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批评过祁同伟，说他患得患失八面玲珑，还说他少年得志容易栽跟头。祁同伟难以找回当年兢兢业业的感觉，皆因他已经发生蜕变。现实的公安系统中，不乏祁同伟这样的干部。
太原北城公安分局原局长邵建伟，曾是太原地区公安系统中最年轻的局长。那时候的邵建伟是何等的风光和自信。可一朝贪腐锒铛入狱，权力、荣誉、掌声全都消失不见，暗无天日的铁窗内，未有绵绵不绝的悔恨。
邵建伟是土生土长的太原人，1957年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12岁那年，父亲的去世打断了原本平静的生活。过早的艰辛，磨砺了邵建伟的心性和意志。七十年代末，邵建伟亦跟随时代的洪流，在太原郊区的一个农村插队。
当他得知高考即将恢复，便萌发了复习考大学的愿望。一年之后，邵建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山西人民警察学校。大学毕业，邵建伟被分配到太原公安局北城分局的一个基层派出所。
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邵建伟就当上了敦化坊派出所所长，不得不说，彼时的邵建伟确实有能力。33岁，邵建伟又升任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处长。不到40岁，邵建伟便当上了北城公安分局长。和影视剧中的祁同伟一样，邵建伟也是少年得志。
41岁，邵建伟又升任太原公安局副局长兼杏花岭分局长。两年后邵建伟调任临汾市，正式成为当地公安系统的一把手。四十岁出头，绝大多数的公务员，都还徘徊在科处级的岗位上，而邵建伟就已经成为了厅局级的干部。
在太原和临汾两地的公安系统内部，人们都公认邵建伟工作踏实且为人处事雷厉风行，浑身上下的那股激情，为自己铺就了顺畅的仕途之路。邵建伟的顺利升迁，也让他很快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领导世界”。
每当脱去警服之后，邵建伟也曾感叹自己日夜操劳，却没有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原来，升任分局一把手后，邵建伟周围各种各样的人就变多了。有的是直接找他办事的，有的则是感情投入放长线钓大鱼。
其中有不少是腰缠万贯的私企老板，长时间接触这类人，邵建伟的心态逐渐起了微妙的变化。和祁同伟一样，邵建伟也感到职权固然重要，可卸任后什么都没了。可钱一旦到手，就永远是自己的，而且还能传给子孙后代。
正是这种心态上的不平衡，成为了邵建伟变质的起点。何况，此时的邵建伟已经成了一把手，没有制约，没有反对的声音，在单位做点什么，都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他经手“处理”的第一个案子，便是杀人。
那是1998年7月，吴冰因为让路问题和出租车司机钱永平发生争执，吴冰用刀子将钱永平捅死。吴冰是国内某报社在山西记者分站的职员，杀人之后吴冰随即潜逃。直到一年之后，邵建伟管辖的杏花岭公安分局才将吴冰抓获。
吴冰刚刚归案，他的家人就开始了四处活动。吴冰的父亲吴元，时任太原商业银行行长。他在市里拼命寻找各种关系并上下打点，企图让儿子取保候审。
吴元认识东海海鲜酒家的董事长吴建宏，后者无意间跟吴元提起，自己和分局局长邵建伟关系很铁。吴元听闻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随即在吴建宏的酒店设宴招待邵建伟。
不久，吴元和邵建伟再次相约山西大酒店。吴元替儿子求情，并直接拿出了20万现金，邵建伟没有推辞，直接将钱收下。几天后，邵建伟给侦办案件的刑警中队长打电话，让他把该案的卷宗拿过来。
邵建伟随后带着卷宗，在御花园大酒店和吴元见面，并把卷宗当面给吴元看了。他特意交代吴元，下面的两件事必须做好。一个是证人的证言，一个是办案人员的工作。吴元心领神会，明白接下来该怎么操作。
至于邵建伟，他只需要按照正常的流程，为这件事提供一个合理的契机就可以了。过了几天，邵建伟亲自主持召开相关会议，主要是研究讨论吴冰的杀人案。邵建伟以吴冰要协助抓捕同案犯的理由，给他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吴冰当天就从看守所出来了。
虽然事情办妥了，但邵建伟并不满意，他直接跟介绍人吴建宏抱怨，说这件事让他担了很大风险。而且，单位私底下的议论和闲话，也容易给他带来各种麻烦。
吴建宏岂能听不出邵建伟的弦外之音，这是不满足啊。吴建宏不敢怠慢，立刻花了29万港币，托人在香港买了5块百达翡丽的手表。之后，连同发票都一起送给了邵建伟。
就这样，邵建伟放任了一把，也开始了自己的受贿徇私之旅。
介绍人的事情邵建伟敢办，老同学的请求更是义不容辞。1999年11月，因为涉嫌绑架罪，嫌疑人任帅被留置在杏花岭分局。任帅的亲属李满林，山西响当当的黑老大，他立刻找到太原检察院的干部罗毅伟，让他想办法把任帅捞出来。
罗毅伟和邵建伟当年是大学同学，开门见山便让他为任帅办理取保候审。邵建伟问都不问，立刻指示分管的副局长，当天就把任帅放了。随后，李满林给了罗毅伟10万，罗毅伟转交给了邵建伟。出于同学情面，邵建伟收了5万，其余的5万又退给了罗毅伟。
除了这两次为嫌疑人开脱，任职一把手的邵建伟，在太原工作期间，还跟其他的私企老板勾肩搭背。他拿过别人的13万，还拿过8.96万元的集资房款。
贪腐的口子一旦被撕开，可就再也合拢不上了。邵建伟在拿钱办事的意识中越陷越深，此后他更是认为，权力就是他个人的生产工具。
邵建伟在落马后曾经坦言，他自己的权力欲其实大过金钱，追求权力的过程，让他产生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满足感。于是，除了收钱办事外，他也看重在公安系统内部捞钱。干部的调整和机构改革，便是邵建伟捞钱的最好时机。
1995年到2001年期间，6年时间里，邵建伟先后在北城和杏花岭两地的分局任职。这期间，公安分局内部有过多次大的干部调整。利用这些机会，邵建伟在内部系统中捞取了不少。
其中，有不少想要“进步”的干警，都是主动向邵建伟表达心意。如同祁同伟向李达康靠拢，甚至不惜哭坟和挖地一样，邵建伟的下属们在这个过程里也是各显神通。邵建伟本人，自然乐见下属们如此表现。
有人送来几千块钱，他笑纳接受，有人送几万几十万，他也照拿不误。一点点积累下来，他居然收了63.66万之多，涉及到的干警有28人。这些人懂事，邵建伟自然也都看在了眼里。
在各个阶段的干部调整过程中，凡是送了钱的，都得到了邵建伟的提拔。也正是由于邵建伟带头，由此便在当地公安系统内，形成了钱权交换意识。而在这个过程中，邵建伟还学习各种新办法来隐藏和遮盖自己。
落马后的邵建伟坦言，自己多年来不再钻研业务，而是整天在研究如何拉拢干部群众，如何隐藏自己，如何表现出好的一面，以便自己能够更长时间的伪装。为此，邵建伟甚至还专门去学习西方政坛上的那套政客表现方法。
2001年6月，邵建伟从太原调任临汾。成为市公安局长不久，各个区县的公安局长和政委便开始了轮换和交流，趁着这样的机会，邵建伟又大肆捞钱。再后来临汾市公安局进行机构改革，那一个个的职位，都被邵建伟明码标价了。
有的干警送钱很多，甚至把美元都摆在了邵建伟的案头。有的干警送钱少，也有的干脆就没有送。邵建伟分门别类，自然也要进行区别对待。
送的多的得到好职务，送的少的得到较差的职务，不送的自然连职务都没有。所以，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的顺口溜，当真不是空穴来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有些干警年限不够，或者工作能力很差不作为，按照规定这样的人自然是不能提拔的，但偏偏这样的人，跑官要官的运作能力很强势。邵建伟既然拿了这部分人的钱，自然也得照顾到他们的利益。
最终的结果是，这些死缠烂打的人，竟然也都给安排了职务。有些口碑实在差的人，邵建伟也担心有人说闲话，就把他们放在了岗位待遇不太好的位置上了。
毕竟在邵建伟的逻辑中，送多送少，送还是不送，至少外在的观瞻要处理到位。换句话说，他要通过手上的权力拿到了好处，还不能让外人挑出毛病，更不能让底下的人议论说闲话。
怀着这样的心思，公安系统仿佛成了邵建伟私人运作的项目公司。再者说一把手更加不受制约，不会有人当面反对，也不用担心有人敢明目张胆的议论。邵建伟便彻底放开了手脚。
2001年6月他刚刚调任临汾，到2004年3月，他在公安局长的任上，就收了人民币52.03万元，美金一万元。这一笔笔的贿赂款，分别来自13名公安干警。邵建伟故技重施，丝毫没有要收敛和收手的意思。
《人民的名义》里，高小琴和侯亮平的对话，虽然是事前刻意做的准备，但她有一句话说得还算在理。即公安系统内的干部，因为整天和各类犯罪分子打交道，久而久之心态也会跟着发生变化。邵建伟一步一步地堕落，也是如此。
哪怕后来不断被人举报，邵建伟也不知道收敛。得到自己被查的风声后，更是妄图销毁证据，和检察机关负隅顽抗。从这一系列的操作中都不难看出，邵建伟已经彻彻底底退化变质。他所有的操作，已经不再是一个公安局长所能为的，完完全全就是在犯罪。
好在法网恢恢，东窗事发也仅仅是早晚的事。落马之后的邵建伟，在自知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也就逐一交代了所有的问题。被关押期间，邵建伟还写下了长达十多万字的忏悔信。
邵建伟思考了自己从警24年来的心路历程，从一个基层民警一步步做起，而后走上了领导干部的岗位，可接着又从一把手的位置上跌落谷底，这种巨大的差别不是别人促成的，完全是邵建伟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在被调查期间，检察机关一共指控了邵建伟四十多条犯罪事实。对于这些已经完全查清了的事实，邵建伟没有进行过辩解。
根据检察机关的调查，邵建伟先后收受的钱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62万元，此外还有一万美金和价值29万港币的名表。邵建伟随后将赃款赃物的大部分进行了退赔。
2005年11月，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邵建伟犯有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和其他一些职务犯罪人员在一审后选择上诉不同的是，邵建伟在一审后表示不上诉。
至此，这个曾经年轻有为的干部，也成为了铁窗内服刑人员。邵建伟本人的蜕变，和其他贪腐分子的蜕变，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是导致邵建伟一步步堕落的关键。而自身心态的微妙变化，也在变质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一切都为时已晚，既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也就得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邵建伟是如此，其他的贪腐分子也是如此。
文|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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