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展世界战争文学研究，首先需要厘清“战争”“战争文学”与“世界战争文学”三个基本概念。“战争”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还包括冷战和“反恐战争”等当代新型战争。“战争文学”不仅包括描写军人战争体验的作品，还包括书写平民战争经历的文学。“世界战争文学”不仅包括欧美等西方战争文学，还包括亚、非、拉各国的战争文学，更有不同国家与民族战争文学的互动与交流。在进行世界战争文学研究时，不仅需要突出世界战争文学的开放性、丰富性和差异性，还要体现中国学者的主体性。

关键词：世界战争文学研究；战争；战争文学；世界战争文学；世界

全 文

维护和平，首先需要研究战争。战争文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研究战争，而在于推进和平，形成对中国发展和民族复兴有利的环境。全面研究世界战争文学，深刻理解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战争文化，有利于全面提升国民的战争观念和意识，让中国在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因此，战争文学研究肩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责任和现实价值，而基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世界战争文学研究，更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战争对世界和当今文明的深远影响。

开展世界战争文学研究，首先需要对“战争”“战争文学”与“世界战争文学”三个基本概念进行梳理。

一、何谓“战争”？

《孙子兵法》开篇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自古以来，战争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如影随形，与人类生活休戚相关。战争是不同集体、集团、组织、派别、国家、政府等敌对双方之间为了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文化等目的，以军事暴力行动为主，并辅以政治、外交等手段进行的武装冲突。在中国古籍中，对战争有各种不同称谓，如“兵”“戎”“争”“战”“征”“伐”“击”“袭”“侵”“攻”等，这些不同称谓从不同侧面描述了战争的诸多特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在西方学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战争论》(On War, 1832)中的定义通常被视为经典。他认为“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他强调，“暴力，即物质暴力是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这些对战争的定义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战争的性质，也确定了“战争文学”所涵盖的战争的基本范围。

当前战争文学研究界对其相关范畴所涵盖的范围存在一些争议，厘清这些争议有助于更好地开展世界战争文学研究。尽管学界并不否认“战争”的传统定义，但对于一些新型战争，如冷战和所谓的“反恐战争”等，是否可归类于“战争”范畴则存在争议。这一争议主要源于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变化。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国家之间战争的定义主要基于主权国家的概念。随着民族国家意识于16世纪出现，特别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System)的建立，国家主权原则得以确立，按照这一原则，“主权国家间拥有决断战争和敌人的战争法权，它承认即使敌人也同样拥有战争权利”。这一时期国际法的建立乃是基于对国家之间主权平等的承认，而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间战争应指主权平等国家间的战争，只有这种类型的斗争才能产生所谓的“正当敌人”，其他的则属于对匪徒、叛乱者和海盗等的追捕和镇压。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对战争的定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他认为“双方有斗争的欲望(即双方同意战斗)”构成了战争的基础，武装冲突要被视为“战争”，需要双方具有卷入冲突的同等意愿。

要深入梳理“战争”的概念，需要将战争置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下。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的《尉缭子》云：“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战争而言，“武”或暴力的作用相当于种植农作物，而“文”的作用则相当于农作物的种子。“武”只是战争的外在表现形式，“文”才是战争的内在根源。中国古人精辟的论述强调了我们不能孤立地审视战争，必须深入探讨战争的诸多根源，才能对战争本身有更清晰的认识。这样的智慧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战争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呈现许多新的特征，体现了战争与其他领域的密切交织。《牛津现代战争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Modern War, 2000)一书指出，“现代战争是行政治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三个不同领域发生变化的产物”。战争从来都不仅与军事相关，还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与国家形态的变化关系尤其密切。18世纪末期，随着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爆发，民族主义在西欧和美国的政治领域逐渐涌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主要的国家形态，在这一时期，民族和社会的凝聚力“对帝国权力至关重要”，民族国家的主权对战争的进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二战后，随着“社会生活新形式和经济新秩序的出现”，如“后工业或消费社会，媒体或景观社会，或跨国资本主义”的出现和高速发展，传统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民族认同变得更加困难。以往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领土分割的基础之上，而在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领土分割“已不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也认为民族主义虽然不可避免，却不再具有其全盛时期(即从法国大革命到二战后帝国殖民主义终结期间)那种呼风唤雨的历史力量。当前民族主义盛行，但这只是掩饰了人类向更大的联合体演进的真正历史进程。

虽然有学者预言民族主义时代即将终结，但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1983)一书中，贝内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这似乎还遥遥无期，民族归属仍然是“当代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意义的合法价值”。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承认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但他强调由于诸多原因，如人类对集体的不朽和尊严的需求、种族历史的力量、新阶级结构的角色、现代世界中国家间体系(inter-state systems)的支配力等，民族身份比其他集体文化身份发挥了更有效、更持久的影响。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可能出现其他更大规模，却更松散的集体身份，但民族身份“这种集体身份很可能继续控制人类的忠诚感”。

无论如何，二战后世界局势的变化都给传统的民族国家带来了巨大冲击，也给战争的形态带来了诸多变化。当前，很多学者都在思考，民族国家在新格局下的战争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战争对普通军人和民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代作家们在书写战争时，如何将他们对当前世界的思考和忧虑融入战争文学的书写中？正是由于新的世界政治秩序带来了战争形态的变化，人们对战争和战争文学的定义也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在战争文学研究中，当对战争的定义主要基于传统民族国家范畴时，通常不会将新型战争纳入研究范围之内。在《劳特里奇美国战争文学概述》(The Routledge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War Literature，2018)一书中，珍妮弗·海托克(Jennifer Haytock)指出，书中讨论的“战争文学”，其中的“战争”主要基于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的定义，是“在至少两个具有相冲突目标的国家之间展开，用以决出结果的暴力部署”。据此，海托克认为战争不应涵盖冷战和反恐战争等，也不包括种族屠杀中涉及的暴力场景。

海托克对“战争”的定义主要基于克劳塞维茨于1832年发表的《战争论》，这样做固然有一定道理，却忽视了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战争呈现出的一些新特点。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定义有两个非常核心而精辟的论断。一是“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二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这两点对冷战和“反恐战争”同样适用。美国提出所谓“灰色地带战争/冲突”(Grey Zone Warfare/Conflict)的概念，指介于传统战争与和平之间，但又略低于常规战争门槛，超出正常竞争界限的一种冲突行为。“灰色地带”作为一个战略概念，是美国在冷战背景下提出的。“冷战时期美国推行的‘遏制战略’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灰色地带’战略。”《牛津现代战争史》一书在第一部分“现代战争的演变”中，将冷战与一战、二战并置，将之视为现代战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并设专章讨论，指出在冷战中，美苏两大阵营“为了应对一场从未到来的战争，投入巨资，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军事准备”，美、英、苏的军力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也达到了顶峰。

同样，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反恐战争”也是当代一种新型战争。在《世界主义的观点：战争即和平》(The Cosmopolitan Vision：War is Peace, 2004)一书中，他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演进，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活动已越来越多地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民族国家的重要性日渐降低，当今世界已进入“后民族主义时代”。书中的第五章“战争即和平：关于后民族主义时代的战争”(“War is Peace：On Postnational War”)梳理和阐述了后民族主义时代战争的特点。贝克指出，后民族主义时代的新型战争并不能取代原有形式的战争，但却可以是对传统战争形式的一种补充：

后现代主义的后民族主义时代战争的形式并不意味着已经废弃传统的国家之间的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后民族主义时代在国家之间继续存在的“原有形式”的战争之外所产生的一种新型的、补充的战争。这种后民族主义时代的战争达到国家之间的战争，甚至因此达到新型的世界大战的高潮的可能性，可能根本无法消除。

贝克认为，在“反恐战争”中，“恐怖分子”不拥有任何领土，也不像传统国家一样以某块领土作为自己的根基，“他们是无国家的，是无处不在的，是什么也不代表的”。“恐怖分子”一方虽然不是主权国家，但却具有“准国家”的特点，因此，应该“与对待国家之间战争一样对待和接受这种战争，战争的对立双方，如果不是国家，则以准国家的身份出现”。虽然贝克思想的理论基础在于个体与集体的分裂，“将人类思维和行为中的个体性推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他的当前世界已进入“后民族主义时代”的观点是否恰当也值得商榷，但他对西方一些霸权国家的批评却是一针见血的。贝克强调，当前一些国家运用“人道主义干涉”，声称在承担“跨国的、世界主义责任”，实则是“开创了披着世界主义使命外衣合法有效地追寻自己国家的或霸权的目标的可能性。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这种干涉所涉及的国家被剥夺了政治行为能力”。贝克论及的一些霸权国家所运用的政治暴力，或可在“超限战”中找到共鸣。

中国学者乔良和王湘穗于1999年提出“超限战”这一新概念，认为在“技术综合—全球化时代”，战争的形态发生了彻底改变。随着当代社会“技术的大量发明和综合运用，金融战、新恐怖战等非传统战争与军事性战争的组合，以及非国家组织和国家一道成为战争主体，使战争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一种全新形态的战争”，即“超越一切界线和限度的战争”。“曾经无往不利的军事手段，在比世界上大多数军人的头脑都更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宗教等等问题面前，突然空前地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随着技术带来交通便利和信息便利，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更多紧密的交流，也使战争以更加复杂的形式呈现。“即使身处所谓后现代、后工业时期，战争也不会被彻底地解构。它不过是以更复杂、更广泛、更隐蔽、更微妙的方式重新侵入人类社会罢了。”在当前这些新形态战争中，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论断“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依然适用，改变更多的可能是“暴力”的形式。传统的军事暴力依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但其所占比例在相对降低，而政治暴力、经济暴力和技术暴力所占比例则在相对提高。冷战和“反恐战争”可以说就是这种新形态战争的典型代表。

尽管冷战和“反恐战争”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有所不同，冷战并不存在传统战场上的兵戎相见，所谓“反恐战争”中交战双方的作战意愿和实力相差甚远，是一种“不对称战争”，但无论是冷战，还是反恐战争，都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都采用暴力或暴力威慑手段，迫使敌人服从其意志。尽管双方或更多地采取武力威慑，或实力悬殊，却都体现出历史发展新阶段中战争的新特点，这些新特点在当前和未来的战争中可能还会持续存在，甚至还有更多新特点会涌现出来。与此同时，种族屠杀通常是战争的导火索或后果，其实施者通常有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或是由某民族国家中的强势民族集体实施，与战争密切相关，可将之归入战争的研究范围之中。例如，我们很难将屠杀犹太人与二战相分离。

需要注意的是，战争文学研究并不宜将金融战、文化战等隐喻意义上的战争都包括进来，否则会有将“战争”泛化之嫌。军事暴力仍然是战争文学研究所讨论的“战争”的一个核心要素。但在探讨以军事暴力为主要特征的战争时，将金融、经济、文化、媒介等因素考虑进去，则会更好地揭示战争的爆发原因、框架划定、动员机制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的深远影响。

当前世界战争呈现的这些新特点，都在世界各国的战争文学中得到了书写和展现。世界战争文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传统战争文学，关注军事暴力如何摧毁和平生活、影响社会发展，同时，也应关注描述新形态战争的文学。只有对这些书写新型战争的文学作品展开研究，才能深入揭示新型战争的本质和内涵，探讨新的历史阶段中暴力与正义呈现出的新特点，展现战争对当今世界的深远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将反恐战争文学纳入战争文学的研究范围，却没有使用“战争”来指称这类事件，其原因却与珍妮弗·海托克有所不同。《想象伊拉克：英语文学与入侵伊拉克》(Imagining Iraq：Literature in English and the Iraq Invasion，2011)一书认为，2003年发生在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军事冲突很难被称为战争。据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定义，武装冲突要被视为“战争”，需要双方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卷入冲突的同等意愿，或基本相当的作战实力”。美伊战争中，美国和伊拉克的实力过于悬殊，伊拉克是被迫拖入战争之中的，因此，作者休曼·格普塔(Suman Gupta)选择将美伊军事冲突称为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而非战争。同样，在《伊拉克小说中的战争与占领》(War and Occupation in Iraq Fiction, 2015)一书中，伊卡拉姆·马斯莫迪(Ikram Masmoudi)也避免使用“伊拉克战争”这一说法，而是使用了“入侵”“占领”等表述。这一类对“伊拉克战争”命名合法性的否认，可以认为是作者对美国政府以“反恐战争”之名行经济掠夺之实的抗议。

学者们对“战争”含义的不同意见，充分显示了战争背后权力话语的运作。人类历史中，战争一直在形塑国际秩序，在其与国际法秩序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战争在重构国际法秩序的同时，国际法也在规范战争自身。战争中最具争议的恐怕是对“正义”的定义。正义战争学说的产生与中世纪基督教密切相关，当各方产生争执或爆发战争时，上帝通过神圣裁决承担法官的角色。但到了现代社会，“‘法’取代了至上神圣者对正义战争的裁定”，“战争裁决的形式从‘正义—非正义’转移到了‘合法—非法’”。17世纪，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基于国际法视角，提出理性正义战争伦理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从新兴的文明扩张和征服势力的立场出发，为其扩张战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辩护。现代战争对“战争”乃至战争中所谓“正当敌人”的定义，都从侧面体现了霸权在现代政治中的作用，也因此产生了对“战争”定义的一些争议。

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当前战争的新发展，并将冷战、反恐战争等新型战争纳入战争文学的研究范围。《爱丁堡二十世纪英美战争文学概述》(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and American War Literature, 2012)一书将“去殖民化冲突和冷战”视为战争“关键的新研究领域，与当代英美战争文化有特别关联”，该书还特设专章分析冷战和大屠杀文学。《剑桥战争书写概述》(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ar Writing, 2009)专辟一章讨论“冷战与反恐战争”。《剑桥二战文学概述》(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World War II, 2009)也有专章探讨大屠杀文学。此外，许多专门探讨冷战文学的著作也纷纷涌现，如《冷战文学：书写全球冲突》(Cold War Literature：Writing the Global Conflict, 2006)、《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学与文化》(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Cold War, 2012)、《冷战友谊：朝鲜、越南和亚裔美国文学》(Cold War Friendships：Korea, Vietnam, and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2016)、《晚期冷战文学与文化：20世纪80年代的核时代》(Late Cold War Literature and Culture：The Nuclear 1980s, 2017)等，这些论著都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冷战这一特殊战争形式在当代文学与文化中的表征，及其给当代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

克里斯托弗·科克尔(Christopher Coker)在《战争的未来：二十一世纪战争的复魅》(The Future of War：The Re-Enchantment of Wa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4)一书中指出，尽管无论从体制层面，还是文化层面，“战争作为一种本体论现象已经终结”，但现代社会的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生命技术革命给战争的形态带来了巨大变化，“为战争赋予一种新的生命”。历史的发展使战争呈现出新的特点，战争文学研究也应密切关注文学作品如何呈现这些“新型”战争及其给人类带来的新冲击。鉴于此，或许可以对“战争”下一个更为与时俱进的定义。军事暴力依然是“战争”这一概念的核心本质，但相比国与国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的传统形态武装冲突，具有空前毁灭性的武装冲突前景（冷战），由非对称性的冲突双方构成的暴力事件（反恐战争），以及伴随战争而来的种族屠杀，这些军事暴力的新形态都可以被纳入“战争”的研究范畴。只有不断对战争命名背后隐含的权力话语机制保持常看常新的敏锐审视，对战争的研究才更有助于揭示战争爆发的根源，从而对正义与和平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二、 何谓“战争文学”？

战争文学是文学家用审美的方式，描述文学家眼中的战争，从战争的角度来审视人类发展历史。文学家对战争的再现不同于史学家对战争的记录。史学家会力图客观地记载战争爆发的根源、进程和结束的宏观格局，而文学家则更多描绘在战争背景之下的人间百态、众生万相。战争文学充分融合了总体宏大叙事与微观个人叙事，既展现战争的面貌，揭示其反映的历史观念和逻辑结构，又从具体细微的文学叙事入手，描绘被裹挟在历史潮流中的个体经验与情感。因此战争文学研究要通过文学书写，探讨战争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揭示人类在战争中的独特感受、情感结构和对和平的诉求。

针对“战争文学”的定义，一个焦点是战争文学是否应包括反映平民经历的作品。英国学者彼得·埃辛格(Peter Aichinger)为“战争小说”(war novel)下了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在其博士论文《小说中的美国士兵：1880—1963年间小说中美国人对战争和军事机构的态度史论》(The American Soldier in Fiction：A History of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Warfare and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Novels Written between 1880 and 1963, 1970)里，埃辛格认为，战争小说是指“任何一个长篇散文虚构作品，其人物的生命与行动主要受到战争或军事机构的影响”。埃辛格指出，根据这一定义，虽然卡明斯(e. e. Cummings)的小说《巨大的房间》(The Enormous Room, 1921)的主要人物都是平民，但完全可以被称为一部战争小说，而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的小说《金色眼睛的映象》(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 1941)虽然主要人物均是军人及其家属，故事也发生在一支美军的驻地，却因其关注的是军人的情感生活，而难以被称为战争小说。埃辛格对战争小说的定义强调战争及军事行动对小说人物的影响，而不强调人物是否具有军人身份。

在《美国战争小说史论》里，李公昭认为埃辛格的定义过于宽泛。李公昭认为战争小说有三个基本要件：战争背景、战争人员、战争行为。战争小说应“主要表现战争期间的战斗场面与军人活动”，也“表现战争期间在后方从事与军事行动相关活动，或直接受战争影响的各类人员”。这一定义强调人物或是参战人员，或从事与战争相关的工作。虽然该定义包括“直接受战争影响的各类人员”，似乎也包含平民，但《美国战争小说史论》一书更多聚焦战争中的军人，并未过多关注战争中的平民经历。

在中国现代战争文学研究中，“常常是‘军事文学’和‘军旅文学’乃至‘战争文学’三种提法交叉并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文学作品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为题材，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战争文学的繁荣期，将相关作品称为“战争文学”也名副其实。20世纪80年代后，年轻一代的作家开始崛起，他们大都没有经历过战争，作品更多是描写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活。这些作品常被称为“军事题材文学”或“军事文学”。军事文学既包括战争题材，也包括“非战争状态下军营的日常生活和军人的军旅生涯”。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军旅文学”的提法，题材范围与军事文学基本相同。“军旅文学”的主旋律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充分展现了新时期中国军人的积极精神面貌。由此可见，在中国战争文学研究的语境中，“战争文学”范畴的诞生具有新中国成立时特定的时代背景，而“军旅文学”是转入和平时期后对“战争文学”范畴的补充，“军旅文学”这一术语一般只在中国文学研究界被使用。两者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学研究界所研究的“军事题材文学”，或“军事文学”。

与之相对，在外国军事题材文学和研究中，“军旅文学”的提法可能并不适用，而“军事文学”与“战争文学”这两个术语则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军事文学是指以军事活动和军人生活为背景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故事可能发生在战时，也可能是描写和平时期的军队生活。在《武装的美国：小说中的形象——美国军事小说史》(An Armed America：Its Face in Fiction —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Military Novel)一书中，韦恩·查尔斯·米勒(Wayne Charles Miller)从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反映和平时期美国海军护卫舰上船员生活的小说《白外套》(White Jacket, 1850)开始谈起，通过分析众多相关的“军事小说”，着重探讨美国的“军事结构”和“军事思想”对社会生活和人们产生的影响。战争文学研究则更多地聚焦于战时或战后的军队和军人，诸如《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1895)和《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1929)等就是经常被研究的作品。这些作品注重探讨战争中军队的行动以及残酷战斗对士兵个人及其家人的冲击，尤其注重从创伤研究的角度，讨论士兵战时和战后的创伤；或探讨军队作为国家的缩影，其在战争中可能面对的问题。

早期的战争文学研究，更多地关注战场上军人的经历。以英国一战诗歌为例，人们耳熟能详的一战诗歌多由参战军人创作，例如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和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等创作的大量诗歌都是基于他们在一战前线和战壕里的亲身经历。一战诗歌批评也主要探讨这些战地诗歌所展现的军人勇气、战争态度等。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在《伟大战争与现代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1975)中关注的也是士兵的战场体验：“本书主要关注1914—1918年在西线战场上的英国人的经历”，探讨对“战壕经历”的文学书写。但是，凯瑟琳·赖莉(Catherine Reilly)却指出这样的战争文学研究既不充分，也不全面。在1978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诗歌目录选》(English Poet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A Bibliography，1978)一书中，赖莉收录了数百名诗人创作的一战诗歌，她发现这些诗歌并不完全由参战士兵创作，相反，绝大部分是由平民甚至是女性创作。因此，三年后她专门编辑出版了《心头伤疤：一战女诗人诗歌选》(Scars upon My Heart：Women’s Poetry and Vers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1981)，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受到战争冲击的平民作家与女性作家身上，强调战争书写不是军人也不是男性的专利。《剑桥一战文学概述》(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2005)一书在探讨上述情况后指出，这些平民与女性战争诗歌选集的存在本身就说明那时的“一战文学批评并不充分”，还有许多值得拓展之处。

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战争对平民的影响。在《书写战争：从〈伊利亚特〉到伊拉克的战争文学表征》(Authoring War：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War from the Iliad to Iraq, 2011)中，凯特·麦克洛克林(Kate McLoughlin)认为，“战争书写”并不强调一定是参战人员的书写，或者要与战场时间同时发生或相关，最重要的是由与战争相关的经历(如死亡、杀戮、受伤、痛苦、家庭或国家动荡等)所引发的极端体验。没有参战的平民也同样会经历战争带来的极端体验，战争对他们来说同样真真切切地存在，同样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苦涩的回忆。休曼·格普塔认为，士兵是从作战人员的视角来讲述战争，通常遵循的预设框架是“国家纲领、英勇与懦弱、战争的技术层面”等，其体验、创伤和感悟与平民迥然不同，“更多关注其服役经历和创伤体验，却缺乏对人性和知性的洞察力”。与平民相关的作品则反映了更多具有“激烈争议的问题和不确定性”，探讨“现实与真相的本质”和“一般公民社会的特权”等问题。文学作品无论是表现军人还是平民的战争经历，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战争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探讨战争冲击下的平民和平民眼中的战争，应是战争文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战争文学作出如下定义：战争文学是以某一次或某几次战争为背景，描写战争中的军队、军人和战斗，或描述受战争影响和冲击的普通人生活，同时也关注战争在战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按照这一定义，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Im Westen nichts Neues, 1928)和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红色英勇勋章》都是以某一次战争为背景进行书写，关注战争中的军人体验，是典型的传统战争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伊拉克作家艾哈迈德·萨达维(Ahmed Saadawi)的《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in Baghdad, 2013)和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半轮黄日》(Half of a Yellow Sun, 2006)等作品描述的是美国伊拉克战争和尼日利亚内战期间巴格达和尼日利亚普通平民的经历和遭遇，虽然没有详细描述军队和军人的作战，但因其着重展现了战争对人物的影响，也应属于“战争文学”。

可见，战争文学是基于某一次或某几次具体战争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重点揭示战争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战争文学与“军事文学”既密切关联，又并不相同。如果作品是关于某一次战争中的军队和军人，这部作品既是战争文学，也是军事文学；如果作品反映的是非战时(和平时期)的军队和军人，只能称之为军事文学；如果作品是描述受战争影响的平民，就只能划归于战争文学，而非军事文学。例如，美国作家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的《从这里到永恒》(From Here to Eternity, 1951)虽然在结尾处提到了珍珠港袭击，但小说主要描写的是二战前美国和平时期的美军生活，展现处于军队底层的普通士兵在美军体制中遭受的压迫，可以被视为“军事文学”，但不宜归到战争文学之列。而《巴格达的弗兰肯斯坦》虽然描述的是伊拉克战争期间巴格达普通平民的生活，但因其着重展现的是战争对人物的影响，也应属于“战争文学”。

三、 何谓“世界战争文学”？

早在1827年，歌德就为“世界文学”的形成而振臂高呼：“现在，民族文学已经不是十分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开始。”他期待能够打破国别文学之间的封闭和藩篱，让“充满朝气并努力奋进的文学家们彼此间十分了解”，从而使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成为可能。需要注意的是，歌德在呼唤世界文学的同时，并没有否定民族文学，“他的世界文学概念并非与民族文学完全相互排斥”，而是强调民族文学应是世界文学的起点：“诗是普世性的，愈有趣的诗也愈能显示其民族特性。” “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歌德对“各国杰作之交响乐这样一个理想主义的憧憬”，其潜在前提是存在多样性、差异性、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学。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世界文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欧美文学，在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定义、特点的梳理过程中，也多将欧美文学作为标准和规范，而对亚、非、拉文学的关注远远不够。西奥·德恩(Theo D’haen)曾指出：“事实上，迄今为止大多数世界文学史毫无例外都是西方的产物，其中对非欧洲文学，尤其是现代的部分，都一律忽略过去。”

对“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的定义和内涵引发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所谓的“世界”是否就是指地理学意义上的“全球”呢？按照地理学意义上的“全球”来理解世界似乎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但遗憾的是，当前很多人尚未做到“以世界为世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 1974)中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中存在强力的“中心国家”和弱势的“边缘地区”，“一个世界体系就是一个权力支配体系”，中心国家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民族文化“既可以作为保护在世界体系内已出现的差别情况的机制，又可以为维持这些悬殊的差别情况作一种观念形态上的掩饰和辩护”。作为中心国家的帝国主义虽然有统治世界的愿望，“却没有一个以世界利益为准的世界观”，在审视“世界”时，“其利益和价值观都仅限于国家尺度，这就是帝国主义逻辑的局限性”。

赵汀阳指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前“作为世界之世界(the world qua a world)尚未存在”：

现代的殖民运动、开拓海外市场运动，以及帝国主义运动似乎把世界各地联系在一起，各地的多样历史被欧洲的历史组织到一起，成为交织的历史，然而，这并不是世界史，只不过是欧洲势力的扩展史，世界各地的历史在欧洲霸权故事中只是被动或附庸的情节。以欧洲扩张史冒充世界史，是至今流行的所谓世界史的基本模板。

赵汀阳认为，“世界史是一种误导性的虚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至今仍然只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世界，即地球尚未成为一个能够以世界利益去定义并且为所有人所共享的世界”。因此，我们在思考世界时，不仅要思考地理学意义上的世界，更应从政治学意义上，形成一种关于世界的理念，真正以“世界”为单位思考，从“世界”所有人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去思考什么是“世界”，我们应该拥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与“世界”的概念相似，当前“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也具有隐含的建构性，这也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一书中提出，“世界文学根本不会命里注定似地沦为不同民族传统在相互冲突中变成的大杂烩”，“世界文学不是一个无边无际、让人无从把握的经典系列，而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故而，达姆罗什在书中分“流通、翻译、生产”三部分，来论述世界文学的形成、传播、阅读和接受。达姆罗什这一研究方法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正是流通和翻译等因素，使世界文学一度成为欧美文学的产物。格森内·穆勒(Gesine Müller)在《世界文学如何产生？：拉美文学的全球流通》(How Is World Literature Made?：The Global Circulations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s, 2021)中回应了达姆罗什的观点，认为世界文学的概念“不是文学经典作品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建构，这种建构必须隐藏其具有建构性这一事实”。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世界文学’其实是一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变化不定的建构活动，也是一种在体量与构成上不断积累不断丰富的生成过程，更是一种自有机制、自成系统、永远开放且以多声部而展开的话语实践”。

这种以欧美文学为中心的世界文学也体现在世界战争文学研究领域。21世纪以来，多部针对战争文学的综合研究著述所涉及的战争文学作品仍然是以欧美文学为主，如《剑桥一战文学概述》(2005)、《剑桥战争书写概述》(2009)、《战争记忆与表征：以一战和二战为例》(2009)、《书写战争：从〈伊利亚特〉到伊拉克的战争文学表征》(2011)、《牺牲与现代战争文学：从滑铁卢之战到反恐战争》(2018)等著作讨论的作品基本都是欧美文学作品。

以《剑桥二战文学概述》(2009)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参与国众多，“战争最激烈时，全球有61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涉及除南极洲之外的其他六大洲。但《剑桥二战文学概述》一书却依然以欧美等国的文学为主。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英美文本与语境”主要介绍英美两国的二战诗歌、小说和新闻报道；第二部分“全球视野”介绍了法国、德国、苏联、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澳洲国家对二战的文学书写；第三部分“不同视角和修订”从女性、大屠杀、战争创伤等不同角度探讨了二战文学。全书仅有“日本战争”一章涉及欧美等西方国家之外的二战文学。而“日本战争”一章论及的则全是日本作家，如大冈升平、小岛信夫、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等，将重点放在原爆文学和日本战后文学的创伤书写，认为“原爆文学的产生，源于广岛和长崎之后，作家们有一种要记录下自己强烈感受的使命感，对爆炸后地狱般景象的记忆成为他们创作的源泉”。该书单纯强调日本在原子弹爆炸中的受害者形象及其受到的创伤冲击，却完全忽视了日本在二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忽视了遭受日本铁蹄蹂躏和践踏的中国、朝鲜以及东亚、东南亚十余个国家的文学书写。应该说，这种“全球视野”下的“二战文学概述”远不是一部真正意义的全球/世界二战文学著述。

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对欧美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对欧美以外的亚、非、拉战争文学给予了更多关注。《爱丁堡二十世纪英美战争文学概述》一书尽管主要论述英美两国20世纪的战争文学，但在“‘还会有和平吗？’：有关美越战争的美国和越南诗歌”一章中，不仅介绍了美国作家书写美越战争的诗歌，也介绍了越南诗人对这一战争的诗歌创作。《种族、帝国与一战书写》(Race, Empire and First World War Writing, 2011)一书认为，尽管近年学界对一战中的殖民经历有更多关注，但“非欧洲人，如同非欧战场一样”，仍然没有走向舞台中央。因此，该书“将一战经历与记忆置于多种族和国际框架中”，重点探讨战争中的种族和殖民问题，涉及中国人、越南人、印度人、毛利人、非洲人、牙买加人及殖民地的士兵和战俘等不同种族、民族和国族群体的一战经历和书写。这样的视角就必然呈现出与英国学者保罗·富塞尔影响巨大的《伟大战争与现代记忆》一书中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伟大战争与现代记忆”。埃莱妮·康道莱奥蒂斯(Eleni Coundouriotis)在《人民对小说的权利：后殖民的战争小说》(The People’s Right to the Novel：War Fiction in the Postcolony, 2014)中梳理了非洲的战争小说创作，指出非洲战争文学从根本上是“一种抗议的文类，旨在激发人民的民主理想，鼓励人们去了解历史，从而参与对历史叙述的建构”。非洲战争文学通过对战争的书写，展现了非洲近现代充满苦难的历史，表达了非洲人民对独立平等的强烈愿望和为自由不懈努力的坚定决心。

这些著作为世界战争文学综合研究补充了对亚、非、拉各国战争文学的研究，在研究范围上取得了突破。但总体来看，当前学界的关注与亚、非、拉战争文学的丰富性相比还远远不够，难以充分展现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厚底蕴的亚、非、拉战争文学。同时，有的研究又不自觉地以西方标准来审视亚、非、拉文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抹杀了亚、非、拉文学的独特性，展现了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霸权特色。这样的世界战争文学研究应该说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统领下的研究。当前对亚、非、拉等国战争文学的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这可能正是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之一。

世界战争文学研究如何选择研究对象和文本，也是一大挑战。世界战争文学卷帙浩繁，在研究中难以面面俱到，因而在文本选择方面必然首先考虑经典文学文本。然而，什么是经典？哪些文本可以被视为经典之作？经典作品是如何被经典化的？这不仅是一个时间的自然流逝和积淀的过程，还是一个权力话语操控和运作的过程。陈众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不相信绝对精神、绝对理念或者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世界文学”。他区分了两种世界文学。一方面，“不加引号的世界文学是客观存在”，“世界文学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和丰富多彩的呈现”；另一方面，当前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文学和世界战争文学，更耳熟能详的依然是欧美的经典作品，虽然这些作品确实是欧美各国的经典之作，但“背后的综合国力和文化影响绝对不容小觑”，甚至是其走向世界的必然条件，因为当前“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到科技资本，甚至文化资本(美其名曰文化产业)，资本对世界实现了全方位、弥盖般的统治”。与此同时，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些经典作品却被湮没于无名之中。亨德里克·比鲁斯(Hendrik Birus)在《世界文学之争》(“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A Retrospect”, 2018)一文中指出：“世界文学的发展不仅要继承与汇合已经建立了稳固地位的民族文学，而且需要去发现许许多多以前在西欧还不知道的民族文学，其中有很多正是在收集和翻译的过程中，才成为一种民族文学。”当前的世界战争文学研究也应该尽力挖掘出一些被湮没的经典作品。在文本的选择上，既要强调文学经典的普遍性和相通性，也要突出各民族战争文学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只有这样，才能展现“多民族文学相对独立基础上的多元共存”，展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更好地呈现出世界战争文学的世界性。

要在世界战争文学研究中体现中国学者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形成独立自主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是世界战争文学，更需要“从世界去思考”各国的战争文学，既要充分认识到民族国家的强大与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探讨战争文学如何表现在民族危难时刻，世界各国人民如何抵抗侵略、殖民和非正义战争，维护民族独立，又要在思考战争的过程中，超越西方单纯以自己国家为目的的思维方式，要“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赵汀阳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出发，提出“天下理论”，认为中国的天下世界观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强调关联性的重要性，“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一个超越“中心—边缘”模式的审视世界的哲学路径。因此，世界战争文学研究一方面要破除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探讨如何以世界为单位思考战争的起源和影响，思考如何建立世界连接、寻求世界和平发展。

此外，中国战争智慧中对“和”的追求也将作为审视世界战争文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文化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样一种慎战但又不忘备战的态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不战而屈人之兵、“武”实为“止戈”之智慧，以及“和为贵”的推崇。在研究和审视世界战争文学时，我们将不断借用中国文化的战争智慧和启示，思考如何发现战争的苗头，防微杜渐，如何止战、化解危机与战争，如何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以最大合理性去探寻和平之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为人类和平贡献中国智慧。

全面深入的世界战争文学研究不是由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主导的世界战争文学研究，也不是以欧美战争文学为主的世界战争文学研究，而是展现战争文学丰富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世界战争文学研究。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西方战争文学研究，而是一套涵盖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战争文学研究。这样的世界战争文学研究应基于民族战争文学，同时突出世界战争文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差异性，并探讨不同民族战争文学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因此，世界战争文学研究在结构安排上应力求亚、非、拉战争文学与欧美战争文学并重，既展现欧美文学对某一战争的描述，也呈现亚、非、拉文学对同一战争的书写，力争展现不同国别文学从不同角度对同一场战争的表征，从而奏响世界各国战争文学杰作之交响乐，展现世界战争文学的雄浑、悲怆、希冀和丰富多彩。在研究人员构成上力求发挥多语种优势，通过不同语种战争文学研究者的合作，让更多丰富的战争文学作品通过流通和翻译而被更多人认识和接受，呈现不同民族对同一场战争的不同书写，更全面地展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丰富对世界文明的历史观和战争观的认知。

结 语

通过对“战争”“战争文学”“世界战争文学”三个概念的梳理，可以看到传统概念的形成既是时间流逝留下的印迹和历史的积淀，也是权力话语实践的结果，是霸权国家利用所掌握的话语权力，为自己发动战争进行辩护的一种折射。在进行世界战争文学研究时，需要充分展现中国学者主体性，注重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批判，充分认识并抵制西方中心主义的渗透。只有看到这些概念形成背后权力话语发挥的作用，才能对世界战争和战争文学有更深刻和清晰的认识。在探讨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战争文学时，应强调研究战争文学的中国视角，以中国文化中独有的战争智慧与和平理想作为审视世界战争文学的出发点，将其置于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悠久传统和历史背景中进行审视，从而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世界战争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