发觉得高树勋胸怀坦荡，没有异心，便向上级建议解除对其自由的限制。

1948年春天，因为没有实质性证据，民族建国军的干部陆续被重新安排工作，高树勋本人也被任命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所部士兵被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

事情到此结束了吗？没有。因为直至多年之后，晋冀鲁豫的一些老干部仍对此事耿耿于怀，说：

“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

那真相到底如何？

高树勋事件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张力之。整件事情的起因，也是因为他。

自从高树勋起义之后，蒋军就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再次拉拢。高树勋的老部下马伯言就曾写信劝降，高树勋不接受，转头就把信交给了张力之。但张力之不相信，反而加大了排查。

后来，高树勋一位部下外出买东西，与一名商人做了几个可疑的手势，立即就引起了张力之的注意，直接把人找来审讯，结果那人扛不住压力，胡乱供出了一大堆的名字。紧接着，高树勋部队驻地有一头牛被毒死了，结果被怀疑是有人在当地水源里下毒。另外建国军内部有一名政工干部，生病住到医疗室，结果人直接就不行了，也被认为是高部有人在捣鬼。

这一来二去，事情就严重了。各种风言风语越传越厉害，甚至有人说建国军中有一个“华岳纵队”，高树勋就是总司令，一直妄想拉着部队投靠蒋介石。

就这样，张力之向徐向前汇报，又带着部队把高树勋包围缴械，甚至还抓了王定南，就连事后的调查，都是他本人在一手操办。

综合种种迹象，其实张力之的怀疑不无道理，但行事难免操之过急，以至留下了很大的疑点。后来毛主席委派晋冀鲁豫军区社会部部长杨奇清再次调查，真相这才水落石出。

那头被毒死的牛其实是错吃了蓖麻叶，并没有所谓的下毒事件；政工干部也是病情加重不治身亡，与他人无关；至于所谓的“华岳纵队”，更是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杨奇清的调查也证明了另外两点：

第一、 起义部队中确实存在潜伏特务，一部分官兵思想同样顽固。

第二、高树勋本人对此并不知情，建国军绝大多数干部也与此事件无关。

一场误会，但也确有居心叵测之人从中作梗。应该说毛主席和徐向前的冷静处置，仔细排查，是正确的，做到了防范于未然。高树勋在此一事后，也彻底证明了自己。

多年之后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曾特意请出高树勋，让他帮着劝降老部下黄樵松。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还作为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同刘伯承赴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当时握着他的手，说了这样一番话：

“树勋同志，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大忙，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