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是1926年发表在《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上的《记念刘和珍君》里的一句话，鲁迅先生的文笔依旧犀利如昔，但却字里行间多了一丝悲痛。
这是他对“三一八惨案”中所有遇难学生的哀悼，也是他对反革命的军阀一种强烈的控诉。
然而，甚少有人知道，在这桩惨案背后，还发生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其中就包括鲁迅先生和地质学家李起光先生的一些往事。
这个世界，从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而鲁迅先生为何点名骂李四光先生？对方还不敢还嘴？
1924年，杨荫榆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作为当时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的负责人，杨荫榆的爱国热情是毋庸置疑的。
杨荫榆
然而，她在学校期间的独裁专制却也引来了很多学生的不忿，尤其是在面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时，杨荫榆表现出了前所未有地抵抗态度，她固执地站在北洋军阀的那一边，对拥有革命热情的爱国学生实行了独断专行的惩罚，因此招来了很多拥护学生革命人的骂声。
而鲁迅先生作为新中国革命文学的先行者，他是中国最先一批觉醒的文人，因而对于学生的爱国运动，他的态度一直是以支持为主的，正因如此，他与杨荫榆天生就站立在了两个不同的阵营。
尤其在随后的学生运动中，杨荫榆变本加厉地开始阻挠进步学生的游行，甚至多次以开除学籍的惩罚来限制学生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
她的种种举动再一次引来了学生的难忍，“驱杨行动”开始在校园里正式开展，学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向上公诉，希望能够罢免杨荫榆的校长身份，并对她的一系列行为提出了质疑与批评。
甚至还有部分同学自觉地组织起来，拦在校门口，不让杨荫榆进入学校，一时之间，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杨荫榆仿佛成了众矢之的。
而这件事也直接成为了鲁迅先生与李四光先生交恶的根本原因。
就在杨荫榆走投无路之时，她通过多方辗转，经由李四光的夫人结识了李四光先生，并且希望李四光先生能够公开为他发声。
彼时，作为第一批放弃了国外优渥的待遇条件毅然决然回国工作的学者来说，李四光先生显然是大众眼中极具影响力的爱国者，因而杨荫榆也希望能够借助他的名声让自己寻得缓冲之机。
然而，当时的李四光先生并不知晓这其中的弯弯道道，尤其是在此之前他与杨荫榆并不熟识，因而对于杨荫榆是怎样的人，他也并不知晓，所以李四光先生拒绝了杨荫榆的请求。
然而，杨荫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她退而求其次地邀请李四光先生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会面，而这一次，李四光先生没有拒绝她的要求。
然而，李四光先生没有想到，杨荫榆邀请与他的学校会晤，并不是希望和他探讨学术问题，也并非是要和他促膝长谈，只不过借他的名义，进入到校园中去，因为彼时的杨荫榆已经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进入到学校了。
然而，正是这样一件在李四光先生看来极其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毅然决然地将他推到了杨荫榆的阵营中去。
因为借助李四光的身份，杨荫榆重新进入到校园，再一次滥用手中的权利欺压进步学生，而给了她这一可趁之机的李四光先生，也被外界划到了杨荫榆的阵营中。
而后，师大的学生开始在报刊中公开发表抨击李四光先生的文章，其中用词之犀利，无出其右，而李四光先生也倍觉委屈，因而也曾在相关报刊对这一系列的批评进行回应，然而，终归未能压过愤怒之下的学生们。
而鲁迅先生作为支持学生运动的学者代表，自然而然与李四光先生站在了对立面，二人的关系也就有些微妙。
随后，“三一八惨案”爆发，面对刘和珍以及杨德群等进步学生的牺牲，鲁迅先生悲痛欲绝，他更是对以杨荫榆在内的北洋军阀拥护者嗤之以鼻，而李四光先生也赫然在他的敌对名单中。
随后，鲁迅先生便开始在报刊杂志中公开批判杨荫榆，李四光等人，并将他们的所作所为成为是“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
而李四光先生面对这样的质疑，也曾想过解释，然而他作为一个地质学家，无论是文笔还是影响力，又怎能敌过文坛大家鲁迅先生，因而思索再三，他还是选择了沉默。
而他的这份沉默或许也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在当时的那种境况下，无论他再说些什么，或许外界也只会认为他是狡言善辩，根本不会有人相信他所说的话。
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多费口舌，不如清者自清，等到一切过去，历史自然能还他一个清白，因而，在鲁迅先生点名道姓地对李四光先生进行批判时，外界并未看到李四光先生的反击。
因而，很多人猜测，这是因为李四光先生心虚不敢回应才以沉默相对，事实上这或许只是另外一种独辟蹊径的应对方式吧。
当然，鲁迅先生与李四光先生的不和还有其他原因，其中有一个流言就是称鲁迅先生不服李四光先生比他的工资高，所以心生嫉妒，因此才一直针对他。
当然，这确实只是一则流言，毕竟鲁迅先生作为现代学者的先驱，他对国家和社会的反思和批判早就超过同时期的大部分学者，这样一个无论是眼界格局都如此高的文人又怎么会因为工资高低而对另外一位学者针锋相对呢？
事情的真相还要从头说起，李四光先生拒绝外国学校的聘请而选择回国之后，被聘请为大学讲师，其中每月的工资大概有两三百块。
而这样的薪水在当时的中国来说已经非常多了，毕竟普通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也只有十几块，而且除此以外，李四光先生还在京师图书馆兼职，每月还另外有五百块的收入。
这两者加起来的工资，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即使是作为创作大家的鲁迅先生，加上每月的稿费也远不及此，然而，这却并不是鲁迅先生对李四光先生不满的缘由。
事实上，当时鲁迅先生作为北京大学的老师，他的工资每月也有两三百块，加上每月的稿费，虽然不比李四光先生的收入，但是每月到手的银钱也足够他生活开销了。
但是鲁迅先生本人对吃穿用住并没有太大的要求，他每月工资除了基本的家庭开销，剩下的几乎都资助给了贫困学生，或者周围家庭情况困难的群众，因而尽管他每月赚的并不少，但几乎月月没有盈余。
而李四光先生或许是留学多年的后遗症，在生活品质方面或多或少有些追求，而这些追求落在鲁迅先生眼中，就成为了他贪图享乐的铁证之一。
尤其是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对老师还有一条规定，就是不许校外兼职，而李四光先生却在京师图书馆兼了一份薪酬高昂的工作，这在鲁迅先生眼中，更是确认了他追求金钱不顾群众的品质，凡此种种，累积在一起，就足以使得鲁迅先生对李四光先生没有任何好感。
因而之后李四光先生又与杨荫榆牵扯到一起，“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先生更是将李四光先生直接划到了敌对的阵营中去了，毕竟在他看来，一个追求享乐的人，不顾学生进步是一件及其正常的事情。
然而，这其中仍然有鲁迅先生所不明晰的真相。
事实上，尽管李四光先生的生活品质方面或许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讲究，但是追根究底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习惯，比如喜欢喝咖啡等，而这些习惯还并不能上升到贪图享乐的层次。
除此之外，李四光先生每月的大部分收入虽然没有资助给贫困学生或者困难群众，但是几乎大部分都用于购买书籍资料捐给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
和鲁迅先生相比，不过是不同的捐助形式罢了，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是因为这件事知之者甚少，所以才造成了鲁迅先生对李四光先生的误会。
而至于北大老师不能在校外兼职这件事，也是因为当时的李四光先生因为其他原因向学校申请休假一年，并且在这一年中并没有工资，所以他才去了京师图书馆接了这份临时的兼职。
却没想到，这几个误会加在一起，竟然让鲁迅先生误认为他是一个不值得尊重的人，所以才对他的感官大大降低。
而李四光先生或许是因为骨子里还有着传统文人的清高，在被鲁迅先生公开批评之后，也曾解释过一次，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解释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时，他也就断了这个念头，随后不管鲁迅先生是抨击他工资高还是其他，他都选择了沉默以对。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人的误会越来越深。
鲁迅先生的文章素来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刚正作风，而在面对李四光先生时，他也依然表现出了这样的态度。
如今看来，或许鲁迅先生的批判有些不够全面。
然而投入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我们不难发现，在鲁迅先生那个时期，虽然有很多家国情怀深重的文人，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虽然接受了高等教育，却依然不思报国，只图个人荣辱，因而鲁迅先生真正想抨击的或许是这部分人吧。
虽然鲁迅先生与李四光先生的恩怨，最终以李四光先生的沉默告终，但是在此之前，李四光先生也并非是完全没有进行过反抗的。
在李四光先生担任京师图书馆的副馆长之后，鲁迅先生先是用“教授专于敛财，致学术不精”这样的话题予以抨击，后来没有引起什么舆论之后，又将矛头直指李四光先生的学术是否合格。
鲁迅先生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的文章，其中说道：
“京师图书馆将要扩张，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
这篇文章一出，使得原本准备息事宁人的李四光先生怒火冲天，他本不想在这些事情上多费口舌，然而面对鲁迅先生的再三指摘，而且这一次还加上了他一直敬佩的梁启超先生，因而不想再忍的李四光先生终于提笔给时任《晨报》编辑的徐志摩先生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将自己的情况一一说明，并且称“骂人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文人之间整日变本加厉地互相辱骂，那么这个世界还可以居住吗……”
徐志摩
写封信很快得到了徐志摩的回应，他亲自主笔为李四光先生撰写了一篇文章，将情况一一赘述，并在文章的最后表达了李四光先生不愿再进行“骂战”的美好期待。
本以为到这里事情就能得以解决了，然而没想到鲁迅先生在看到徐志摩的这篇文章后，一连发了三篇杂文进行反驳抨击，文章中语言犀利，反讽意味强烈，甚至这次还将徐志摩也牵扯了进去。
而李四光先生在得知鲁迅先生不仅没有停止“骂战”，相反还越“骂”越烈，终于也忍不住自己发文反驳了鲁迅先生，字里行间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鲁迅先生作为一代文人大家，不将自己的时间精力用在创作上，一天到晚执着于这些琐事，实在太多小气。
鲁迅先生被李四光先生一通讽刺之后，不仅没有息事宁人，反而被激起了斗志，他用更加犀利的文笔开始回讽李四光先生，从各个方面对他进行抨击。
两人的“骂战”一度成为了当时社会上热议的话题，也正因如此，李四光先生的工作和学术研究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两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好友之中总有一些交叉，因此两人的关系一度也成为了友人之间争相讨论的话题。
李四光先生毕竟不是文人，他的理念更多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眼看自己是无法扭转鲁迅先生对他的认知了，并且他骂也骂不过鲁迅先生，还影响了自己的工作，所以在此之后，他选择了沉默。
无论鲁迅先生再在报刊上发表什么抨击他的话，他也一概不解释，任由他随意抨击。
而鲁迅先生眼看李四光先生对他的抨击不予回应，便换了另一种方式，他开始写信“骂”他，字里行间几乎拳拳到肉。
然而即使是如此，李四光先生也没有给出任何回应，而且在其他场合，李四光先生也绝口不提他与鲁迅先生之间的这番恩怨，久而久之，本对这件事有些兴趣的人也渐渐失去了兴趣，最终这件事也沉没在了历史长河中。
归根结底，鲁迅先生与李四光先生之间的恩恩怨怨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二人互不了解，对对方都没有一个清楚地认知，再加上两人所处领域不同，思维方式更是天差地别，加之多个误会互相联接，这才导致了最后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