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王震率八路军359旅共约5000孤军从延安出发，途经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远征广东。
如此长距离的奔袭，中途遭遇的不论是自然还是人为的困难简直难以想象。而王震当时明知战略不妥仍选择了坚持到底。
在359旅历时320余天，途径7省78县，奔袭1.58万余里后，终等到中央调整战略决策。
1946年8月27日，王震终于率部回到延安，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在内以及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
这样南征北返，王震率部辗转两万余里，堪称我党历史上“第二次长征”，只不过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是被迫，359旅则是为完成中央的战略部署。
359旅南下，是我党在抗战时期“南面战略”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1944年4月17日，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摧毁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打击中国政府的抗战力量，发起了规模巨大、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无前例的“一号作战”，也叫豫湘桂战役。
党中央和毛主席密切关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引起的战局发展和变化，随着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等省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开始产生了向南发展，在河南、华南建立敌后根据地，进而打通华北、华中和华南战略通道的构想。
而要想“向南发展”，首先面临的便是干部缺乏问题。为此，中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抽调干部南下。
7月，毛主席便找到了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
彼时，王震正率359旅将士开发南泥湾。在此之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王震被任命为八路军359旅旅长。1938年，随着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趁机将重点转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上来。
陕甘宁边区附近，由国民党顽固派刻意挑起的摩擦不断，为加强陕甘宁边区安全，1939年，毛主席将359旅调回了边区。
但边区条件艰苦，再加上国民党方面发起了经济封锁，毛主席为此叮嘱王震率359旅不但要随时准备应对国民党顽固派搞的摩擦，而且要做到生产自给。
于是在1941年，王震亲率359旅开进延安东南人迹罕至的南泥湾，搭窝棚，挖窑洞，开荒种田，头一年便成功开荒万亩。
此后，农忙时，王震便率全旅上下大搞生产运动，支援抗日前线，农闲时，王震便组织开展大练兵运动，使全旅投掷手榴弹的成绩大大提高，涌现出11个百发百中的连队。
部队在田间劳动，枪就架在地头，一有响动便能迅速反应，国民党顽固派的侵袭被数次打退。
美国观察组组长见状都不由感叹：“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了不起的！”
而也正是考虑到359旅开创新局面的经验和能力，当1944年中央决定“向南发展”，派一批干部到南方去时，毛主席将王震召到了自己在延安的住所。
起初，毛主席的意思就是要王震派一个团长，带领一个加强营，护送干部团南下，一部分送到新四军五师根据地，一部分南下广东，与东江纵队会合，发展华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而王震回到驻地，与几个团长商量后，考虑到南下任务艰巨，途中要通过日、伪、顽军占领区，长途行军，一个加强营恐怕难以完成，于是向毛主席主动请缨，由自己亲自带部队护送。
同月，毛主席再次约见王震，表示同意了他亲自带队的请求，并明确指出：
“由你们南下支队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这样，在日本军队退却到山东等沿海地区集结时，你们就可以配合全国各战场的强大反攻，收复失地。在抗战胜利后，如果仅仅是依靠外国势力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也能进退有据，牵制其南方一翼，配合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
而另一边，随着日军“一号作战”实施，战局不断生变，继长沙、宁乡相继沦陷后，日军开始进攻衡阳。此时，国民党主力亦集中于衡阳，这样便造成了平汉铁路河南段沿线日军与国民党的军事力量薄弱。
基于此，新四军第五师政委郑位三等致电中央及华中局：
“目前豫东、豫中、豫西是我党发展的好机会，建议中央、华中局早出兵……中央派河南和送来的干部早动身”。
而正是这一建议，使中央改变了原本只派干部南下的想法，决定派一支部队南下建立新的根据地。
8月，毛主席再找王震谈话，同他说明了中央要359旅主力全部南下，配合华南抗日武装，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决定。
这一次，不同于此前，毛主席要王震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这一去，可能全军覆没，包括张震本人。
毛主席给张震提前打了预防针，并着重给他分析了359旅此次南下可能面临的两种情况，第一种，倘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再持续二三年，王震极可能率359旅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二种，倘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取得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届时，蒋介石决不允许359旅这把利刃存在，定欲拔之而后快，这种情况下，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的359旅将面临最为残酷的处境，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分析完这两种情况，毛主席看向了王震，而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王震，怎么会不明白这次任务的非同寻常，他面色凝重，但回望毛主席，只一言掷地有声：“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坚决完成任务。”
1944年11月10日，359旅奉中央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由王震率领，从延安出发，开始了长达两年南征北返的艰难历程。
南征途中，支队不但要面对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围追堵截，还要面对山岳河流之险阻以及严寒酷暑、饥饿病伤的困难，如此辗转行程一万余公里，王震终于率部抵达粤北。
1945年8月初，中央要求东江纵队与王震部在半年内完成湘粤边根据地的部署。
然而，由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导致局势突变，1945年8月底，付出艰辛努力和代价抵达粤北的南下支队仍未能与东江纵队北上部队会合，加之此时日本宣布投降，湘粤边地区已不是沦陷区，国民党加强了对湘粤地区的防范，我党在湘粤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机遇完全失去。
蒋介石集中力量准备内战，急欲将构成威胁的南下支队处之而后快。
8月底至9月初，南下支队依然转战在湘粤赣交界地区，并在南雄境内遭到国民党第九十、第一六七师及地方武装合击，几近绝境，不得不向北撤退。
这时，南下支队两次致电中央，请求北返，毛主席最终同意。此后，中央放弃“向南发展”的战略，转而实施向南防御和向东北发展的战略，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战略才是正确的。
而南下支队奉命加入中原军区，加强了中央“向南防御”的力量，一直到1946年8月27日，南下支队在南征北返行程超两万公里，经历数百次战斗，顺利完成中央向新四军五师和鄂南派送干部的任务后，剩余1414人回到延安，受到热烈欢迎。
五千孤军南征深入敌后，为抗战胜利和我党战略决策的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王震晚年谈及他这一生“最得意之事”，那便是奉毛主席、党中央之命率南下支队南征北返。
素材来源：
[1]张治宇.王震与我党的“第二次长征”[J].文史天地,2007,(11):10-15.
[2]王人广.三五九旅南征记[J].炎黄春秋,2005,(09):36-41.
[3]黄正林.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征问题研究[J].近代史研究,2021,(05):19-3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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