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功臣徐达、常遇春名声为什么不如卫青、霍去病,那般响亮

爱上你的吻 2024-12-18 14:43:49

明朝的建立是一部充满血与火的史诗,其中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徐达和常遇春便是最耀眼的两颗将星。

徐达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被誉为明朝第一名将,死后追封中山王;常遇春则勇猛过人,冲锋陷阵,被朱元璋赞誉“开国之功,常遇春十居七八”。

作为朱元璋麾下最为倚重的开国功臣,他们南征北战,为大明王朝的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令人费解的是,这两位开国元勋的后世名声,却远不如汉朝的卫青、霍去病,以及唐朝的李靖、李勣那般响亮。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

草根出身的军事奇才:从田间到战场,铸就一代名将

徐达和常遇春,两位出身迥异却同样杰出的军事将领,他们的崛起之路恰似明朝开国史的缩影,充满了传奇色彩。

徐达,出身贫寒农家,年少时便与朱元璋结为挚友。二十二岁他已成为军中将领,从此便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在刀光剑影中锤炼出一身精湛的军事才能。

他参与了诸多关键战役,从定远、滁州的初露锋芒,到常州、泰州、镇江、池州的攻城拔寨,再到鄱阳湖之战的力挽狂澜,以及最终攻克平江,俘获张士诚的辉煌战绩。

徐达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成长为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在明朝建立后,他又率军北伐,平定山东、河南、甘陕等地,为巩固新生的明王朝立下了不世之功。

与徐达的稳扎稳打不同,常遇春的军事生涯则更具传奇色彩。他自幼习武,精通骑射,拥有过人的体魄和胆识。

早年迫于生计,他曾落草为寇,但胸怀大志的他并不甘心就此沉沦。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朱元璋,并毅然投身于起义军中。在和州之战、采石矶之战、太平之战中,常遇春身先士卒,勇冠三军,迅速崭露头角。

在鄱阳湖之战中,他更是与徐达并肩作战,为明朝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

随后,他参与了攻打张士诚的战役,并率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最终攻占元上都,俘获元宗王,将他的军事生涯推向了巅峰。

尽管出身和经历不同,徐达和常遇春却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却在战争的洗礼中逐渐掌握了兵法的精髓,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蒙元战争的“缺失”与“内战英雄”的形象

徐达和常遇春的赫赫战功毋庸置疑。然而,细究史料,我们却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关于他们与元朝军队交战的记载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关于他们与张士诚、陈友谅等其他起义军交战的细节。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朱元璋的军队是否刻意避免了与元朝主力正面交锋?而张士诚的抗元战争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被历史刻意忽略了?

这种“缺失”的记载,使得徐达和常遇春的形象更多地被塑造成“内战英雄”,而并非驱逐外敌、恢复中华的民族英雄。

这种“内战英雄”的标签,也对他们后世的名声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更加崇尚的是抵抗外敌入侵、保家卫国的英雄,而对于“内战”中的英雄,则往往评价较为复杂。这或许是徐达和常遇春的功绩虽高,却名声不显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间演义和文学作品中,也往往侧重于描写朱元璋军队与陈友谅的战争,而对与元军的交战则着墨甚少。这更加强化了“内战”的印象,淡化了徐达和常遇春在抗元战争中的作用。

这种历史叙事的偏差,也使得他们难以获得与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等抵抗外敌的英雄同等的评价和认可。

多重因素交织下的“沉默”:缺乏宣传与文学加持

徐达和常遇春的“沉默”,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最明显的便是朱元璋本人的光芒过于耀眼。他从一个乞丐到开国皇帝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极具戏剧性和吸引力,很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相比之下,其他功臣的故事,即使同样精彩,也很难与之抗衡。

并且明朝的政治环境也不利于对功臣的宣传。明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者对言论的控制极其严格。

尤其是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任何对功臣的赞誉,都可能被解读为对皇权的挑战。

在这种高压的政治氛围下,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歌颂徐达和常遇春,即使是他们的后人,也必须谨言慎行,避免招致祸端。

缺乏文学作品的加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的故事,都被后世的文学作品反复演绎和传颂,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各种戏曲小说等等。

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他们的形象,也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力。相比之下,徐达和常遇春的个人经历和爱情故事缺乏戏剧性,难以被文学作品演绎和传播。

他们没有卫青的“皇后姐姐”,也没有李靖的“红拂女”,他们的故事更多的是关于战争和策略,缺乏浪漫色彩和传奇色彩,这使得他们在后世的文化记忆中相对模糊。

如果徐达和常遇春活到洪武末年?

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可以推演。如果徐达和常遇春能够活到洪武末年,他们是否能够逃脱朱元璋的清洗?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太子朱标的关系。

朱元璋晚年,随着身体状况的日益恶化,他开始担忧太子朱标能否顺利继承皇位,并有效控制朝政。

为了避免汉朝吕后专权、周勃、陈平诛杀诸吕,以及西晋八王之乱、司马氏篡魏等历史悲剧的重演,朱元璋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清除所有可能威胁到皇权的潜在因素,其中包括那些功高震主的开国功臣。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陆聚等一批开国功臣及其家族被处死。

这次屠戮的目标主要是洪武三年受封的旧勋贵及其子孙,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给太子朱标扫清障碍,确保他能够顺利即位并稳固统治。

而蓝玉、傅友德等洪武三年后受封的新贵,由于已经被太子朱标有效拉拢和控制,因此得以幸免。

命运弄人,太子朱标英年早逝,皇太孙朱允炆成为新的继承人。朱元璋深知,蓝玉、傅友德等人对朱标的忠诚并不等同于对朱允炆的忠诚。

为了避免这些新贵在朱允炆继位后拥兵自重、威胁皇权,朱元璋再次举起了屠刀。

从洪武二十六年到二十七年,蓝玉、傅友德等一批新贵也相继被诛杀,他们的生命和家族,成为了朱允炆皇位的奠基石。

由此可见,如果徐达和常遇春活到洪武末年,他们的命运将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他们能够与太子朱标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展现出对朱允炆的绝对忠诚,或许能够逃过一劫。

但只要他们表现出任何一丝对皇权的潜在威胁,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在朱元璋的眼中,皇权的稳固高于一切,任何潜在的风险都必须被彻底清除。他不会去赌博臣子的忠心,因为他赌不起。赌赢了,没有任何奖励;赌输了,则会失去整个江山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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