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第二集一共涉及四件事：嘉靖摆驾裕王府，冯保成世子大伴，清流开小会，胡宗宪诉苦。

吕芳将冯保塞进裕王府的前因后果，上一篇文章已经分析阐述过了，而关于胡宗宪的相关剧情会单独分析，这一篇主要是查漏补缺，分享一下其他两件事中，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及其背后深意。

嘉靖四十年的御前财政会议，以去年的烂账一笔勾销和嘉靖同意推行严嵩提出的改稻为桑的国策而告终。

之后，嘉靖做了两件事：一是留严嵩父子吃元宵；一是摆驾裕王府看孙子。

从表面上，这两件事似乎没什么关联，可实际上，这又是嘉靖玩的驭下之术。

先说第一件：留严嵩父子吃元宵。

财政会议结束之后，嘉靖打发了徐阶等人去裕王府贺喜，单独留下了严嵩父子。

通常来说，在大会之后，领导单独留下你开小会，有这几种可能——要么是针对大会上的事有话要叮嘱；要么是向你传递某种信号，比如安抚、鼓励或是给你个定心丸等。

这时我们再回到剧中，看看嘉靖是什么意思。

徐阶等人走后，嘉靖说的第一句话是：

“家事，国事，天下事，朕也不是全知。严阁老，现在就剩你们父子二人了，你们说周云逸到底有没有后台。”

这段话的前半句，对应的是之前裕王妃诞子，嘉靖从兜里掏出冬枣和栗子时说的那句“家事，国事，天下事，朕不敢不知啊。”

当时，嘉靖是想告诉在场的人，我虽不上朝，但朝廷里每天发生了什么，可能要发生什么，我都心知肚明，否则怎么管理好整个大明，潜台词是在提醒——你们的心思和想要我都清楚，一切都在我的监视与掌控之内，你们别想瞒我骗我。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剩下严嵩父子的时候，嘉靖又“推翻”了之前的话呢？

这就要结合嘉靖的后一句话了“你们说周云逸到底有没有后台。”

这句话看似是疑问句，实则是总结性的发言。

周云逸有没有后台，后台是谁，无论是嘉靖，还是严党其实心里清楚。从周云逸能够准确的说出去年一年的各项开支明细，就说明这件事与户部脱不了干系。

如果单纯是户部指使的，嘉靖自然没有可顾忌的，可掌管户部的是清流派，而清流的背后站的是裕王，这就不好处理了。

裕王是嘉靖唯一的儿子，是要继承大明江山的，如果真的将周云逸的后台是清流这件事摆在明面上说，或是追究到底，那么伤的不仅仅是清流，还有裕王。

于公于私，周云逸的事都只能到此为止。（于公，清流倒了，没人制衡严党，朝廷容易乱套；于私，儿子被扣上诽谤老子的帽子，对江山社稷无益。）

从这个角度来说，嘉靖就是想告诉严嵩父子，周云逸有没有后台即便我清楚，也只能装作不清楚，你们也是。

严嵩显然明白了嘉靖的意思，所以才制止了一旁想要继续踩清流的严世藩。

见严嵩父子领悟他的暗示，嘉靖这才接着说了另一句话：“今天是元宵节，陪朕吃个元宵吧。”

到这里，恩赏与安抚的意味就很明显了——恩赏严党，抹平了去年的烂账，没牵扯到我的身上很好，补充国库的办法我也很满意，你们放手去干；安抚严党，你们的忠心我清楚，但事关我儿子，我儿子又刚给我生个大孙子，所以有些委屈你们就挺一挺吧。

恩威并施，该奖励时奖励，该打压时打压，该安抚时安抚，这是嘉靖惯用的驭下之术。

再说第二件事：去裕王府看孙子。

安抚鼓励完严党，对清流与裕王这边也得有所表示，否则不符合嘉靖“装好人”的性格，于是不久之后他高调的摆驾裕王府去看孙子。

皇帝看孙子是名正言顺的，但正常来说，嘉靖完全可以召儿子带着孙子进宫，但他偏偏没按常理出牌，巴巴的亲自去了。

为啥？

为了显示重视！

召进宫和亲自去看，重视程度和传递出来的信号是完全不同的。

这类似于，你生病住院了，领导直接给你发了慰问红包与领导亲自带着花篮和红包去医院看望的差别。

那么，嘉靖去裕王府就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他重视裕王吗？

如果真是这样，嘉靖就不是“妖孽”般的嘉靖。

嘉靖此举有三个目的：

其一：裕王受重视，清流就更有信心和动力了。

也就是说，嘉靖在向清流释放信号，虽然我之前单独留严嵩父子吃饭了，但并没有疏远或是打压你们的意思，你们该干啥干啥，该盯着严党就盯着严党。

用清流制衡严党，以防严党做出出格的事，是嘉靖的帝王之术。嘉靖希望改稻为桑能成，毕竟国库要钱，他也需要钱，但前提是，别惹出大乱子，有清流掣肘严党，严党自然会有所收敛，这也是他为何同意放谭伦去胡宗宪身边的原因之一。

其二：暗示裕王，改稻为桑的国策势在必行。

之所以这么说，注意一个细节：嘉靖念李妃产子有功，不仅给李妃的父亲封了侯，还赏了李妃十万匹丝绸。

为什么是丝绸而不是别的？

嘉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今年江浙的丝绸多了，赏十万匹给李妃的家里。”

前半句话属于肯定式，即：今年江浙的丝绸一定会多。

如何会多？改稻为桑的国策成了，丝绸才会多。

也就是说，嘉靖特意赏李妃十万匹丝绸，既是恩赏，也是在暗示裕王，改稻为桑的国策势在必行，你们可以盯着严党让他们别太过火，也可以派自己的人过去，但绝对不许阻止改稻为桑的国策！其中的分寸你们自己把握。

如果将大明视为一盘棋，那么嘉靖就是下棋的人，而严党与清流则分别是黑子与白子，两方厮杀，看似是各有坚持，可实际上，都是按照嘉靖的意愿迈步的，是进是退，是攻是守，是言和是撕咬，根本不受个人想法左右。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海瑞，不过这是后话了。

御前财政大会结束之后，清流也在裕王府开上了小会。

见徐阶等人回来，担心嘉靖因周云逸之事迁怒清流的裕王，悬着的那颗心终于放下了：

“你们不知道，刚才这几个时辰，我是怎么过来的。”

裕王话音刚落，坐在侧首的徐阶就赶忙接过话：

“皇上还是圣明的，不至于会出现那样的结果。”

徐阶自然明白裕王担心的是什么，但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但凡涉及嘉靖的，即便是裕王，即便是在裕王府，也不能说，毕竟裕王府有多少眼线，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徐阶及时制止了裕王的感慨。

此时的裕王还不知道御前财政会议的结果，于是一旁喝茶的高拱，说话了：

“可现在的结果也好不到哪去，那些烂账全都报了。”

刚才的会议上，高拱作为户部侍郎，是对战严党的主力，与严世藩进行了好一番唇枪舌战，可结果被严世藩的那句“周云逸的同党”顶的哑口无言，作为主攻手，出师未捷，高拱心里有自然忿忿不平。

这时，徐阶又把话接了过来：

“今年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啦，开支控制了，没有再给百姓加赋税，但愿浙江改农田为桑田的事能办好。”

徐阶的这段话，藏着三个目的：

一是，鼓舞士气。作为清流的领头人，在众人士气低下的时候，需要适当的鼓舞下气势，给予下属希望和信心。

二是，撇清责任。裕王想要的结果是借着对账倒严，即便倒不了，至少究一究烂账和亏空，可结果是，烂账被一笔勾销了。

徐阶担心，裕王会认为他不中用，或是压根没敢争，所以才会强调“今年总算有个好开头”，即：我们努力争了，虽然去年的账没争回来，但好在把今年的开支控制了。

三是，装傻。

徐阶真的不知道改稻为桑有问题，是个弊政吗？

他知道。

张居正能想到，裕王也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徐阶做了严嵩十多年的副手，还安然无恙，他怎么不可能想不到改稻为桑背后的隐患呢？

可即便知道，徐阶也只能装作不知道，否则裕王会怪他为何没在严党提出来的时候就向嘉靖进言陈奏，却在这里马后炮，所以他只口不提严党的背后动机，只向裕王表明希望新国策能够办好。

这就是徐阶的精明之处，功邀了，责任撇了，问题让别人去提去说，裕王责怪也怪不到他的头上。

果不其然，徐阶没说的话，张居正说了：

“办不好的，不但办不好，浙江的百姓恐怕还要遭殃。”

裕王虽不如他爹善于权谋，但也不至于啥也不是，张居正提到“浙江百姓会遭殃”，裕王立马反应过来，张居正的意思是，严党会趁机兼并桑农土地。

裕王的话得到了谭伦的附议与更具体的分析。

紧接着，高拱又发言了：

“不能让他们得逞，当时严嵩提出这个方法，我就犯疑，现在这么一说，他们事先就有图谋。”

这段话，前半句是高拱在向裕王表态表忠心：绝对不能让严党得逞；后半句则与徐阶一样，都是在撇清责任：王爷，不是我在御前没去阻止，实在是严党太过狡猾，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

除了张居正，徐阶与高拱在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不是揭示、解决问题，而是先撇清自己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论格局，论实干，他们不如张居正。

事实上，徐阶与高拱完全不必急于撇清自己，当时的情况，严嵩压根就没给他们置喙的机会，而嘉靖也是在严嵩话音刚落的时候就准旨了，清流即便有异议，可以质疑严党，却万万不敢质疑嘉靖，这一点，裕王是可以理解的。

徐阶与高拱如此，不过是为了保住在裕王心中的好形象——一个为国为民，德行高洁，与贪墨无度的严党势不两立的形象。

这也是我一直觉得清流有些虚伪的原因。

私底下，永远是一副不惧天地，大不了舍得一身剐，也要把严党拉下马的模样，可到了嘉靖面前，尤其是事情一旦涉及嘉靖，他们比严党还谨小慎微，生怕惹火上身。

为天下百姓而争的是裕王，不是清流。清流倒严，是为权、为利、为内阁首辅的位置，说白了就是集团的利益，为百姓不过是清流倒严的手段与攻击口罢了。

披着高风亮节，勇于言事的外衣，可骨子里与严党无异，唯一的不同是，严党先一步成了嘉靖对外敛财的爪牙，而他们则是即将替代严党的候补力量罢了。

当然，无论是清流还是严党，在那个皇权至上的时代，很多些事是由不得他们的，相比于视百姓如草芥的严世藩，清流还是有点底线的。

清流开小会的结果是，派谭伦去浙江，一边盯着严党，一边伺机策反胡宗宪，至于谭伦在改稻为桑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清流又在整个事件里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咱们下回再聊。

（本文根据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相关剧情撰写，非正史，请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