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中国史上的一个征服王朝。征服王朝时代的族群生态、族群政策及族际关系皆与汉族王朝时代有很大歧异。
汉族王朝时代，国家系以汉族为主体，少数民族大多居处边陲内外，与中原人民有明显的地理区隔。
各朝的族群政策与边疆政策相互重叠，其目的在于羁縻少数民族，安定边陲。
一、族群生态征服王朝时代，少数民族不仅入主中原，而且大量迁徙族人至内地，并赋予特权。而多数族群——汉族——反沦于被统治地位，中原遂形成一个多元族群社会。
族群政策之对象乃由边隔少数民族转移至中原汉人，而政策之目的更由消极的羁縻转变为积极的统治；
一方面在求确保征服民族的统治权，另一方面则欲控制汉族并使后者无法反抗。在各征服王朝中，元朝族群生态的特色最为突出：
第一，族群繁多。元代版图辽阔，远大于汉唐盛时，境内民族极为复杂。大漠南北为蒙古族游牧之地；
东北地区有契丹、女真、高丽等族杂居；西北地区有畏兀、唐兀；而西南则有吐蕃、白人、罗罗等，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西征蒙军更带返数目庞大之中亚、西亚、南俄及东欧各族人士。论种族，其中有突厥、波斯、大食、斡罗思乃至欧洲人；
论宗教，有佛教、也里可温（基督教）、回回等教信徒；论职业，更有贵族、官吏、将士、僧侣、商贾的差异。
这些不同民族、宗教、职业的人士东来以后，与蒙古、汉族共栖于中原大地之上。因此，元朝民族之繁多，文化对照之强烈，在中国史上可称独一无二。
第二，统治民族人口罕少与文化落后。公元十三世纪初年，蒙古人口不足百万，移居中原者更不超过三、四十万人。
与人口多达六千万人之汉族（实际人口可能近亿）相比，极为悬殊，元朝可说是真正的“少数统治”。
而蒙汉两族文化之性质既不相同，水平亦颇有轩轻。蒙古原为近乎纯游牧的“行国”社会，欠缺农耕经验；
而且建国前后始创文字，多数蒙古人为文盲，挥戈跃马为其特长，治国行政为其所短。反观当时汉族社会的历史文化渊源久长，农业、商业高度发达，而国家、社会系以士大夫为主导。
两者相较，可说南辕北辙，差距之大，远过于金朝女真及清朝满人与汉族。总之，因受先天条件限制，蒙古人在对众多民族——尤其是汉族的统治上，面临极为严峻的问题。
二、族群政策元朝族群政策之制定，不仅是为因应复杂的族群生态，也是为执行当时的最高国策——永保以贵族阶层为中心的蒙古族之统治权。
族群等级制
在政治方面，元廷采用"政策等级制"，以凸显蒙古人之优越地位及压抑被征服各族群。依照族群降附次序先后及政治可靠程度，分别赋予不同的身份与权利。
各主要族群法定地位之顺序为：蒙古，蒙古为征服民族，故称“国族”。移居中原之三四十万蒙古人中，少数为贵族与官僚，多数则名列军籍，有如清朝旗人。
色目，“色目”并非一个民族，而是为政治需要而设定的一个族群，用以协助蒙古统治，牵制汉族。
“色目”泛指蒙古、汉族以外各族人士，包括汪古、唐兀、吐蕃、畏兀、回回、哈剌鲁、康里、阿速、钦察等族。徙居中原之色目大约亦有三四十万。
汉人，“汉人”乃指淮河以北，原来金朝境内之居民，多属汉族，但亦包含业已汉化之契丹、女真、高丽等民族。汉人在籍人口约一千万。
南人，指原南宋境内居民，绝大多数属汉族。南人臣服元朝最晚，因而地位最为低下，在籍总人数为五千万。
各族群所受待遇相差甚大，表现于下列三方面：任官，重要官职之任命，蒙古人享有优先权，此外则依色目、汉人、南人之次序而有所差异。
中央及行省各重要机构须由蒙古人担任首长，色目人中仅个别亲信可以充任，各级地方官署之长官——达鲁花赤——皆由蒙古、色目担任，其不公平之程度远大于清朝“满缺”、“汉缺”之分。
法律，刑罚之轻重，因罪犯所属族群之不同而有极大区别，杀人、斗殴、窃盗等方面皆是如此。
武装，为防止汉族反抗，元廷对汉人、南人拥有武器严行禁止（军人例外），而蒙古、色目不在此限。
由上述可知各族群所受待遇具有结构性的不平等。蒙思明教授《元代社会阶级制度》考述此一制度极为详瞻，但也有学者反驳，他所称为“种族阶级”的，则不适切。
原因有二：第一，族群划分标准并不全依"种族"，色目既非种族，亦非民族；而汉人、南人同属汉族，其差别仅是区域。
第二，各族群所受待遇虽有轩轻，却不构成个别“阶级”，因为其成员可贫可富，不必同属一个阶级。
法定的族群“身份”与“阶级”不应混为一谈。显然，“族群等级制”是一种身份制度，与“种族阶级”之涵义差异颇大。
多元文化制
蒙古人文化落后，无法推行"强制同化政策"，如欧洲人在亚、非、拉丁美洲若干殖民地推行的西化政策，以及日帝在台、韩实施的“皇民化”，强迫被征服民族接受其文化。
同时，元廷既不愿蒙古人“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完全汉化，以致丧失民族认同；亦不愿各被征服民族皆接受汉文化而导致牵制力量的消亡。
元廷遂推行多元文化政策，这种政策见于三方面：多语兼用，蒙古语文虽然号称“国语”、“国字”，却不是唯一的官方语文，而与汉文及回回文（即波斯文）并列。教育制度与政府运作也皆是三种语文兼用。
诸教并崇，蒙古人原信萨满教，是一种泛神教。在其领土扩张以后，蒙廷对各种宗教皆尽力拉拢，兼容并蓄。
元朝建立后，虽然皇室皈信藏传佛教，但元廷对各教之尊崇如故，并分设专门机构负责倡导，而各教寺观及教士皆享有赋役优待。
各从本俗，元朝对各族群之殊风异俗，不加规范，并行尊重。当时之法律即明确规定对各族婚丧礼俗之维护。
元朝法律采取属人主义的原则，族群不同的涉案人分由不同裁判管辖机构，依其“本俗法”审理。
就整体而言，元朝的族群政策与近代亚、非、拉丁美洲殖民政权的措施颇为相似。很多殖民政权为维护白人少数统治，在政治上极力压抑土著，而在文化上则对治下各族群进行分化，不求统合，元朝的情形也是如此。
族群关系的良庭不仅决定于政府的政策，而且受到各族相对情况的影响。各族人口的多寡、文化的高低、经济的荣枯以及族群意识的强弱，皆足以影响族群关系的发展。
政策愈能反映社会现实与合乎公平正义的原则，族群和谐与融合愈有可能。反之，则对立乃至冲突不免发生。现自政治、经济两方面检讨元朝之族群关系。
政治关系
族际政治关系是一个权力分配问题，在专制体制之下，也就是各族菁英的参与问题。“族群等级制”是造成各族菁英权力分配不均的重要因素，另一因素则是元廷甄用官员主要以“出身”，即“跟脚”，而不以“成就”为标准。
南人之中并无“大根脚”家族，因此入仕既难，欲求高职更不易。因而，“根脚”制在实质上蕴含甚大族群歧视意义，与“族群等级制”互为表里，共同排斥汉族——尤其是南人——于权力圈外。
在四个族群中，南人在政治上最受压迫。南宋培养出为数庞大的士大夫阶层，鼎革以后，此一阶层不仅受到蒙古、色目人之压抑，亦备受北方汉人之歧视出仕机会极少。
大多数江南士大夫或埋身乡校，或隐遁山林；其中固有不少心怀故国的宋遗民，但因求官无门而被迫退隐者为数更多。
科举恢复后，不少江南士人投身场屋以求一官半职，但因录取配额甚少，甚多儒士都是“年年去射策，临老犹儒冠”，与蒙古、色目根脚子弟“不用识文字，二十为高官”的情形对照极为强烈。
江南士人对政治歧视之不满，可以想见，这种不满遂成为元季族群对立的一个根源。
经济关系
元朝族群经济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剥削关系，即是：蒙古、色目贵族与官僚凭借政治力量获取巨额财富，不事生产而享受丰裕生活。
蒙古、色目贵族与大臣的财富来自合法的封赏与非法的掠夺。元廷对贵族、官僚的封赏极为丰厚，对宗室、姻戚、勋臣前后两次分封民户为采邑。
采邑户多达二百八十万户，为全国在籍民户的五分之一。对贵族、官僚之赏赐名类繁多，可归纳为赐田、赐币帛及杂赐三项，每项数目皆甚庞大。
即以赐币帛中的朝会之赐而言，武宗海山即位，对来朝诸王共赐钞三百五十万锭，超出政府常赋岁入京师总数。
赏赐浩繁是元室财源枯竭的重要原因。此外，贵族大臣更凭借权势，或强夺官田，或隐占民户，掠取更多财富。
政权与金权结合在元朝甚为彰显。蒙古人没有儒家的反商情结，元朝统治阶层兼营商业牟取厚利颇为习见，又常以回回商人之商业组合“斡脱”（意为合伙）为其代理。
斡脱商人凭借贵族、官僚的支持，垄断全国高利贷及奢侈品市场，其触角更远及国外，势力极大。
不少色目商人更借金权而跻身政府高位，直接影响朝政，宫商关系，密不可分。蒙古、色目贵族、官僚及官商无疑是元朝的新兴剥削阶级。
但是，当时中原社会各族群之中，皆有贫富的差别，族群地位并不代表经济地位。
一方面，在汉族之中，有如蒙思明所说：“元人中土时，金、宋之经济阶级皆未被破坏。”即汉地、江南原有地主阶级未因蒙古征服而削弱，经济势力雄厚依旧。
汉族地主更常与蒙古贵族、官僚相互结纳以巩固其势力。
另一方面，蒙古军户虽然获配田土、驱口及免除赋役，与汉族平民相较，可说处于有利地位。但是，由于军役繁重，以致破产者甚多。
“每行必鬻田产，甚至卖妻子”，贫困情形，一如清朝中期以后的八旗子弟。不少蒙古人甚至沦为奴婢，卖身海外。可见即使在“族群等级制”之下，并非所有蒙古人皆获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