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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想当官的国家无法强盛!
19世纪后期,“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提出了这一主张,剑锋直指日本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誓要让民主启蒙之光照亮日本。
然而在日本大力宣扬独立自由的他,对其他国家却毫不留情,堪称推动日本实行武力扩张的“理论导师”。
那么身无一官半职的他凭什么能对日本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
启蒙大师
很多国家都会把对本国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印在纸币上以示尊崇,例如美元上的美国国父华盛顿、英镑上的历代英国国王等等。
然而到了日本这里,最大面额的一万日元纸币上,印的既不是哪位天皇,也不是某任首相,反而是终生没有挂过一官半职的福泽谕吉。
如此殊荣足以证明福泽谕吉在日本历史上的重要性,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在19世纪后期对日本思想启蒙作出的重要贡献。
彼时的日本虽然完成了明治维新,但以封建等级制为特征的意识形态仍占主导地位,士农工商四个社会等级之间壁垒分明。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让原本处于最末等的商人阶层富了起来。
反倒是一直享受顶层待遇的武士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因国家变革而愈发尴尬。
这种金钱与权力之间的分配不平衡,导致日本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严重阻碍了日本的资本主义进程。
因此当时有见识的日本人都在探索革新之法。
恰在此时,多次出访欧美的福泽谕吉见识到了,完成民主化改革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何等强盛。
两相对比,要让民主启蒙思想在日本落地生根的想法,在福泽谕吉心里愈演愈烈,在这种想法的指引下,大名鼎鼎的《劝学篇》应运而生。
1872年,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以一句“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震撼了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让无数深受等级桎梏的人看到了摆脱枷锁的曙光。
说得直白些,福泽谕吉这是直接撕下了日本人自出生起就被打上的阶级标签,把所有人重新摆到了平等的位置上,直击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严苛等级观念。
随之而来的是,很多有识之士在他的带动下,主动了解并接纳了西方民主思想,日本的思想解放运动由此走上了正轨。
可以说,日本之所以能成为最早一批完成思想启蒙的亚洲国家,与福泽谕吉的先见之明脱不开关系。
也正是得益于对自由民主思想的深刻理解,福泽谕吉提出了“人人都想当官的国家无法强盛”的观点。
那么国家强盛与人人都想当官究竟有什么内在联系呢?
告别儒学
自幼受儒学熏陶,长大后却宣扬背弃儒家“学而优则仕”的西方民主思想,福泽谕吉为何有魄力做出如此“违背祖宗”的决定?
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东亚文化圈里的一员,近代以前受中华文化影响颇深,儒家文化更是被他们学了个彻底。
因此“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一直被奉为圭臬。
因为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中国古代一样,这是底层寒士实现阶级跨越的重要途径。
然而,到了福泽谕吉这里,若是人人都把步入仕途当成人生理想,反倒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因素。
首先要说明的是,福泽谕吉其实也是在传统儒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父母尊长给他灌输最多的就是儒教观念。
然而读遍儒家经典、通晓古今儒道的福泽谕吉,见识过欧美的繁华后却开始批判甚至“咒骂”儒家,直言日本要迈向文明,就不能再做儒教的“精神奴隶”。
其实福泽谕吉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也不能算他数典忘祖,毕竟随着儒学在日本的僵化,社会早已背离了儒学最初倡导的“仁义礼智信”。
具体来说,出生于低阶士族家庭的福泽谕吉,在学校亲身体会到的是来自上层士族子弟的蔑视欺压,在家里最常听到的则是父亲因身份限制怀才难遇的声声叹息。
学的是儒教的治世明经,看到的却是僵化死板的“三纲五常”。
这种“学难致用”的矛盾,导致福泽谕吉少年时经常内心苦闷,但又深感无力挣脱。
直到成年后游历西方,接触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强国“天赋人权”之类的民主思想以后,福泽谕吉才终于看到了出路。
西方倡导的人人平等、独立自由等民主思想,让福泽谕吉明白儒教名位不该是他的追求,尽力让日本国民挣脱等级束缚、迎来精神新生才是他该奋斗的方向。
在汲取西方民主养分的过程中,福泽谕吉进一步认识到,日本人对高官厚禄的渴望并非源于经世济民之心,反而不是出于一己之私,就是在儒教指导下盲目求官。
这种氛围不但不能让日本社会进步,而且还会限制个人的独立发展,把大家都困在既定的老路上,最后只会走向他父亲那样怀才不遇、含恨而终的结局。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不让更多有识之士被儒教扼杀,福泽谕吉才会提炼出“人人都想当官的国家无法强盛”的观点,引导大家追求自己真正想实现的人生理想。
福泽谕吉自己更是树立起了榜样,专心于著书立言、宣扬民主,终生都没有步入仕途,成了日本人人敬仰的思想家、教育家。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福泽谕吉在日本虽然是开民主启蒙之先河的人物,但面对其他国家时,他却只能算是个无情的“刽子手”,这是怎么回事呢?
侵略推手
福泽谕吉终生不挂一官半职,却成为了日本发起侵略战争的“理论导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箱弹药!”
1878年,福泽谕吉在他的《通俗国权论》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字里行间对武力的崇拜溢于言表。
此时距离他在《劝学篇》中写下“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才过去了六年而已,他甚至还在逐步完善这部1880年才正式出版的民主思想论著。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福泽谕吉并非从民主人士转向了民族主义阵营,而是他本来就是一边宣扬西方的民主,一边高举有利于日本的民族主义旗帜。
换言之在福泽谕吉看来,只有日本和比日本强的国家的国民才具有民主权利,其他贫弱国家的人权问题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为了让日本实现扩张的美梦,贫弱国家的生死存亡更是不值一提,这就是典型的侵略者思维。
被福泽谕吉划分在可侵略国家之列的典型当属中国,为了让日本政府实现领土扩张之野心,他甚至专门提出了“武力侵华策”。
至于福泽谕吉选定中国的原因,无外乎当时临近日本的中国虽地大物博却尚未摆脱封建束缚,若日本在中国弱势之时趁虚而入,能攫取的利益绝对不容小觑。
因此福泽谕吉虽然死在了日本全面侵华之前,但他却以思想家的身份,为日本军国主义后续的疯狂侵略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
归根到底,福泽谕吉的确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启蒙思想家,但他的“国权扩张论”却遗害不浅,这注定了他的声名只能局限在日本之内。
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因他的武力扩张思想饱受欺凌的国家,不把他永远钉在耻辱柱上就不错了,根本谈不上尊重。
参考资料:
[1]渡边浩,陆健欢.福泽谕吉《劝学篇》首章与明治革命[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4,(01):1-11.
[2]安善花,朱冠群,何雯.福泽谕吉的国际秩序观及其东亚史意义[J].东北亚学刊,2022,(01):67-80+148.
[3]李聪.福泽谕吉文明观与日本战争责任问题[J].日本侵华史研究,2017,(04):5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