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20日，孙中山独子孙科在美国迎来七十大寿，在美国的比克镇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寿宴。在这场寿宴上，出现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一向深居简出的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特地从旧金山附近的多树城住地乘车前往祝寿。
在举办寿庆期间，孙科专门找打于凤至，请求单独聊一聊。于凤至过去跟孙夫人，跟宋家姐妹关系很深，抗战时期也曾跟孙科夫人陈淑英同在宋庆龄组织的后援会工作，但对于孙科却并无太深的交往。此番前来祝寿，也只是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以及与陈淑英的旧谊。
孙科提出要单独聊聊，于凤至也不便拒绝，但孙科所说的事，却让她颇感愤怒。
原来，久居美国的孙科终究还是耐不住寂寞，因此有了去台湾的想法，那样大概还能在蒋介石伪政权中谋得一官半职。但当初国民党败退时孙科未直接去台，如今再返宝岛，这对他来说，多少有失体面。于是他开始联络一些有影响的人士与他同行，既壮行色，又不至于给人孤家寡人之感。
孙科
因此，孙科想到了于凤至。希望她也以“爱国”的角色，回台北居住，同时又可以探视张学良。他原本认为只要抬出来张学良，于凤至大抵是不会拒绝的，但接下来的交谈，却让孙科倍感意外。
当于凤至发觉孙科有重回台湾之心后，义正词严地说：
“台湾我是不能回去的。尽管我在美国居住得很孤单，没有多少亲戚朋友，可是我宁愿在这里孤独，也决不回台湾凑蒋某人的热闹，更不能在这种时候回去为他捧场。因为我对蒋某人有国难家仇。国难是我的东北老家就丢在他的手上，家仇是汉卿(张学良字汉卿)被他一扣就是几十年。身为领袖他出尔反尔，我又怎么能回到台湾呢？我与孙先生不同，我如果回台湾会被人耻笑的。知情的人会说我于凤至没有骨气！”
提起于凤至，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她是张学良的结发妻子。于凤至生于富商之家，是富商于文斗的爱女，在张学良那坎坷的人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的日子里，身患癌症的于凤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等待中，凭着坚强意志与癌症抗争，演绎了一曲感人肺腑的励志故事。
“西安事变”之前，于凤至正在英国陪伴子女留学读书。当她得知张学良和杨虎城策划了“西安事变”后，于凤至立刻打国际长途电话给宋子文，拜托他尽其全力保护张学良的生命安全，并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中国。
当于凤至再见到张学良时，张学良已经在蒋介石的羁押之中。蒋介石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多次秘密地转移张学良，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囚禁生活中，于凤至陪伴着张学良由南京到浙江奉化、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沅陵，1940年又被转移到贵州修文阳明洞。这种长期的担惊受怕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严重摧残了于凤至的身体。1940年春天，于凤至被医生确诊为乳腺癌。
无奈之下，张学良夫妇求助于宋美龄，在宋美龄的协调帮助下，于凤至来到美国治病。张学良在北京时的老朋友，前美国驻北京公使詹森·肯尼迪和夫人莉娜，帮助于凤至安排好住处并联系好医院。
哈克尼斯教会医院著名的肿瘤专家温斯顿·比尔为于凤至进行治疗，比尔先后为于凤至做了三次难度较大的肿瘤摘除手术，顺利摘除了左乳内三枚卵石大小的肿瘤。虽然三次手术过于麻烦，却可减少乳房外的创口。
然而，由于癌细胞的病变转移，一年后，比尔不得不提出摘除整个左乳的治疗方案。于凤至起初为保留左乳固执地僵持了几个月，后来在詹森·肯尼迪夫妇的极力劝说下，终于妥协，同意摘除左乳。
术后的化疗缓慢而痛苦，于风至的头发几乎掉光了，人也变得愈加憔悴、虚弱，一向瘦弱的身体几乎成了皮包骨，体重不足公斤，所幸的是胜命终于保住了。
康复后，于凤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她发现丈夫获释遥遥无期、在美国生活需要钱、孩子上学需要钱、治病需要钱，于凤至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钱对自己如此重要。她开始放弃大家闺秀的身份，义无反顾地走向股票市场。
从那以后，于凤至多了一个营生，常常去股票市场，买、抛、买、抛……她在这种激动人心的拼杀中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趣。凭着女人的直觉和敏感，凭着从父亲那儿遗传来的精明，于凤至在美国的股市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翻云覆雨，得心应手，于是死钱儿变活钱儿。
于凤至手里的钱迅速增值。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是这样的富有经营的天赋。一个从中国东北小镇上走出来的女人，在美国华尔街的股市上竟然能处变不惊，玩得游刃有余。
这时候，于凤至几乎忘记了身体上的伤痛，感情上的隐痛，漂泊异乡的孤苦，一门心思地投入到炒股的激动与快乐中去。
闲暇时，她也会开着车，到美国的各地去转转。她不喜欢大城市，更喜欢有些郊野风味、有自然风景的地方。她有时候会久久地在乡野里徘徊，沉浸于花草和庄稼的清香里。
有一天，她经过一片荒野，在两山当中一块前不靠村儿后不靠店儿的地方，她和伴她一起漫游的几个朋友转了一阵，找到一户人家去休息，可巧那家的人正打算搬到别处去，想低价卖掉房子和地。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于凤至决定买下那块地。同去的人都劝她别贸然行事，它不会有多大升值空间。可于凤至很固执，她凭直觉，觉得这是一块吉祥福地。为什么呢？她自己也说不清楚。随即交下订金，那片地方归于凤至所有了。那是她在美国置下的第一笔产业。
半年以后，于凤至买下的那块地被一商家看中，要做高尔夫球场。买家找到于凤至，几经洽谈，那块地以高出购买价好几倍的价钱出手。于凤至因为眼光独特，稳稳当当，实实在在地赚了一大笔钱。
炒股、炒房地产，于凤至凭一个女人的直觉和敏感，使她的财富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自己不再是女人，而是一个商人，一个股市上的搏击者，一架赚钱的机器。赚钱让她激动，让她疯狂，让她热血沸腾。这种感觉是她从前当小姐、当夫人时前所未有的。
于凤至在美期间，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夫妇以及张家亲属、东北军旧部都来看望过她。年代初，宋美龄赴美治疗皮肤病回台后，立刻给张学良去信，信中说，“于凤至能说英语……她看起来很快乐，而且心神非常宁静，但她非常想念你。”
于凤至是真的非常想念张学良，她还极力要维护张学良的名誉。
1949年蒋介石逃台后拟写《苏俄在中国》，授意张学良写出与西安事变相关的资料。张学良身不由己，遵蒋之命写了一本《西安事变的经过》，这本书却在20世纪60年代由蒋经国交给台湾某报发表，只不过改了一个名字叫《西安事变忏悔录》。
1956年秋，张学良通过毛人凤向蒋介石请求出来工作，蒋介石推诿再三，借机再次让张学良撰写一本书，把他的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党的观感等整理成篇，然后发表，这样可让国民党高级和中级军官了解张学良的历史，待时机成熟时再给张学良出来工作的机会。张学良信以为真，开始在清泉幽禁地不分昼夜地撰写起回忆录来。
在于凤至看来，“忏悔”也好，“回忆”也罢，所述的都不是西安事变的真实历史，而是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压迫下，不得已而为之。1940年她和失去自由的张学良在贵州阳明洞分手之前，张学良叮嘱她的一些事情，这么多年始终言犹在耳。
不得不说，于凤至对蒋介石着实是看得透彻。她在对孙科说出的那一番话里表述得很明白，蒋介石对她来说，就是国恨家仇。而她一旦去了台湾，必定免不了要被利用为蒋家伪政权涂脂抹粉。遗憾的是，作为孙中山先生的独子，孙科却没有看得那样通透，最终还是去了台湾，凑了蒋某人的热闹。
遗憾的是，在参加孙科的寿宴后三年，也就是1964年，于凤至却在无奈之中跟张学良离婚了。
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忏悔录》发表，于凤至借此在美国掀起一波“为夫叫屈”的传媒大战。《洛杉矶太阳报》首先刊发于凤至的谈话，进而向台发难。接着《纽约时报》也载长文抨击台湾长期羁押张学良。由于张学良在西方的政治影响及于凤至女士借台湾“伪造”《忏悔录》一事在国会参众议员和司法界上层人士中的奔走呼号，很快就造成了对蒋介石极为不利的声势。
这样，就引起了台湾当局对于凤至的强烈不满，其中不仅包括蒋介石父子，甚至也包括与于凤至始终姐妹相称并素有往来的宋美龄的不满。于是，蒋介石有意改变对张学良的处置意见：与其长期幽禁而惹事生非，不如快刀斩乱麻以绝后患。
蒋介石所谓的“快刀斩乱麻”，就是要张学良跟于凤至离婚。张群作为国民党政权的高层要人，他当然是最先洞悉蒋介石心中恶念的知情者。出于对至交张学良生命安全的考虑，张群认为有必要让张学良认清这样的现实：如果继续和于凤至保持这种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很可能给张学良自由的彻底恢复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张群也重提了张大千前次抵台时的良好愿望：尽快给赵四小姐一个应得的名分！
张学良对此善意表示理解和同意。于是张群才以私人名义从台湾飞到了美国，秘密来到洛杉矶比佛利山上于凤至住所，当面向她说明与张学良办离婚手续的近因与将来的益处。
于凤至对张群的建议表示强烈的反对，事过多年以后，于凤至这样回忆这段难忘的往事：
“为此事，某某（指张群）突然由台湾来美国找我……在登门访我时开门见山地说是为了汉卿办离婚的事特来美国的。我问他是否‘政府’派来的，是台湾什么机关？他说：他是‘政府’的公务人员，但不是奉‘政府’之命，而是为了汉卿的处境安危而来。
我问他：那么是汉卿委托你来？他犹豫了，然后回答说：不是，是他知道这事，根本上是汉卿经过多年教育，已经认罪和守法了，并感谢‘政府’，愿意和赵四在台湾终老，所以才要办离婚的。并说，这是他到汉卿家里和汉卿、赵四三个人说这事，赵四说的。
他见我不为所动，说出了：这是你闹的，‘政府’对汉卿这样管束已是很宽大了；任何时候，任何办法，汉卿如果擅自行动想离开，离开之时，就是他死亡之时。更说：你不懂这些，赵四懂……你不签字‘政府’也有办法，决不让他来美国去大陆的……”
于凤至在其回忆录中又表示：“我思考再三，他们绝不肯给汉卿以自由。汉卿是笼中鸟，他们随时会捏死他，这个办法不成，会换另一个办法。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了字。但我要向世人说明，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结婚……”
即使离婚了，于凤至她仍然坚持要别人称她为“张太太”。1987年，已经90岁高龄的于凤至从报纸上看到台湾解严的消息，她顿时眼前一亮：被蒋介石幽禁了５０年的张学良应该可以彻底获得自由了吧？于是，她立刻托人写信寄到台湾，希望在有生之年能与张学良再见一面。这是两人离婚后的第一次通信。
然而，信寄出去后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让于凤至一度神情焦躁。直到两个月后，张学良的回信才姗姗来迟，于凤至用颤抖的手直接撕开信封，都等不及保姆取来拆信刀。但瞬间，她的面部表情又变了，双唇紧闭，嘴角拉了下来。反复看了几遍，便将信纸揉成一团，扔进桌旁的垃圾桶。
保姆捡起信纸，展开一看，一张白纸上只有５０来个核桃大字：
凤至姐：
谢谢你的来信。感谢上帝，我的一切都很好。更感谢主，领导我在他里面有喜乐平安。愿上帝祝福你，愿你在他里面有恩惠平安。
汉卿手启
九月二十一日
就是如此的简单、平淡？接着连续几天，于凤至失神地坐在轮椅里，只是茫然地看着前方。老太太的身体衰弱下去，空洞的眼神里是深深的悲情。
1989年，于凤至重病在身，自知来日无多，而她多年来的张学良能获得自由的愿望看来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因此，于凤至决定把多年积郁在心里的许多秘密，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请人整理成文，以期流传后世。
根据于凤至的记述，我们才知道张学良早在1940年与即将去美国的于凤至有过一次避开看守视线的密谈。在这次谈话中，张学良说出了心里话。张学良坦露了对蒋介石的真实看法。于凤至追忆说：
“在汉卿情绪已定，对未来已知究竟的情况下。二人长谈过去，展望未来。汉卿说：他们要用一切方式手段整我至死。这不只是蒋一伙人要报复，他们更要说我的罪不可恕和蒋的伟大，来维护蒋的领袖地位和统治基础。你要明了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过程中的一些主要情况，我们二人要有一个人把这些向世人说明，向历史交代。也就死而无憾了。”
于凤至的记述，显然跟《西安事变忏悔录》截然不同，正因如此，她才选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讲述出来，最后一次捍卫张学良的名誉。在她看来，张学良绝不是“愚蠢”“冲动”，而是对蒋介石倒行逆施行为的奋起反抗。
1990年3月20日下午5时半，在美国洛杉矶莱克治路的林泉别墅里，一位年届岁的白发老人，行将走完她漫漫人生长旅的最后一程。她忽然支撑起病弱的身躯抬头凝视一眼挂在卧室墙上的照片——那是当年她和张学良旅欧时的合影，然后她无限依恋地闭上了双眼，结束了她在美国长达年的漫长等待。
于凤至晚年
1991年5月，在于凤至去世一年多以后，张学良获准到美国探亲。张闾瑛和陶鹏飞陪着张学良去看了于凤至一年前还住着的那幢白色的小楼。它在一片树林的掩映下显得秀丽安静。
张学良用昏花的双眼望着那幢小楼，望了许久许久，他的结发之妻，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美国撑过的那些岁月，多少艰难，多少困苦。那幢白色的小楼仿佛就是妻子伫立的身影。她在苦难中殷殷期待、翘首盼望，却没有等来她和他见面的一天。一时间，张学良号啕大哭，泪水在他脸上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