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8日，拐卖17名儿童的人贩子余华英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被执行死刑。这场跨越三十年的罪恶，终以正义的枪声画上句点。从贩卖亲生骨肉到流窜三省作案，从两次入狱到死刑终判，余华英的伏法不仅是对受害家庭的告慰，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拐卖犯罪的极致之恶与司法追凶的坚定决心。
一、从“卖儿”到“拐童”：一条始于亲情的罪恶链条余华英的犯罪始于对亲情的背叛。1984年，她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生女，后因丈夫入狱外出打工，结识同居男友龚显良。两人因经济拮据，竟将亲生儿子以5000元卖给河北邯郸一户人家。这一泯灭人性的选择，成为她拐卖儿童的开端。
作案手法之冷血：
伪装潜伏：余华英常以租房为名接近目标家庭，假扮邻居获取信任，甚至利用女儿接近儿童；
诱骗拐带：用糖果、玩具引诱孩童，或趁家长外出直接掳走；
跨省销赃：从贵州、云南拐带儿童后，统一卖至河北邯郸，形成固定“产业链”。十年间，她与同伙共拐卖17名儿童，最小的仅3岁。被拐家庭中，有母亲在丢失孩子的街头摆摊苦等27年，也有父母因自责抑郁离世。
二、司法追凶：从“漏罪”到死刑的正义补全余华英的落网，源于受害者杨妞花的勇敢。5岁被拐的她，凭借儿时记忆在2021年找到亲人，并协助警方锁定余华英。2022年6月，余华英在重庆落网，但司法程序并未因时间久远而简化：
一审死刑：2023年9月，贵阳中院以拐卖11名儿童判处其死刑；
重审追罪：二审中发现遗漏6名受害者，案件发回重审，最终认定拐卖17人；
终审维持：2024年12月，贵州省高院驳回上诉，最高法核准死刑。这一过程凸显了司法的审慎：即便时隔二十年，仍坚持“一案一查”，将每一条漏罪纳入审判，确保罪恶彻底清算。
三、死刑背后：被撕裂的人生与社会的集体创伤受害者之痛：
杨妞花：5岁被拐至邯郸聋哑家庭，寻亲时父母已离世，姐姐哭诉“家散了”；
罗兴珍：儿子被拐后，她在原地摆摊27年，风雨无阻等待奇迹；
小兰姐弟：被拐27年后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找回，母亲已白发苍苍。这些家庭承受的不仅是骨肉分离，更是世代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北师大教授彭新林指出，被拐儿童回归后常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原生家庭则需重建破碎的信任。
余华英的“零悔意”：直至死刑宣判前，余华英始终态度嚣张，未向受害者道歉。庭审中，她将罪行归咎于“经济困难”，甚至在供述中冷漠描述：“带孩子上火车，卖了4000元”。这种对生命的漠视，正是拐卖犯罪最令人发指之处。
四、死刑的意义：震慑之剑与未竟之问法律震慑：余华英的死刑，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提高拐卖犯罪量刑后又一标志性案例。最高法强调，对“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者适用死刑，彰显了“铁腕打拐”的决心19。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全国拐卖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21%，死刑的威慑作用可见一斑。
社会反思：
技术打拐：杨妞花案中，人脸比对技术成为破案关键，但仍有家庭因技术盲区苦苦等待；
救助短板：被拐儿童回归后，心理干预、家庭融入等支持体系尚未完善；
源头治理：需严打“买方市场”，铲除“传宗接代”旧观念滋生的犯罪土壤。
结语：当枪声响起，正义的齿轮仍在转动余华英的伏法，终结了17个家庭的漫长噩梦，但“天下无拐”的目标仍任重道远。从罗兴珍的摊位到杨妞花的泪水，从司法追凶到技术赋能，这场正义的胜利提醒我们：每一起拐卖案的告破，都是对人性底线的一次捍卫。
正如网友所言：“死刑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让每个孩子都能在父母身边平安长大，才是对罪恶最彻底的审判。”
学海无涯
人贩子该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