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授予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以表彰他们“对拍卖理论的改进和拍卖新形式的发明”。

要到什么时候，中国的经济学家才会获得诺贝尔奖？

此前的10月8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发布了院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第一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本科实验班上的致辞，从这个致辞里我们可以看到林毅夫对创立中国特色经济学的雄心。

用他的话说，“新结构经济学是中国现代化征程中的重要理论创新，是第一个来自于中国、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

其实早在1995年，林毅夫就曾在《经济研究》创刊40年的祝贺文章中预测：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中国的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不是一个两个。

当然，林毅夫谦称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不会是他，而是下一代或两代。

他是从这个角度思考的：

从亚当•斯密到二战，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多是英国人或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因为那时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英国。

二战后，世界上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因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中心。

那么，当中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经济中心，在本土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必然会涌现一大批，并出现新的经济理论。

下面，是林毅夫先生致辞的精简版，分享给大家：

学了经济史以后，你们会发现每个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和我们有同样的梦想，希望能够追赶上发达国家，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受到平等对待，共享繁荣。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认为发达国家这么发达一定有道理，学会了那个道理，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追赶上发达国家。

但是读了经济史，你会发现一个事实：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发展取得成功。那些主流理论在“认识世界”方面好像非常有说服力，但按那些理论去做，出发点都非常好，结果却非常令人失望。

发达国家的理论不是真理，这些理论在发达国家的应用都有条件，条件变了，盛行的理论就跟着变。发达国家的条件怎么会跟发展中国家一样呢？

如果我们忽视了理论的来源和前提条件，虽然有好的出发点，但行动的结果可能给国家、社会带来更大的困难。我们作为知识分子，都希望贡献我们的力量使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好，而不是希望我们讲得头头是道，然后把国家、社会引向各种陷阱。

19世纪主流的理论是自由主义，美国、德国在追赶的时候，前者采用的汉密尔顿主义，后者采用的是李斯特主义，都是用积极的、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来保护补贴要发展的制造业，不是自由市场。等它们变成发达国家了，想卖产品到其他国家，才开始强调自由市场。

那些50年代、60年代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东亚经济体，它们没有追随当时主流的进口替代理论去发展现代化的大规模制造业，而是采用出口导向政策去发展传统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

80年代、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也没有遵循当时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采用休克疗法，而是采用被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是最糟糕的渐进双轨制。

中国的发展模式在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碰到的问题也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需要理论指导，但理论绝对不是教科书里教的，或是从国外引进的，一定是我们自己站在这块土地上，了解我们一路怎么走过来，未来还有哪些机遇、哪些挑战，再形成新的理论，用新的理论来指导。

你认同林毅夫先生的观点吗？他的中国新结构经济学派什么时候会有诺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