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一天，天津的天空透出湛蓝的底色，可对于当时39岁的杨杰来说，心里却是沉甸甸的，根本没心情欣赏这难得的好天气。就在前几天，杨杰的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杨杰说，虽然他在我家就是吃住，但我也会害怕，所以赶紧去做检测。 其实在这之前，杨杰已经看到这位好友的痛苦，那时检测艾滋病要等一周才能拿到结果。在等待期间，只要想起这件事，好友的心就像被什么挤住了，而且越琢磨越害怕，甚至会有窒息感，睡觉都时常惊醒。 这样的无形压迫很快降临到杨杰身上。他第一次感受到这样的痛苦，但也很快意识到，每一个检测者在等待中都是煎熬的。为了分散这样的恐惧，已经是天津深蓝中心（以下简称“深蓝”）负责人的杨杰开始寻找减压的渠道。他无意中看到了一条信息，也正是这条信息，改变了杨杰乃至“深蓝”今后的工作方向和重心。 推广艾滋病快速检测试剂 这条被杨杰“翻”出来的信息，是一家工厂类似于广告的介绍性文字，其中的九个字吸引了杨杰的目光——艾滋病快速检测试剂。在与工厂联系后询问到的价格让杨杰震惊，比在医院检测便宜多了。更让他震惊的是，第一次听说艾滋病检测可以在二十分钟内出结果。
杨杰反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快速的、便宜的、可靠的检测方式不能推广开来？”围绕“艾滋病快速检测”这一课题，杨杰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创新项目。同时迫不及待地购买了试纸，当二百盒试纸整整齐齐堆在面前时，他的心情特别激动。
“每个检测试纸都有一张说明书，看起来操作非常简单。”杨杰决定这两百份快检试纸在“深蓝”使用。有天津市红桥区疾控中心的护士在这里负责采静脉血，在生物安全性上得到了很好的保证。在杨杰看来，艾滋病快速检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二十分钟内知道结果，更大的意义是如果有阳性，可以当场转化为实名制动员。以前都是要等一周才能知道检测结果，人早就联系不到了。
杨杰做这个项目，本来只想缩短艾滋病检测的等待时间，但随之而来的不仅是艾滋病检测和咨询方式方法的丰富、阳性感染者确证比例的上升，还有前来检测的人也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区疾控中心安排了一位护士专门来“深蓝”上班，如今这名护士是在“深蓝”退休的。
2014年，杨杰去澳大利亚参加第二十届国际艾滋病大会时，发现当时在墨尔本、悉尼，社会组织做艾滋病快速检测才刚刚起步，我们比他们要领先了五年。
2015年，在社会组织防艾基金的支持下，“深蓝”开始了艾滋病易感人群的干预动员及抗体快检工作。后续国家相关部门将“深蓝”确定为“HIV快速检测与咨询培训基地”，这也为如今普遍可及的HIV快速检测，奠定了基础。
艾滋病防治需要不断破解难题这是一场马拉松。从2000年至今，在已经从事艾滋病检测与干预服务23年的杨杰看来，就算是马拉松也有终点，而艾滋病防治却需要不断地破解难题。
在各级疾控的支持下，艾滋病快速检测试纸越来越普及，但艾滋病检测和治疗永远是相辅相成、不能分开的。当检测开始“加速”，治疗的速度如果跟不上，这期间的落差往往会带来难以预料的效果。
其实就算是感染了艾滋病毒，也有着不同的划分，主要是按照CD4细胞（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的数量。200以上叫做感染者，以下的是患者。当时我国要求要等到CD4下降到200以下，才能开始用药。
从2008年起，开始推广快速检测的杨杰就意识到，治疗的速度有点慢，因为他接触了太多CD4的数量没有降到200以下，已经发病（机会性感染）了。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将艾滋病治疗标准把CD4的数量从200提高到350，我国也随之更改了相关标准，但这对在一线接触了大量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杨杰来说，事实告诉他，这样依旧不够。
当时一位新发感染者的CD4是380，他还是不符合用药标准，不久却因为免疫力快速下降，出现了合并感染脑炎。成年人得脑炎，一般都是免疫力极低，一旦发生也很难救回来。这位患者只吃了一个月的药，人就走了。坦白地说，艾滋病救不回来的人，一种是发现的太晚，另一种是发现了但没有及时进行治疗的。
当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把CD4的数量一步步从200提高到350、500，最后到“发现就可以治疗”。我国也将其纳入了国家“十二五”的防治计划。但存在一些诸如“早服药出现早耐药”的争议。目睹了太多因为没有及时服药而引发的各种恶果，杨杰没有介入这样的争执。但当国家疾控中心决定把将“发现就治疗”的主题培训放在“深蓝”时，杨杰毫不犹豫的同意了。“其实我也有压力，异议者很可能对我不满。”杨杰索性不声不响地开始工作。
参加培训的有已经确诊、CD4在350以上的感染者，其观念已经固化，加上对于药物副作用的忧虑，在现场直接提出来：“我晚吃药几年、副作用少几年、少耐药几年。”前来培训的专家会引导大家用另一个视角看待同一个问题。“比如副作用问题，是少部分人会发生。如果副作用成了主要作用，在国家药监局就过不去。”
在杨杰的记忆中，有一个已经登记并准备结婚的年轻男人发现感染之后，来“深蓝”求助。杨杰建议他马上用药，他的女朋友也很理解和支持，如今两个人也有了孩子。
艾滋病影响着一些人的生活，也改变了另一些人的生活。而作为易感人群，仅仅被动地接受改变，不如主动地做出改变。
高精度HIV病毒核酸检测为临床助力随着工作覆盖面越来越广，杨杰在工作中发现，检测过程中会出现10%-15%的人在做确证检测时为结果不确定的情况。因为抗体检测试纸结果反应不足，不能做诊断性的确诊，要在1-3个月以后再做确诊检测。十多年前要等的是初筛检测结果，现在要等的是确证检测结果。对于被检测者又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更严重的是，一个感染HIV的人从感染到死亡，有两个传染期，感染早期和发病期。感染早期血液里病毒含量很高。进入潜伏期后，病毒载量就自动下降了。等到发病期，病毒大量复制出现，又呈现出高传染性。感染早期尽快获得治疗，这对感染者有利，同时减少传染给别人的可能。
基于此，从2014年10月至今，天津市疾控中心和“深蓝”一起为血样呈现不确定者提供免费的HIV核酸检测。采取混样核酸检测方式，对抗体初筛阴性的样本进一步筛查。“混样核酸检测方式是将血样进行同步检测。如果这一批次都是阴性，则不需要分开细检。如果检测出来这一批的血样里有阳性，则要分批次重新检测，直到筛选出阳性样本。通过核酸检测我们已发现了好几百例早期感染者。”杨杰说。
在杨杰看来，对于艾滋病防治的易感人群，更应该开展HIV病毒核酸检测。这是一种对于检测方法的应用创新和引领，也是后续进行检测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再次印证了早期、定期、主动检测，及时治疗对控制艾滋病发挥的重要作用。
杨杰并不喜欢回忆经历过的磨难：从帮一个感染者获取药被冠以污名开始，到后期被附近居民闹上门，再到被威胁、被打……这是每一个社群组织都要面对和经历的，也没什么必要再说了。
“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一张白纸、无知无畏的日子一路走过，靠着摸索和碰壁，今日的杨杰看到的艾滋病干预领域仍是一片湛蓝的深海，还有更多的未知需要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