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回忆录中，有一章节的题目为《最高统帅部》。

张爱萍当了12年的副总参谋长，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最为激荡，也是最为癫狂的一段时期，这其中历史的曲折与发展，无数英杰人物的出场与落幕，他都是最近距离的见证者。

对于建国之后的总参谋部，很多人都讳之莫深，因为这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牵扯到太多扯不清道不明的人情世故。但张爱萍并不在意这些，他的性格过于耿直，不惧权威，也不怕得罪人，正如叶剑英元帅给他的评价：带刺！

在谈到自己在总参任职的那段经历时，张爱萍着重提到过两个人：彭德怀和粟裕。

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在军事领域，他们似乎有着天生默契，眼界超前，都着眼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两人之间也确实存在理念上的分歧。

对于两人的关系，张爱萍一直有所遗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彭德怀和粟裕能够有机会好好谈一次，可能之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张爱萍是1954年10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因为当时他正在浙江前线指挥一江山岛战役，所以直到次年3月才赶赴北京上任。这一次“迟到”，也让张爱萍错过了总参新一轮的人员重组。

新中国的首任总参谋长是徐向前，但他因为身体原因一直无法赴任，实际工作便由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代为主持。不过因为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又赶上抗美援朝这一场大仗，当时的总参谋部一直处于“草台班子”的状态，根本来不及构建体系。

这样的混乱，直到1954年粟裕接任总长后才相对得到改善。

总参是负责全国武装建设和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机关，相当于“总司令部”，机构庞大，人员都是加强配置，光副总长就有9人之多，其中常驻北京办公的有4位：陈赓、张宗逊、李克农、张爱萍。

应该说，对于总参这套班子的配置，毛主席是下了功夫琢磨的。粟裕军功显赫，但为人谦逊，坐镇中枢足以服众；陈赓、李克农性格豁达，又都是搞情报出身，知进退；张宗逊出了名的老实人，内敛稳重；张爱萍虽然是个“刺头”性格，但和这几人都是老战友，相处起来也很轻松。

这个时期的总参整体氛围非常融洽，粟裕有主见，但从不独断，谁有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而且他敢于放手，让几位副总长独当一面，遇到棘手的事情大家就坐到一起讨论。偶尔因为一些问题争执不下，几个人就跑出去打牙祭，到全聚德去吃烤鸭，轮流坐庄，吃饱喝足了，火气也就下来了。

张爱萍曾说：

“我们也争，但从不计较，相互间从来没有隔阂。没有哪个是你整我、我整你的。”

几位首长没有官架子，底下的干部也好办事。忙的时候就是参谋、处长有事过来请示，不忙的时候，大家就到各部、各处室转一转，有问题当场解决，效率很高。

当时总参谋部设在北海旁边的旃檀寺，总参首长都在5楼，楼下是参谋人员，楼上则是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办公室。

国防部是1954年成立，属于总参的上级部门。当时的常规模式是：粟裕主持军队事务，各副总长分工协作，总参制定方案后递交国防部，由彭德怀拍板，再发回总参向下执行。

所以在50年代初期，军队的相关问题基本上都要四个人经手：彭德怀、粟裕，主管作战的副总长陈赓，以及主管军事行政的张爱萍。

“粟裕同志任总长的时期，是总参最好的时期，也是我心情最愉快的时期。”

这是张爱萍的原话。

包括《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等官方权威，也把1957年之前称作是“军事工作生机勃勃，节节胜利”的阶段，这是极高的评价。

但从1954到1957年，这又是总参最短暂的蜜月期。哪怕连张爱萍自己都无法相信，意外会来的如此突然。

粟裕卸任总参谋长后，几位副总长都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

当时主席穿着睡衣，会面的地点也选在游泳池，本意是想让氛围显得不那么压抑。但当他开口说要谈谈粟裕问题，让大家发表看法时，现场一时竟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说话。

张爱萍只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情景：

“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我想起瓦窑堡时，自己打了败仗去见他的情景。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

张爱萍就是这样的人，谁升官，谁罢官，他都不想掺和，毕竟发生的事情也改变不了。但要问他看法，张爱萍绝对相信粟裕的为人，只是在那个节骨眼上，有些话不好说出口。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只是对妻子李又兰说：

“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后来张爱萍也去找过粟裕，劝了一句：

“别老觉得委屈，干脆，开诚布公、直截了当找他谈一谈嘛！”

张爱萍口中的这个“他”，指的就是彭德怀。

张爱萍知道，彭德怀和粟裕之间是有误会的。因为从一些事情上，他能看出来：粟裕其实一直在有意避免与彭德怀碰面。

第一次是在1955年年初，当时张爱萍指挥部队解放一江山岛。总攻之前，总参突然来了紧急命令，说要推迟战役。张爱萍气得脸色铁青，直接一个电话打到总参，让陈赓来接，说必须速战速决，绝不接受暂缓进攻！

在张爱萍的据理力争之下，总参终于松口，同意按时发起战役总攻。

不过事后张爱萍才知道，当时陈赓去请示过粟裕。但一向在军事上极有主见的粟裕，却罕见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而是让陈赓迅速去报告彭德怀。就这样，陈赓火急火燎，把正在开会的彭德怀请出来，这才要到了一个结果。

第二次是在张爱萍就任副总长之后，当时他认为军队效仿苏联设置八大总部，功能重叠，机关臃肿，还经常互相扯皮，不合理，必须精简。此事经过总参内部讨论，得到了一致赞同。但到最后，粟裕却不肯去汇报，而是让张爱萍亲自去和彭德怀说。

张爱萍去请示后，彭德怀虽有些顾虑，但还是赞成了他的意见，最终结果就是八总部体制修改为三总部体制。

两件事情，最后都得到了圆满解决，但过程却一波三折。而深究原因，还是粟裕屡次在关键时刻不肯出面。作为总参谋长，他应该直接去跟彭德怀汇报，而不是三番两次让副总长越级汇报，这样既耽误时间，又缺乏效率。

粟裕到底在顾虑什么？

从过往经历上看，粟裕从来都不是怕事的性格。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多次向上级“范言直谏”，甚至还一度让毛主席发了脾气，最后是自己亲自去了西柏坡陈述战略思路，这才把理给讲清楚。

说到底，粟裕有意要避开彭德怀，并不是因为两人的私人关系。而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两个职务的冲突，已经到了难以缓和的地步。

建国之初，机构设立过多，导致很多部门之间职权重叠，误会频发，其中就典型例子就是总参谋部和国防部。

按规定，国防部成立后，总参就需要在其监管下运行，重要工作的决策和执行都要上报审批。但什么才算重要工作，谁也说不准。如果事事都上报请示，国防部根本应付不来，但如果哪件事没有请示，之后又造成了过大的影响，总参又有越权嫌弃。

作为总参谋长，粟裕就有三次没有把握好“分寸”。

第一次是“自行调兵攻打马祖列岛”，最后被证实是命令传达过程中出现误会，下级军区把总参“全面准备”的方案听成了“全面进攻”，部队大举出动，以致惊动了国防部。

第二次是“擅自调志愿军回国”，当时是因为命令下达的署名问题，到底是用国防部名义，还是总参名义，一直没有定论，粟裕多方请示，反倒被说成是和国防部在争军权。

第三次是“组建战略预备队”，粟裕从军事提出建议，认为应该从各大军区抽调出几个军，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以便在战争发生后第一时间形成作战力量。但方案提上去后，又被认为是有“争夺这几个军的想法”。

三件事，说到底都是误会。但之所以会发生在粟裕身上，和他所身处的位置不无关系。

在和平年代，总参谋长是全国军队的“大管家”，特别是在消息传达不太通畅的时期，很多部队会想当然的认为总参的命令就代表国家的命令。也正因如此，总参谋长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各方重视，甚至是被人无限放大。

粟裕其实也明白这一点，他一直寻求明确总参和国防部的职能，就是希望制定出一套完善的制度，来规范两个部门的运行，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误会。

同样，他之所以在遇到涉及军队调动和裁剪部门的关键问题上，让陈赓和张爱萍这些副总长去向国防部汇报，也是在避嫌，想让外界知道这是总参的集体意见，而不是自己个人的意见。

其实彭德怀和粟裕的初衷，是一样的。

在张爱萍刚到总参时，彭德怀就告诉他，军队要搞精简整编，必须大刀阔斧的改革，制度不健全就重新修订，哪些部门职权冲突，是该分工还是要裁撤，都必须快刀斩乱麻，不能怕得罪人。

促进军队的现代化，是彭德怀和粟裕共同的心愿。但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两人志同，但道不同。

粟裕不是循规蹈矩的人，他不像一些干部，宁愿没有成绩，也不去主动做事，因为事做的越多，越容易犯错。粟裕敢想、敢干，他希望能迅速推进军队的战斗力，使其能够适应现代战争，但这样超前的战略思维，在当时又不被多数人所理解。

比起粟裕，彭德怀则显得更为稳重。他身居要职，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统筹全局。所以彭德怀的思路更倾向于去旧革新，把军队和一些高级指战员的坏毛病打掉，维持整个系统的纯洁，不允许任何人拥有特权。

但前面也说过，总参谋部和国防部就是职权重叠最典型的两个部门，而总参谋长也是容易被人误解为“拥有特权”的职位。在缺少沟通的情况下，一些误会是无可避免的。

张爱萍敬佩彭德怀的行为、 品格、 作风，把他视为人生导师，但谈到粟裕的事情，张爱萍也说过一句公道话：

“彭也有缺点，甚至是很明显的缺点，在有的问题上是存在失误的，比如对待粟裕、刘伯承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但责任也不全在他，他只是不认可树立过高的个人权威。”

在粟裕卸任总参谋长一年之后，彭德怀也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不久陈赓、 李克农相继谢世，最高统帅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爱萍曾无限感慨：

“粟裕同志那时的和谐气氛没有了，大家相互间都不交心。”

自此之后，张爱萍也开始学起来当年粟裕的作风，与理念不同的人保存距离，避免接触，一心扑在工作上，按自己的原则办事，能不参加的会议都懒得参加，对一些事不听，不问，不参与。当然，遇到不平事，张爱萍还是敢拍桌子的，他眼里向来容不得沙子，但也正因如此，张爱萍的后半生同样历经坎坷。

直到1977年，张爱萍复出，再次担任副总参谋长，并于5年之后升任国防部长。已是耄耋之年的张爱萍，从总参到国防部，亲身体会到了彭德怀和粟裕两位老首长身处不同位置的不同心境。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决心写下一本回忆录，把历史交予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