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收藏热。报刊上讲收藏金石书画邮币器物的文章很多，却很少见讲藏书的。我以为千藏万藏，不如藏书。玩物虽未必丧志，毕竟费时费力费钱；藏书定能长智，尽管也费时费力费钱。

要说一个人有多少藏书就有多大学问，虽不尽然，但大致不差。这叫　“插架与腹笥俱富”此话源于清人姚际恒。其先世既多藏书，他又多方购置，书多了，日与书居，读得多，学问也深厚了，人称“插架与腹笥俱富”。这就是藏书的第一个好处，即使人增知扩识，明辨是非，进而提高素质。历史上不少人因受家传藏书影响而成为学问家。清代孙星衍的父亲好聚书，有藏书数柜。孙星衍从小“窃视柜中书，心好之”，日读《十三经注疏》及诸史，朱墨点勘，凡数过。后来他尽力搜购奇书秘籍，凡释道两藏及训诂、医学、阴阳、术数诸书无不收藏，终成大学问家。明人张晟认为儒者经济学问在诗书，于是多购书以藏之。他儿子张翊，继父志，力学修业，苦读成材。

家有藏书对妻儿亲友也会有好处，他们可能不解其中味，但文气熏陶，久而久之，或可去掉几分浮躁，成材成器也是可能的，这叫泽及后人。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清人彭桐桥藏书三万卷，不独务博览、工辞翰，其于兄弟互相友爱，教子必以义方，天乐之乐融融，人云“诗书之遗泽有以致之”。北宋人林霆聚书数千卷，皆自校雠，常对子孙说：“吾为汝曹获良产矣。”

清人徐乾学领着儿子登上藏书楼，说：尝叹为人父祖者，每欲传其田土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欲传其金玉珠玩鼎彝之物，又未必能世宝；欲传其园池台榭歌舞舆马之具，又未必能世享娱乐。我拿什么传给你们呢？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藏书楼为“传是楼”。黄澄量藏书五桂楼，他的用意是“重籯金之教”，即“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积财与子孙，不如楹书与子孙”。有的人藏书并不一定要传给子孙，而更愿公诸同好，“天下好书，当天下人共之”。思想境界更进一筹。北宋李常（字公择）藏书九千余卷于江西庐山白石庵僧舍。他中举离开江西后把书留在僧舍，任人阅读。山中人感激他，称僧舍为李氏山房。苏轼作《李氏山房藏书记》，称赞李常不藏书于家，而藏于僧舍，是“仁者之心也”。好书是知识的载体，是财富，装帧、纸、墨、印制上乘的也是可供欣赏的艺术品，所以读书是享受，欣赏书也是一种享受。正如一位藏书家所云：“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因此藏书的人是幸福的，这就叫 藏书有福。

这话自有出处。清人张金吾藏书八万卷，撰书二百余卷，刻书一千数百卷，阮元评论说：“此于古人谓之有功，于己谓之有福。世之有金者，无所不为，独不肯用之于书，是谓无福。若在己无学术，则虽有之、肯之，亦无能用之，若是者亦谓之无福。”就是说，藏书，又能写书刻书，是有福；有钱不买书，是无福；有书而无学问，不能用，也是无福。

清末叶德辉从出版书的多少论福，他说：“士生宋元以后，读书之福，远过古人。生国朝乾嘉后者，尤为厚福。”唐五代北宋年间，雕版印刷发明不久，经史正书刻本很少，非有大力者不可言藏。宋元明以后，特别是清中叶以来，书的印行多了，只要有钱，一日即可获数大部，这是多大的福！时光流转到了今天，出版业发展到几乎古今中外图书都在陆续出版，人们买书藏书的福气比古人大得多了。（余章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