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 9 月 28 日，一封来自上海的秘密指示信辗转送达闽西山区。
这封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 "九月来信"，不仅终结了红四军内部长达数月的激烈争论，
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 它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首次系统阐述了 "党指挥枪" 的建军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纲领性文件。
一、前因：红四军的生存危机1929 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然而，胜利的喜悦中暗藏危机：
成分复杂：红军主要由农民、旧军人和游民组成，小农思想、军阀作风等非无产阶级意识泛滥。
路线之争：围绕“党指挥枪”还是“军事优先”，毛泽东与部分干部产生分歧。
战略迷茫：面对国民党围剿，部分人主张分散游击，忽视根据地建设，导致士气低落、纪律松散。
1929 年 6 月，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在龙岩召开。
会上，毛泽东关于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的主张未获支持，反而在选举中落选前委书记。
会后，他被迫离开部队养病，红四军的发展陷入迷茫。
此时，远在上海的周恩来也密切关注着这支 "中国革命的火种"，一场关乎红军命运的决策正在酝酿。
二、从 "二月来信" 到 "九月定音"1929 年 2 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曾要求红四军分散活动，调朱毛赴中央工作。但随着蒋桂战争爆发，形势突变。
4 月，毛泽东回信中央，直言 "分散红军、隐匿目标" 的主张 "不切实际"，提出 "一年争取江西" 的战略。
这封信引起中央重视，周恩来敏锐意识到：必须深入了解红四军的真实状况。
8 月，陈毅抵达上海向中央汇报。政治局连续三天听取其详细报告，最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三人小组，起草新的指示信。
周恩来与陈毅彻夜长谈，明确指出："要把毛泽东请回来，维护朱毛领导，巩固红军团结。"
经过反复讨论，一封近万字的 "九月来信" 诞生了。
信中三大核心决策：
明确建军原则：“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是中国革命的特征，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批判错误倾向：点名批评红四军内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要求“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
恢复毛泽东领导权：指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为古田会议奠定组织基础。
此外，信中特别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更是宣传队、播种机。" 这一论断，为红军赋予了超越军事的政治使命。
三、从“九月来信”到古田会议1929 年 10 月，陈毅带着 "九月来信" 返回闽西。朱德、陈毅联名致信毛泽东，促其复职。
11 月，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主持起草古田会议决议。
12 月 28 日，古田会议召开，正式确立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原则。
决议案中 "党指挥枪" 的论述，正是 "九月来信" 精神的升华。
这场会议如凤凰涅槃，使红军从 "农民武装" 脱胎为 "无产阶级军队"。
据统计，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党员中工人比例显著提高，连队党支部覆盖率达 100%。
更重要的是，它为全国红军建设提供了范本，到 1930 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均参照古田模式整军。
结语：为何“九月来信”是中共建军史的关键？制度奠基：首次系统提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成为我军“军魂”的源头。
矛盾化解模板：中央以调查为基础、以团结为目标，为党内分歧解决树立典范。
战略升级：信中肯定农村根据地作用，推动中国革命从城市暴动向农村扎根转型。
95 年前的那封信，不仅挽救了一支军队，更照亮了一个民族的复兴之路。
真正的力量，源于思想的觉醒；伟大的征程，始于正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