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来质疑和维护《史记·孔子世家》体例合理性者都很多，将“公侯传国”作为“世家”体例的基本内涵，是干扰我们正确理解《孔子世家》的重要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对《史记》文本经学性的认识。明末清初以来，不乏从《春秋》公羊学角度对《孔子世家》的写作意图作出解释者，但不够系统化。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史记》中因“作《春秋》”而具有超时代价值的孔子形象，主要来自董仲舒传授的公羊师说。唯有透过《史记》的《春秋》观，才能更好地理解《史记》的孔子观《史记·孔子世家》也不是一篇单纯的历史传记，它与《陈涉世家》形成一个有机组合，共同承担着说明历史变化轨迹的任务，落实“通古今之变”中的“变”字。而这种历史变化轨迹描述，是与以公羊学为代表的西汉今文经学所建构的政治哲学相呼应的。唐代以后关于孔子、陈胜入于世家是否合理的争议，恰是在史学独立、公羊学衰微背景下产生的以史学思维替代经学构想的误解。 一、历代关于《史记·孔子世家》的争议现存文献最早对《史记》作出系统性批评的是班彪。《后汉书·班彪传》载其论《史记》体例云：“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①这段文字首先是替司马迁总结一个“条例”，即何谓本纪、世家、列传其次，指出了《史记》四个“条例不经”的案例，即列入本纪的项羽、列入世家的陈涉、降为列传的淮南王刘长与刘安父子，以及刘长的另一个儿子衡山王刘赐。班彪的“条例”说影响很大，②在世家体例上，班说侧重于爵位的传承性。后世很多学者在讨论《史记·孔子世家》时，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着重在传承性上作文章，形成了解说《孔子世家》的第一条思路。③ 刘知幾《史通》讨论纪传体裁，基本上就是以班说为出发点。稍有不同的是，班彪尚未将《孔子世家》列入《史记》“条例不经”的范围，而刘知幾应该已经意识到，按班彪的标准，以孔子入世家也是失当的，故在《史通·世家》篇中，一方面追随班彪，强调世家主要适用于“开国承家”的诸侯，同时又增加了“世代相续”这一辅助标准，拓展了班说传承性特点的适用范围。有趣的是，在行文中刘知幾还是没有提《孔子世家》，仅仅批评了《史记》将陈胜列入世家的不合理性。清代释《史通》的浦起龙却受此启发，说道： 位孔子以世家，先儒非之(按：指王安石，说详下)。愚谓《史记》乃从其世及而世家之也，故叙后系独长，至十一传安国，而与己同时，继以子印孙驩而止。厥后褒成、褒亭、宗圣、奉圣、崇圣、恭圣、绍圣、褒圣、衍圣之封，与世无极焉。乃悟“世家”二字，千古唯孔氏颠扑不破。《史通》纠史，于孔子无缀词，其亦有会于斯欤？④ 其实刘知幾的暗示无需等浦起龙识辨，在唐代即有回响。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在释《孔子世家》时都有刘说的影子。司马贞说孔氏家族“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继世象贤，诚可仰同列国”。张守节则云：“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家》。”⑤ 最近的研究指出，司马贞与张守节同师吴郡张嘉会受《史记》学，则两人在解释《孔子世家》时意见一致实有渊源。⑥几位唐代学者虽然是在维护《史记·孔子世家》的合理性，但事实上已落入班彪彀中。正因为班彪悬置了一个“条例”标准，他们才需要为《孔子世家》的“特殊性”辩护。这恰恰说明他们基本接受了班彪的标准。 后世学者中受班彪“条例”说影响，率先对《史记·孔子世家》提出质疑的是王安石。王安石在《孔子世家议》中说： 太史公敘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公卿特起则曰列传，此其例也。其列孔子为世家，奚其进退无所据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无尺土之柄，此列之于传宜矣，曷为世家哉？岂以仲尼躬将圣之资，其教化之盛，舄奕万世，故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极挚之论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而迁也自乱其例，所谓多所抵牾者也。⑦ 王说第一句话照搬班彪，并认定这就是《史记》的“条例”。稍后李清臣批评《史记》“世家孔子而不为传，使孔子与陈项争列，欲尊大圣人而反小之”，是王安石最初的同调。⑧之后争议蜂起。南宋黄震的《黄氏日抄》、明代郝敬的《史汉愚按》，都在此基础上变化行文，或重申或微调了王安石的观点。⑨ 然正如上文已指出的，无论是司马贞、张守节等人的辩护，还是王安石、李清臣等人的质疑，都是围绕传承性展开，区别在于这种传承性是否可以放宽到封疆列国之外。至清末学者刘光蕡提出“唯德乃可以世其家”，也是传承性主张的分支。⑩刘咸炘在《太史公书知意》中点评了不少前代关于《孔子世家》的议论，(11)仍倾向于唐人的“代有贤哲，故为世家”说。(12) 廖平的观点显得有点自相矛盾，他在《〈史记〉列孔子于世家论》中明确指出不能“据班氏以攻史公”，随后拈出“势”、“年”两字作为《史记》本纪、世家、列传的取舍标准，认为《史记》是“揽势之大者谓之本纪，阅年之久者谓之世家”，故项羽得入本纪而孝惠并于吕后。(13)其实，以“阅年之久”作为世家的标准，仍在唐人窠臼中，且仍然解释不了陈胜何以能入世家。廖平是清末民初新一轮今文经学尤其是《春秋》学兴起的宗主，在这篇文章中他意识到了要突破《汉书》藩篱，却未将《史记》这一安排与他最熟悉的公羊学联系起来讨论。 阐释“世家”的第二条思路是强调贡献性与影响力的大小。这个模式可溯源至南宋学者林駉的《古今源流至论》。林驹说“子长以事之有大于列传，则系之世家”，在这一思路下分析了《孔子世家》、《陈胜世家》的合理性。林駉也注意到，汉初功臣中只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入世家，其他或有列传，或仅见于表，是因为萧、曹、张、陈“勋烈冠于群后，皆社稷之臣”。(14) 现代学者中把这一观点申说周全的是徐复观。他在《论〈史记〉》一文的第五部分《〈史记〉构造之一：本纪、世家》中指出，要把《孔子世家》、《陈胜世家》乃至于《项羽本纪》，和汉初的萧、曹、张、陈、周五世家合在一起理解，并体味同为汉初重要功臣，为何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等人只能入列传？ 徐复观认为，从对汉初功臣的安排看，入世家还是入列传，是一种基于历史影响力的价值判断。项羽入本纪，孔子、陈胜入世家，与此同理。(15)笔者认为，这一思路跳出班彪“条例”说的影响，从《史记》本身理解《史记》，很有启发意义。但仍有可推进的空间。比如我们可以追问：孔子特殊的历史价值究竟是什么？司马迁对这一历史价值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 受经学研究发达的影响，清代学者中涌现出理解《孔子世家》的第三条思路。金俶基《读〈史记·孔子世家〉书后》云：“史有定例，有创例。凡公侯传国者曰‘世家’，定例也；置孔子于‘世家’，创例也。此正子长史例之精。”(16)按，西汉经学中，公羊、谷梁两家解《春秋》均有“例”与“变例”之说，金俶基以“定例”、“创例”平衡《孔子世家》，或是受此影响。但以“公侯传国”定义“世家”，显然又是蹈袭班、王旧轨。 清代学者姜宸英、袁枚等人从“尊周”角度为《孔子世家》的成立作辩解。姜宸英排比《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述《晋世家》、《越王勾践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所作之由，发现司马迁都从“尊周”的角度对这几个诸侯国进行了肯定，而其序《孔子世家》也有“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以正”的说法，于是得出结论：“附孔子于世家者，非尊孔子也，推孔子之心，以明其始终为周之意……而尊周者诸侯之事也，故上不得比于本纪，而下亦不得夷为列传也。”(17)这个观点得到袁枚的赞同。(18) 姜氏的观点是否契合司马迁原意，尚有疑问。首先“尊周”并非作世家的必要条件，除《孔子世家》外，《史记》中先秦世家共十六篇，姜氏所举“尊周”例证仅六家。其次，姜氏认为“尊孔”仅仅是“尊周”的工具，是昧于《史记》写作的学术史背景。第三，这个逻辑无法解释同列世家的陈胜。 笔者认为，第三条思路中最值得重视的分支是从公羊学中寻找答案的观点。黄淳耀认为《孔子世家》有“据鲁亲周”之意，(19)何焯也说：“论来孔子只合作列传，太史公自据素王之说。”(20)但黄、何两氏都没有作深入探讨，对《孔子世家》如何体现公羊学内涵语焉不详。最值得重视的是苏舆提出的“史公尊孔子，立世家”是得自于董仲舒的说法。(21)笔者认为此说最切要害，直接指出《史记·孔子世家》实为董仲舒一系公羊说影响下的产物。苏舆的观点散见于为《春秋繁露》各篇所作的疏解中，尚需进一步系统化整理。 本文打算在前有研究基础上着重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史记》所建构的孔子形象，其学理依据是什么？这与理解《孔子世家》有何关系？二是《孔子世家》和《陈胜世家》是相互独立、各具特殊性的吗？希望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司马迁为孔子作世家的深层逻辑。 二、董仲舒与《史记》中的孔子形象正如朱维铮师所提醒，我们应当区分“孔子的历史”与“历史的孔子”。(22)周予同先生说：“两汉以来的孔子只是假的孔子而不是孔子的真相。”(23)笔者倾向于把“假的”替换成“建构”。《史记·孔子世家》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份孔子传记，上距孔子之殁近四百年，其中一定蕴含了大量的乃至系统性的建构。建构的依据分两个层面，一是史料，二是据以组织这些史料的理念，而后者尤为重要。 《史记》中的孔子形象有两个重要面相：一是为修复礼乐奔走于当时的孔子一是超越时代限制，以思想影响于后世的孔子。孔子的后一种面相，是通过其晚年修订六经实现的，其中在《史记》中地位最特殊、最频繁地被提到的是“作《春秋》”。相较于其他经典的编订，《孔子世家》不仅对“作《春秋》”的介绍篇幅最多，而且行文上单独展开，不与其他五经相连，在孔子晚年生活中独居重要位置。此外，《史记》全书多处提及孔子“作《春秋》”的意义《太史公自序》甚至含蓄地将《史记》写作比拟为“作《春秋》”。 司马迁既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编纂《史记》的宗旨，其价值关怀必然也是超越时代的。通观《史记》可知，社会伦理、政治秩序，是这一关怀的核心部分。在《史记》处理过的历史人物中，能通过整理历史形成价值体系、表达政治理想，并为司马迁提供系统性思想养分的，唯有孔子。 故司马迁试图将自己的写作与孔子“作《春秋》”联系起来，是有其逻辑的《春秋》也因此在《史记》中拥有特殊地位。然而，与“作《春秋》”相关联的孔子形象是被建构出来的，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公羊学。(24)司马迁既然接受了“作《春秋》”的孔子，必然也受到了相应学理的影响。所以笔者认为，从《史记》的《春秋》观入手以理解《史记》的孔子观，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研究《史记》的学者都会注意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与壶遂关于《春秋》的对话，也有学者将这段对话视为司马迁“继《春秋》”之志的夫子自道。(25)问题是这里的《春秋》具体内涵何指？是《春秋》经文本身，还是某一家解释《春秋》的传文、师说，还是有其他更广泛的理解？历来异说纷纭，早在中古《史记》注家中既已体现出这种分歧。 如对话中司马迁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裴骃《集解》引张晏说：“《春秋》万八千字，当言‘减’，而云‘成数’，字误也。”裴骃随即反驳道：“太史公此辞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春秋》，《公羊经》、《传》凡有四万四千余字，故云‘文成数万’也。”(26)裴骃解释得很清楚。 司马迁这段话起首云“余闻董生曰”，自下“周道衰废”迄“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虽然也杂引其他典籍，但主题思想明显来自于《春秋》公羊学，言辞文句或与《公羊传》契符，或与《春秋繁露》相应。甚至壶遂问话中所云“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也是公羊学说特有而又最基本的内涵。吴忠匡《史记太史公自序注说会纂》对这篇文字每句话的来源、含义都有详细注解，可资参考，文繁不举。(27) 唐代学者却又把裴骃已经解决的问题搅乱了。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小、颜云‘史迁岂以《公羊传》为《春秋》乎’？又《春秋经》一万八千，亦足称数万，非字之误也。”(28)针对这一观点，吴忠匡说：“古人为学，贵师承，又汉人引据，往往经传不别。史公受《春秋公羊》说于董生，故《史记》称《春秋》，多指《公羊》。”在列举《史记·宋世家》、《淮南王列传》、《匈奴列传》三例，所云《春秋》皆指《公羊传》而言之后，吴氏又说“不特史公，汉人著述中所举《春秋》亦多谓《公羊》。”如《淮南子·说林》、《汉书·陈汤传》者是。(29) 笔者认为裴骃、吴忠匡的解释是正确的。脱离传文与师说，文辞简奥的《春秋经》是无法得到理解的。进一步说《春秋》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政治主张，本身就是由传文与师说建构的。故在汉代，根本不存在独立于传文与师说之外的《春秋》学。不唯《春秋》学如此，其他儒家经典都是这个情况。有学者总结道：“汉人之治经，实治传也。”(30)此说良是，盖舍传而经之意义不备。司马迁也必假传以通经，获得相应的观念体系。而在西汉前期，经学立于学官者少，宣帝之前除《诗经》以外皆一经一师，《春秋》唯有公羊师说，(31)故形成引据中经传不分的传统。 《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讲述《陈涉世家》撰述之由时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32)吕思勉注意到了这句话，认为“史公以《春秋》之作比汤武”。(33)严格来讲，应该是以《春秋》之作比汤武之作，在这里《春秋》具有明显的拟人化特征。吕思勉关注的是上下两个分句间的对称，在这句话里还有另一种对称形式，即上分句中桀、纣与汤、武对，下分句中周与《春秋》对。“周”可以理解为周王朝，也可以理解为周朝的礼乐制度。无论将《春秋》人格化、拟王朝化，或将其视作可与周朝礼乐等量齐观的“一王之法”，都是《春秋》公羊学的专有特征，而且是来自董仲舒。(34) 学者已指出，虽同为公羊学，但著于文本的《公羊传》与董仲舒学说之间有着明显差别。如孔子改制、以《春秋》当新王诸说《公羊传》无明文。这些学说主要见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一篇尤为核心，如云：“《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因此要绌夏、新周、故宋，形成殷、周、《春秋》新三统《春秋》继周道之弊而兴起，根据文质交替规律，需损周文而益殷质。(35)这就是《春秋》拟王朝化的出处。 然而《春秋》毕竟是一部著作，假以明道的事迹托付于鲁史，故必须“缘鲁而言王义”，又有“王鲁”之说。(36)这就是《史记·孔子世家》言孔子作《春秋》是“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的依据。(37)东汉末年何休作《公羊解诂》，将董仲舒的这些学说纳入对《公羊传》的解释中，丰富了《公羊传》的内容。(38) 汉代经学家都尊奉孔子，但绝大多数采取为经典作传疏的形式阐明孔子某个具体理念，很难通过这种形式建立孔子的人格形象。留下来的汉人传经文献中，唯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脱离经典文本，采用论说形式，这也更有利于刻画孔子的人格形象及其思想的系统性。综上所论《史记》所运用的《春秋》学说，以及因“作《春秋》”而具有超时代思想史意义的孔子形象，主要就是来自于董仲舒。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把公羊学与谷梁学、《左传》做个对比。有学者总结道：“三传唯《公羊传》有‘孔子作《春秋》’之明文。”(39)至于东汉古文家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40)是今古文纷争扰扰、师说混淆以后的事，非司马迁所能知。杜预亦托“或曰”云：“《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41)孔颖达指出一个问题，单就何休注《公羊传》文本而言，也是没有孔子作《春秋》明文的“孔子之作《春秋》”明文见于另一个《公羊传》文本，即东晋时期的孔衍本。(42) 细按何注《公羊》哀十四年传文，的确没有直接给出“孔子作《春秋》”字样，但传文明确讨论了“君子曷为为《春秋》”的问题，作出“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的解说，与《左传》、《谷梁传》哀十四年文下了无一字及于《春秋》者相去霄壤。(43)更重要的是，董仲舒于此有明文，是司马迁见闻可及的文献。董仲舒对武帝第二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44) 《史记·孔子世家》以获麟者为叔孙氏车子鉏商，与《左传》同，而《公羊传》但以采薪者获麟，不云名氏；且《史记》载孔子卒日为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亦与《左传》同，因启疑窦，或以为《史记》兼采古文家说。(45)且把刘歆抄掇《史记》以成《左传》的偏激之见放置一边，就文本论文本，仍得不出《史记》此处采用古文的结论。如前文指出《左传》仅仅提供了鉏商获麟的事件性细节，并没有将此与孔子作《春秋》联系起来。《史记·孔子世家》则在行文中将鉏商获麟作为孔子作《春秋》的前奏，其间孔子对颜渊之死的悲叹颇与《公羊传》相应。《史记·儒林列传》则更紧密地将获麟与作《春秋》联系起来：“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46) 一般认为汉代《春秋》学，今文家以麟至之后孔子作《春秋》，古文家则持《春秋》成而致麟之说。(47)《春秋繁露·符瑞》：“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48)《史记》叙事逻辑与董仲舒说相一致。古文家说见于孔颖达《春秋正义》引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卫反鲁而作《春秋》，约以周礼，故有麟应而至”，贾逵、颖容说并同。(49)这是东汉以后学者的发挥诠释，是司马迁身后事。综此，即便司马迁在叙事上采用了《左氏春秋》的细节，仍不妨碍这样一个结论：《史记》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形象，是假借董仲舒的公羊学说成立的。这就是前文所云史料与据以组织史料的理念之间的差别。 在《史记》所述《春秋》是否包含了《左传》这一问题上，更容易引起解读混淆的，是《十二诸侯年表》这段序言：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50) 有些学者据此认为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不仅仅来自公羊学，还受了《左传》的影响。(51)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全文具引，是想指出这段文字从文意上看，其实讲了两个层面的问题。“鲁君子左丘明”之前，是第一个层面，讲孔子修《春秋》，典型的公羊说，“王道备，人事浹”更是直接袭用董仲舒的语言。(52) “鲁君子左丘明”以下是第二个层面。在此《左氏春秋》(注意司马迁没有使用《左传》这个词)和《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是并列的，是与“史记旧闻”相关的各类衍生品，并不能说明司马迁相信《左传》是解《春秋》的，并从中获得了与公羊学不一样的《春秋》学理解。(53)故皮锡瑞云：“《史记》称《左氏春秋》，不称《春秋左氏传》，盖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之类，别为一书，不依傍圣经。”(54) 虽然多数现代学者无法接受康有为等人的说法，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的，但第一个建立《左传》与《春秋》之间联系的的确是刘歆，不能把它前挪至司马迁时代。(55)《汉书·刘歆传》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56)至于《史记》是否采用了《左传》的内容，学者间仍有分歧。 笔者认为可以退一步来看，如上文所举鉏商获麟例，即便《史记》采用了《左氏春秋》的内容，也和《史记》捃摭其他“史记旧闻”一样，司马迁并不是经由《左传》理解《春秋》的政治学说以及孔子作《春秋》的意义的，且《左传》并未致力于勾勒出一个清晰的孔子形象。 故我们的结论是：(1)司马迁是透过公羊学理解《春秋》的，当《史记》以《春秋》学说为立论基础、发挥思想时，此《春秋》即是公羊学，这一点在学理上是可以锁定的，也是必须锁定的，否则会引起很多对《史记》的误解，也妨碍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史记》中的孔子形象。(2)《史记》据以勾勒孔子生平的史料，有《沦语》、《左氏春秋》、其他经传，以及我们今天看不到的古史文献。而思想层面的孔子形象得以丰满，并被赋予超越时代的意义，是司马迁假借董仲舒的公羊学说达成的，即《史记》中的孔子形象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董仲舒。明乎此，苏舆所说的“史公尊孔子，立世家，又得之董生者”，才能找到落脚点，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史记·孔子世家》的成立，是遵循了怎样的体例与逻辑。 三、《史记·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的组合意义有学者注意到，司马迁在写作体例上努力保持《孔子世家》与其他《世家》的一致性。如陈仁锡和李景星都注意到《孔子世家》屡在孔子年龄下叙事，相当于诸侯纪年。(57)又，各诸侯《世家》往往在相应年份下记录其他诸侯国的重大事件，这一方法也被挪用到孔子身上。赵翼说：“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重轻也。”(58) 笔者以为，这种错综互见的写法，其实是表的文字化。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中也逐一记载了孔子的重大活动，虽不能独成一行，但待遇与列国相埒。善读《史记》者都知道，表是《史记》真正的纲领，我们往往能从本纪、世家和表之间的紧密配合，看出司马迁思虑的周全和《史记》结构的缜密。与列国《世家》以及《十二诸侯年表》的呼应，体现出司马迁在安排《孔子世家》时，体例与逻辑是自洽的，关键是要找出这一安排的具体内涵。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还会碰到一个问题：孔子作为春秋后期人物《孔子世家》为什么没有按照历史时序出现在春秋诸侯与战国诸侯之间，而是殿于先秦诸《家》之后？紧接《孔子世家》的，是被中古史评家们批评得更厉害的《陈涉世家》。司马贞说：“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竟灭秦，以其首事也。然时因扰攘，起自匹夫，假托妖祥，一朝称楚，历年不永，勋业蔑如，继之齐鲁，曾何等级。可降为列传。”(59)司马贞一方面意识到了陈胜“首事”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却认为应将其降为列传。 这说明司马贞根本没有意识到《陈涉世家》和上一篇《孔子世家》其实是一个组合，司马贞的这一“无意识”具有普遍性。清末学者陈玉树注意到《史记》将孔子、陈胜排列在一起的，不仅是世家结构，还有《儒林列传》的序论，他说：“太史公既于《自序》见意，复于《儒林传序》畅述其旨，首叙孔子次《诗》《书》，次及秦季焚书，次及陈涉为王，诸儒委质，次及汉兴诸儒修经习礼，其大指已昭若发蒙，而司马贞不悟，犹云宜降为列传，何其谬哉！”(60) 笔者认为《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是一个不能拆分的组合，在整部《史记》中具有结构性意义。要明了这一点，首先需厘清公羊学对《史记》孔子形象的影响；其次，要回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这一动态大历史观中寻找孔子、陈胜的定位与价值，而不是相对静态地就孔子、陈胜本人的事迹讨论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司马迁将孔子、陈胜写入世家的意义。 公羊学为古今之变这一大历史中的孔子设计了一个角色，即以素王身份，通过“作《春秋》”为后世创制义法，皮锡瑞所谓“孔子功继群圣，全在《春秋》一书”。(61)在公羊学的设计中《春秋》的目的是改革周道之弊，是继周道而兴的一王新法，所以有资格在王朝更替的三统循环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历史引进了一个新元素，原先夏(正黑统)、商(正白统)、周(正赤统)旧三统要发生变化，必须把夏朝挪出去，才能空出一个位置容纳《春秋》，此所谓“绌夏”；接下来就形成了商(正白统)、周(正赤统)、《春秋》(正黑统)这新三统，或者说新三王。 按董仲舒的设计，从三王中挪出的，归入五帝；从五帝中挪出的，归入九皇；从九皇中挪出的，归入六十四民。随着历史的发展，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的具体内涵都会发生变化，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在周道未弊、《春秋》兴起之前，三王就是夏、商、周，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62)《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紧接夏、商、周三代本纪，其实严格符合董仲舒的“三统”说推演，这也构成了司马迁所说“通古今之变”中的“古”。(63) 但历史的要害在“变”，是由“古”到“今”的过程。“今”是司马迁所生活的汉代，那么这个“变”主要就体现在由周向汉的过渡进程中。以司马迁所依据的公羊学来看《春秋》的作用就是衔接周、汉。《公羊传》哀十四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64)《春秋繁露·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65)汉人心目中的“后圣”自然是汉帝，董仲舒又说： 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66) 这段话里，董仲舒明确地将秦朝排除出治道统绪。对于汉初知识分子来说，抛弃秦政是通识。司马迁大段抄录贾谊《过秦论》作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的评语，也是这个意思。(67) 孔子毕竟是有德无位的素王，他造的新法再好也需要人的行动来实现，所以需要有一套“革命”理论与之相配合。蒙文通说： 《齐诗》讲“革命”，《公羊》讲“素王”。但两者是不能分割的，不能孤立起来讲论的。很显然，如果没有“革命”来“易姓改代”，圣人如何能受命而王。故只讲“素王”而不讲“革命”，称王便失掉根据。反过来，如果没有“素王”的“一王大法”，“革命”便将无所归宿，故只讲“革命”而不讲“素王”，“革命”便失掉行动的目标。(68) 齐《诗》和公羊都是齐学，公羊学者董仲舒、刘向引《诗》多齐义，是齐学内部诸经间确有会通处。刘邦正是因“革命”而起的后圣。辕固生与黄生在汉景帝面前讨论汤武革命是否合理，辕固生的最后一问就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司马迁在讲完这段故事后补了一句：“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69)受命是公羊说，放杀是齐《诗》义，两者都源于《孟子》。(70) 从孔子改制到刘邦受命，在历史发展的现实路径中，有秦、项、陈胜等因素需要正视。原始察终，尽其委曲的《史记》必须尊重这些事实并予以解释。(71)《史记·太史公自序》论作《秦楚之际月表》曰：“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72)而《秦楚之际月表》本文则说：“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73)观史公文意《自序》中的“楚人”当即《月表》中的陈涉。所不同的是《自序》作八年《月表》作五年。 陈胜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七月起兵；二年(公元前208)六月楚怀王立；汉元年(公元前206)十月子婴降、义帝立、项羽称西楚霸王；汉五年(公元前202)杀项羽。若从公元前209年陈胜起事算起，到刘邦称帝，首尾八年，与《自序》合，故梁玉绳以五年为非。(74)田余庆先生《说张楚》一文也注意到了这一点。(75)笔者以为，所谓三嬗，若作动态观，由秦至陈胜的张楚为一嬗，由张楚至项羽的西楚为二嬗，由西楚至汉为三嬗，此则八年之说为合。若用五年说，从秦朝尾声公元前206年算起，到刘邦称帝为五年，中间没有陈胜，三嬗当指秦、西楚、汉三个政权，说似在两可之间。 至于田余庆先生说，在安排《陈涉世家》时“司马迁的思想是相当混乱的”，笔者不能同意。田先生说：“若是如司马迁所说尊重亡秦，则张楚之功不在项羽之下，虽立《陈王本纪》亦无不可。”田先生忽略了一个细节，陈胜并没有彻底推翻秦王朝，在他去世的时候，秦的王号还在。推翻秦朝的是刘、项，所以《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系年是可以衔接的。若为陈胜立本纪，必插在《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之间，陈胜败而秦犹在，纪年如何衔接？《秦楚之际月表》也是旁行邪上以义帝元年续秦王子婴之末，以示纪年的可衔接性。(76) 田先生又说：“若从陈胜不继世而亡言之，比诸侯立为世家也不合适，入列传就可以了。”(77)这一方面是惑于班固、唐人对“世家”体例的误解，另一方面田先生没有通盘考虑本纪、世家与表的结构性关系，当然更没有注意到《孔子世家》、《陈涉世家》这对组合在公羊哲学历史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司马迁自己对“世家”的定义：“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78)司马迁并没有在这段话里强调传承的意义。二十八宿与北辰是拱卫关系，三十辐共一毂，形成合力滚滚向前，历史的动与静皆在其中。十六诸侯《世家》之所以以书传代，是因为周天子也在传代，相辅相成，形成对应。而书写谱系也是司马迁之前就有的传统，一些列传中也有谱系，并非说“世家”必须有谱系传承之意。 从《吴太伯世家》到《田敬仲完世家》十六篇周代诸侯世家，见证了周道兴起与衰弊的全过程。战国四《世家》虽然时代在孔子之后，却也是周朝的一部分。我们再把《太史公自序》中阐述战国四世家的写作理由汇总一下，“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学世家》第十四”，“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79)四世家的成立完全与拱卫周朝有关，所以他们也和周朝一样属于“通古今之变”中“古”的部分。 孔子创制的义法正是承周道衰弊之后，以待后王，体现的是“古今之变”中的“变”，而要将“变”落实在具体的政治进程中，则有待于陈胜发难。因此《孔子世家》在《史记》中的位置并不是孔子这个人物的历史时间坐标，而是象征着孔子所创制的义法在周、汉历史转变之际的位置。朱东润先生说：“史迁列孔子于世家，特以其立大经大法，为汉制作，虽身系周室之岁时，而功在汉家之社稷。”(80)有了这些认识，再合观司马迁自述《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的写作理由：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81) 结合这两段文字，我们看到了一段由周道衰弊走向秦亡汉兴的大历史，是“古今之变”的核心部分：孔子为汉制法是“变”的一面，体现今文经学中的“受命”义；陈胜首难亡秦是“变”的另一面，是今文经学中的“革命”义，两者相辅而行，为“后圣”的到来开辟道路。朱东润先生论《史记》中的世家体裁：“求其本义，史公但言辅弼股肱，不及他端”，(82)诚为解义。究其本质，孔子、陈胜虽非汉人，但都在古今变化之际起到辅弼汉兴的作用。前者诸侯辅弼的周朝时间长，他们的世家也可以在谱系中得到延续。孔子、陈胜处古今变幻之际“变”的时期短，相应世家也未必要体现延绵不绝。总之，所谓传承延绵并非司马迁立世家这一体裁的本意。 另外，从司马贞到田余庆先生所主张的陈胜可以入列传的观点，也是忽略了《史记》中本纪、世家、表的三位一体性。如孔子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占有一席，陈胜在《秦楚之际月表》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文本上，世家与本纪各篇独立，世家对本纪所起的辅弼股肱作用，最终是统合在表里得到体现的。 四、余论：公羊学衰微与《孔子世家》失解综上，我们的结论是：《史记·孔子世家》是司马迁以公羊学说为背景，将孔子为汉制法的政治哲学历史化《陈涉世家》则是体现齐《诗》“革命”说的重要一环，两者都是西汉今文经学的核心内容。通过塑造孔子、陈胜的历史形象，司马迁勾勒了从周向汉这一“古今之变”的具体过程与内容《孔子世家》与《陈涉世家》作为一对组合，负责向读者阐述“古今之变”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的方向应该在哪里。 因为孔子、陈胜都不是事实上的号令天下的帝王，所以不可能升等到本纪，而泯入列传的话，又体现不出西汉早期经学为这一历史巨变设计的特殊内涵，更无法与《史记》中相应的“表”所要表达的思想构成一致性。在作这个安排时，司马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写作结构上，都是逻辑自洽的，并不像后世学者批评的那样思想混乱、体例不纯。以前不是没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点，但很少有人予以系统梳理阐发，故笔者不揣浅陋，表而出之。 班彪与司马迁的分歧，其实有更深刻的学理背景，今古文之争以及通史与断代史不同的写作意图，都需要认真考虑，限于篇幅只能另文阐发。唐宋以后多数学者在《孔子世家》这一问题上失解，是与史学独立、公羊学衰微同步的。据皮锡瑞《经学历史》总结，南北朝以后措意于《公羊》、《谷梁》的学者就很少，唐代修《五经正义》，《春秋》取的是《左传》，《公羊》、《谷梁》作为小经有“殆将绝废”的危机，且当时风气重注疏而不重义理。(83)这是唐代学者如刘知幾、司马贞、张守节等人研究《史记》，却不知司马迁思想基础、学理依据的学术史背景。 朱东润先生说：“尚论古书，课其条例，抑扬迭作，其病有三。或本无是例，强为代立，倘有蹉跌，横肆讥诃，此强人以就我之病一也。或见后起之书，别定新例，追论古作，诋其未合，此强前人以就后人之病二也。”此说最明。所以我们研究《史记》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司马迁自己的思想，哪些不是，哪些是后来产生的思想理念被误挪到前代去了。但朱先生也批评了第三种毛病：“古人述作，但宏大体，至于枝叶，实未尽合，而即斑论豹，岂曰能贤，此强古人之阔略以就今人之文网。”(84)不知本文所述是否有强古人以就今人文网之嫌，诸大雅君子有以教我。 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