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李世民是一位取得显赫政绩的卓越人物。
他在任期间，执行轻徭役、疏缓刑法等政策，在政治上知人善用、坚持法制、虚怀纳谏、以史为镜，为国家的统一，为唐朝前期的强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是他能够明于知人，善于用人。李世民对用人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晚年所写的《帝范》一书中特置《求贤》一篇
开明宗义的指出：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又说：“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
他一再强调，举贤任能，斥退邪佞是朝廷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任务。在他的心目中甚至宰相的主要职责也是为帝王“求访贤哲”。他认为：要使国家繁荣昌盛，惟在使用贤才。他一生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是他取得赫赫政绩、名垂青史的原因。李世民不但这样说且身体力行。
（一）早在继位之前，他就把搜罗人才作为自己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褚亮曾是薛秦的太常博士，但未被委以重任。李世民平薛仁果后，慕名访之，以礼相待，并云：
“寡人受委专征，喜于克敌得俊”。
一语道破了他在东征西讨中，网罗人才的辅佐目的。秦王府人才济济，是与他有意识的招贤纳俊分不开的。
继位后，他仍然非常重视招募人才，发现和重用马周就是一个例子。贞观三年，马周为中郎将常何代写了一个奏疏，李世民觉得常何写不了这么好，便问常何，常何只好说是马周代写的。李世民闻知，立即遣使召来马周破格擢用委以中书舍人，后迁升其为吏部尚书。
他一再地说：“周见事敏速，性甚慎重，朕委任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朕，实为此人，共康时政也。”
求贤若渴的心情跃然纸上。李世民为了广泛搜罗人才，还注意不因政治身份及家族门第的不同而厚此薄彼。张亮出身寒贱，李世民同样对他信任有加。正是在上述认识和行动的基础上，贞观一朝才能出现多士盈廷的盛况。
（二）唐太宗既然求贤若渴，那么，他的用人标准是什么呢？魏征曾提出了十二条识别官员的标准：
即《说苑》中所说的“六正”和“六邪”，并为李世民所“嘉纳”。在“六正”中的六类大臣里，良臣、忠臣、贞臣、直臣主要是指德行而言的，智臣和圣臣主要对才行而言的。而“六邪”中的具臣、奸臣、谗臣、贼臣、谀臣和亡国之臣都是由于无德。
由此可见，李世民用人坚持的是“德才兼备”，但实际上他是把“德”置于“才能”之上的。即用人首先是看其人政治上是否可靠，作风是否正派，至于工作能力则是属于第二位的。他认为，果用人只注意才能而不注重德，危害是极大的，虽然事后可以发现其“恶迹始彰”加以处罚，但已经使百姓深受其害了。关于这一点，魏征说得更清楚：
“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若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害，然后用之，设今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能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今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
在实际生活中，李世民基本上是按照“德才兼备”的
原则选拔任命官员的。重用虞世南是因为他“博闻、德行、书瀚、词藻、忠直一人而已”，是具有五善的全面人才。越级提拔卢祖尚是因为他“才兼文武、廉平正直”。
对不称职的官吏，他也能够按正、邪的标准行事，坚决罢免。对于缺乏政治品德的人，他更是拒之不用。隋朝重臣苏武一次要谒见李世民，遭到他的斥责：
“公隋朝宰辅，政乱不能匡救，遂令品物涂炭，君弑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优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也。”
便是明证。
（三）要做到选贤任能，首要的是要知人。不知人，就谈不上合理用人。所以，知人是用人的前提。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李世民能够明察秋毫，对臣下的优缺点了如指掌，的确是值得称道的。一次他对长孙无忌等人说：
“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若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
无忌不敢直说，反而把皇帝颂扬了一番，李世民非常失望，故而面论群臣得失，并首先提到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此；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高士廉猎涉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事朕三十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行纯善，自无愆过，而情实怯懦，未甚便事，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长，而持论常据经达，自当不负于物⋯⋯”
上述事例说明，李世民对臣下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这为他正确合理的使用人才提供了条件。
人总是有缺点的，巨细兼顾，面面俱到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一个人如果在某疆域过五关、斩六将，就免不了在另一场合 走 麦 城，所 以 用 人 要 舍 长 取 短。李 世 民 认 为：
“人才有长短，不必兼达。”关于这一点，他在所著的《帝范》中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议论
“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末，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而弃其善，无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今人智有长短，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小，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
按照这样的原则使用人才，当然就能够使百官各得其所，人尽其用了。所以，大材小用，小材大用，乃至学非所用都是错误的。
（四）功与过，优点与缺点往往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这种人格和行为矛盾的现象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如何根据这种并存的人格行为，赏罚分明，却是用人之道的又一重要方面。对此，李世民主要的做法是抓住主流，舍其支流。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都是当朝重臣，功绩卓著，但御史大夫萧 王禹 却因他们“尝有微过”而上书弹劾。
对此，李世民置之不理，并批评萧 王禹 ：
“卿之守道耿介，古人无以过也，然而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
因有大功而放纵臣下的贪残而不问，自然失之过宽，但不以小过而忘大功则抓住了事物的主流。李世民这样做，赢得了大臣们对他的赤胆忠心。对于那些罪大于功的渎职贪官，李世民是从来不肯因小功而舍大罪的。
贞观二十年李世民遣使巡察天下，一次就处死七人，流放和罢免数百名官吏，唐政权当时能够对贪官污吏进行有力的打击，是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李世民从维护政权统治出发，赏罚分明，选贤任能是难能可贵的。
一次李世民的姐夫长广公主的丈夫杨师道鞫狱失当受到处罚，为此，他向其姐姐解释说：
“赏不能避嫌，罚不阿亲。此天下至公之道。”
他不但能不私亲属，对秦王府的旧部下，也能出于公心不无故升迁。玄武门事变后，有人建议给秦府旧兵授以武职，李世民说：
“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唯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总结综述在这方面他是身体力行、言行一致的。尉迟敬德是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由于自持有功，攻讦房、杜等大臣，甚至动手殴打任城王李宗道。对此，李世民对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魏征原是李建成的太子洗马，李世民即帝位后对他深信不疑，便是很好的证明。
虽然李世民在选用人才方面也有缺点，如规定工商杂流不能授官，玩弄权术等等，但纵观李世民的用人之道，总体上也是从江山社稷的根本利益出发，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来择官用人的，这也是他政治上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