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RBC网站于当地时间3月5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取消了原定于3月6日、7日和8日举行的所有会议。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称，官方理由是需要为美国国会起草一份报告，但实际原因是议会中反对派的抵制。
长期以来，乌克兰政治缺乏良性发展这一问题十分突出，外部势力的持续介入和政治精英的立场撕裂导致了政治的弱独立性和高效威权政治体系的曲折建立，而政党制度发育迟缓、脆弱无力又加剧了政治的不稳定与冲突频发，最终加剧乌克兰的政治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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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议会选举——政党制度分水岭
1990年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选举已带有竞争性质——“民主纲领派”“人民鲁赫”与共产党代表候选人相对抗。然而，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多党制选举是1994年提前举行的议会选举。
两次会议期间，乌克兰政党数量从1升至30，原来处于地下活动的具有不同倾向的不同政治组织首次在社会上公开露面。
基于此，乌克兰社会政治结构得以向多党制迈进。而正在形成的政党制度难以有效运用绝对多数代表制这一难以适应政党多元新政治现实的旧选举机制，加之政客作风和经济负担下产生的民众政治冷漠，选民的政治参与性不高。
此时，大部分政党尚未做好准备从事大规模的竞选活动：参加议会选举的30个政党中的14个政党的代表进入议会，其中只有6个政党在选举中推出了候选人。不仅如此，议会中没有一个政党具有构成稳定多数的实力，议会代表分别组成10个党团和议员团，其中只有乌克兰共产党和“人民鲁赫”有足够多的代表组建自己的党团（代表人数不得少于25人）。
在“非政党政府”思想的影响下，政党难以成为有权威的、政治上负责的政治行为主体而陷入内斗，便利了由国家官僚组建的政权党出现，并在客观上助长了总统的权力。
按照1997年通过的新《乌克兰人民代表选举法》，1998年议会选举采用了多数代表制和比例代表制相结合的混合式的代表选举制度。新的选举制度大大促进了政党制度的成长，共有40个政党组织参加大选，且各政党在单席位选区均积极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同时，该选举制度对多席位选区内获得选票比例、保证金及选民签名数的限制也有利于具有丰富行政资源和财政实力的大型政党和政党联盟及其候选人获胜。
此次议会选举推动形成了议会内部的小党体系，也明确反映出乌克兰政党体制的一大特点——许多地区性政党被人为赋予的“全国性”地位与实际选民的地域性分布并不相符。
2002年议会选举前后，《选举法》的部分细节被针对性地做出调整，不过并未发生制度性改变。
政党的数量和规模则持续扩大，同时分化为跨越意识形态的“亲总统”和“反总统”两派。而从地域分布上，乌克兰国土由西向东，包括中部地区都属于“我们的乌克兰”联盟的控制范围，而其余地区——除波尔塔瓦州属乌克兰社会民主党、顿涅茨克州属“争取统一的乌克兰”联盟外——都是乌克兰共产党的势力范围。
国土东西两端的选民的政治倾向呈现出两极化趋势：西部的利沃夫州、捷尔诺波尔州、伊凡诺一弗兰科夫斯科州的选民都支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或联盟，而东部的卢甘斯克州、顿涅茨克州以及塞瓦斯托波尔地的选民则倾向于支持左翼和中派政治组织。
03
危机后的摇摆
2013年“广场革命”激化了乌克兰国内亲俄与亲欧两派间的矛盾，也使乌克兰政治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一方面政治制度回归2004年宪法规定的议会总统制，议会和总理权力增加并限制总统权力。
另一方面，东部和南部地区选民支持的亲俄及文化多元化的地区党成为反对党，其原有的执政党地位被中部和西部选民支持的亲欧美远俄罗斯且民族主义的政党取代，同时，共产党被彻底边缘化，首次未进入议会。
此外，政治极化也成为危机后无法被忽视的政治特征。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呈现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形态——总统团队与总理团队之间、政党之间、寡头之间、寡头与当局之间的分歧愈加激烈。
利益集团的无下限权争和政党的互相倾轧导致了诸如修改宪法、制定预算等重要的政治议题久拖不决，拖慢行政效率并加剧腐败，并大大降低了民众的期望与支持——80％的乌克兰人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政治寡头化即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高度紧密结合也是危机后乌克兰政治的重要特点之一。与后苏联地区其他国家相比，乌克兰寡头直接参政的比例较高，表现积极活跃，其影响渗透到经济、政治、安全等多个领域，关系更复杂，与外部联系也更密切。
寡头通过建立政党或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影响国家政治，其立场变更也成为加剧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广场革命”以后，寡头们基本上都用有私人武装，其政治活动更具进攻性和暴力性。此后，当局采取了很多措施去寡头化，但对于撼动寡头政治体系的目标来说，短期内收效甚微。
在“广场革命”社会情绪激进的背景下，政府在内政方面推行同质化政策，在外交方面推行亲西抗俄的政策，这使得地区分裂和外交失衡进一步加剧，立场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较左翼政党成绩不俗。
“广场革命”与此前的“橙色革命”“蓝色革命”均与西方势力的支持有关。受主要政治精英和寡头与外部势力的密切联系影响，乌克兰政治的弱独立性与强对外依赖性成为其政治现代化与自主发展的严重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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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政党政治
乌克兰专家塔拉斯·库奇奥认为，导致乌克兰政党制度脆弱的因素包括：苏联政治文化以及苏联解体导致的意识形态真空不利于政党建设；苏联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快速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腐败和犬儒主义盛行；苏联地方主义的遗产对于地方政治和经济精英继续保持影响；地区和语言差异不利于政党获得全国范围内选民的支持；政党结构脆弱，内部缺乏民主，倚重不透明资助者。
乌克兰自1991年独立以来，其脆弱的政党政治对乌克兰的社会分裂产生着非但没有弥合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的影响，从而严重阻碍乌克兰的国家构建和民主巩固。
乌克兰多党制下的左派政党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张维持苏联时期的经济体制，外交上倾向于同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右派政党支持乌克兰的独立地位，较倾向于西方；中间派政党的政治主张则介乎于左右派别之间。
总体而言，乌克兰政党的社会根基较为深厚，不过其也深受乌克兰“特性”分裂的影响而呈东西区域分裂之势，其碎片化、地域性特点难以汇集成全国性的力量。
乌克兰的政党组织缺乏应有的内聚性和自主性，显得松弛而涣散。其小党体系下容易形成少数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存在着鲜明的“联盟”与“派系”特色，政党分裂较为频繁且议会代表常在不同政党之间频繁变动立场，加之许多政党组织缺乏自主性而呈现鲜明的人格政治特征。
这使得政党领导人之间的短视与政见分歧极易催化乌克兰的社会分裂，党派间的斗争也可能造成国家局势的不稳定。
05
漩涡中的未来
现今乌克兰的政党政治经长期发展逐渐走向成熟，但其原有内部矛盾仍未得到完全消解。受其国内外形势影响，政治稳定整合发展仍很困难。
乌克兰最高拉达现任议长鲁斯兰·斯特凡丘克领导人民公仆党，该党作为乌克兰历史上首个获得议会半数以上席位的政党支持泽连斯基。“反对派平台——为了生活”党、全乌克兰“祖国”联盟、“欧洲团结”党、“声音”党为议会内四大反对党。
其中，“反对派平台——为了生活”党为最大反对党，原议会第二大党，由亲俄寡头维克托·梅德韦丘克领导，并在2022年3月20日，被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决定暂停活动。
乌克兰政治的良性发展取决于内外两方面条件改善。内部需要弥合政治分歧，加强团结，实现东部地区的和平，巩固司法独立，打击腐败，促进经济发展；外部需要俄罗斯与西方为乌克兰提供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