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湖南沅陵县城关镇虎溪山一出土十二件陶编磬，分两组，每组六件，尺寸相次，其中一套上刻有“一”至“六”编号。虎溪山一置一椁两棺，墓主人为长沙王吴臣之子、第一代沅陵侯吴阳，约葬于文帝后元二年，即公元前一六二年之后不久。
二零零六年陕西汉景帝阳陵陪葬墓园五百九十出土陶甬钟四件、陶钮钟一一件、编磬二十件以及表面涂白的双龙盘绕陶钟虡和雀龟形陶磬虡各一对。
二零零六年海外华人收购并捐赠一套九件陶甬钟，入藏汉阳陵博物馆，陶甬钟高一五至二六厘米，大小递减，形制相同，与汉景帝阳陵陪葬墓园出土陶编钟形制与工艺基本相同，器表残留粉白色颜料。
二零零八年陕西西安凤栖原家族墓八东南侧丛葬坑六出土三、件铜甬钟，西南侧丛葬坑五出土二件铜甬钟。八居于墓园核心位置，墓主人为张安世，为汉武帝时期“富平侯”，宣帝时至“ 卫将军”，墓葬年代约在西汉中期。
二零一八年江苏常州市溧阳市天鹅湖镇青龙头墓地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三七出土铜明器钮钟一组四件，高仅数厘米，饰网纹乳丁，年代为汉代。
其他乐种
仅见于金石著录中乐钟，因缺乏判断实用器或明器的充分资料，单列如下。
《西清古鉴》载汉“角钟一”，其上铭“孝武西园安世摇钟已中角”，“ 西园”即为汉武帝茂陵，可确知为汉钟。
“角钟二”铭“四时嘉至摇钟已中角。铜钟，绥和二年，考工宗造，守佐常、啬夫钦、掾丰主，左丞恽、令谭省”。
“绥和二年”乃汉成帝年号，即公元前七年。二件“建平二年”钟藏于日本，铭“ 嘉至摇钟甲堵中羽。
建平二年，共工工恽造，啬夫合、守令史循、橡弍主，左丞辅市、令丰省”，“建平二年”即公元前五年。
西汉编钟的分类与特征
一些音乐考古学者已经注意到乐钟类型学实践中存在误区，并指出在对乐钟进行类型学分析时，必须从解决历史问题的角度和高度出发。
在对乐钟的演化历史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有目的的分型分式工作气基于上述西汉乐钟的发现与分布情况，为了在音乐考古学研究中正确应用考古类型学方法，需说明以下三点。
明确西汉编钟在整个乐钟发展序列中的阶段。编钟滥觞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成熟于春秋中期，春秋晚期盛极而衰，在战国时期持续衰落。
汉人根据统治需要批判性继承和改造先秦编钟，西汉二零零余年间，乐钟的数量和质量及其编列制度远无法与先秦时期相提并论。
出土和传世乐钟既有铜质实用器，又有铜质、陶制、瓷质、木质明器。明器编钟虽然数量众多，但大多制作粗糙，甚至造型诡异，罕见章法可循。故以铜质实用编钟作为编列研究主要考察的对象。
第三，实用青铜编钟具有相对耐久性，其制造、使用、废弃、下葬的时间隔可能较长，即使是具有相对明确下葬年代的编钟，其年代问题也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审定。现存一五例一六０余件实用编钟中，仅有四例是下葬年代相对明确的。
以西汉甬钟和钮钟的自身发展为基础，结合西汉乐钟的突出形制及其变化的关键数据，尝试梳理并廓清西汉甬钟和钮钟器型、纹饰和调音手段的时代特征。
西汉乐钟的特征
西汉编钟相比先秦编钟具有明显明显不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钟腔造型、纹饰和调音手法上。
首先，汉代钮钟和甬钟最突出的特点是钟腔短阔，剖面较圆。为了量化观察编钟性质特征，分别选取钮钟和甬钟铣间、铣长之比以表征钟腔短阔程度，选取鼓间、铣间之比以表征剖面圆阔程度。
若对上述七八件保存较好的西汉甬钟和钮钟代表性尺寸数据进行分析，可进一步量化西汉编钟“钟体短阔，剖面圆阔”的规律。就钟体短阔程度这一维度而言。
近百分之四十五的编钟铣间与铣长之比集中在零点七七至零点八五之间，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的编钟铣间与铣长之比大于零点八五。
其中零点八五至零点九三之间有一九件，零点九三至一之间有一一件，甚至有三件铣间长度超过铣长，而铣间与铣长之比小于零点七七的仅十件。
就钟腔剖面圆阔程度这一维度来看，鼓间与铣间之比集中在零点七九至零点八五之间，占参加统计编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零点八五至零点九零之间的有一八件，零点七四至零点七九之间的有一五件，四件编钟鼓间与铣间之比超过零点九。
钟体剖面近圆，而七件小于零点七四。回顾先秦编钟的形制特征，春秋中期的长治分水岭二百六十九、二百七十出土甬钟铣间与铣长之比平均数为零点七七，鼓间与铣间之比平均数为零点六五。
战国早期的涉县北关一出土钮钟铣间与铣长之比、鼓间与铣间之比平均数均为零点七七。代表先秦编钟巅峰的曾侯乙编钟所有钮钟和中层甬钟的铣间与铣长之比均落在零点六五至零点七之间，鼓间与铣间之比绝大多数在零点七至零点七八之间.
愈发短阔浑圆的钟腔直接导致了编钟音乐性能的改变。北宋《梦溪笔谈》：“ 圆钟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后人不知意，悉为圆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浑不复可辨。”
钟体浑圆导致余音绵长，削弱了编钟的音乐性能，尤其是节拍急促处，声音杂乱含混。
此外，不同于先秦时期的圆柱状长枚，汉编钟常见向心螺旋枚、指纹枚、乳丁枚，均较短小而扁平，枚特有的阻尼作用明显不足，消减余音的效果大大削弱。
总体而言，在技术倒退和文化转型的历史背景下，西汉编钟见证了合瓦形钟向圆体钟转型的过程。东汉以后，双音性能良好的合瓦形编钟几近绝迹，圆体钟成为主流。
再看西汉编钟纹饰。西汉编钟钲、篆、鼓部常见方格米字纹、方格席纹、蟠螭纹、蟠虺纹、龙纹、云纹和几何纹等。舞部多素面。
方格米字纹和方格席纹是西汉早期出现的全新纹饰类型，龙纹、云纹、蟠螭纹和蟠虺纹延续了先秦编钟纹饰的遗风。
调音手法的演变集中体现在钟腔内壁局部厚薄的调整手法上。先秦编钟要么通过直接锉磨钟腔内壁调整壁厚来实现调音，要么设圆首长条形和平缓隆起的板块形音塬以供锉磨，钟腔内壁锉磨痕迹光洁平滑。
而西汉编钟则普遍使用正视为长方形、侧视为楔形的音梁，通过刻凿音梁实现调音，在钟腔内留下密集的、凹凸不平的凿刻痕迹，与先秦编钟明显不同。
迄今发现最早的音梁之雏形出现在山西闻喜上郭村二一一编钮钟，春秋早中期的河南新郑祭祀遗址出土的编钟，广泛采用了粗糙的音脊设计，春秋晚期的陕西太原金胜村晋国赵卿墓编缚之音梁为整齐的长条状凸起，战国早期的曾
侯乙墓编钟较为宽厚，可称“音塬”，并达到了乐钟铸调的技术巅峰。战国晚期河北平山中山国国王墓钮钟和秦乐府钮钟钟腔内壁四个侧鼓部皆有楔形音梁四个。
进入汉世，先秦长条形或板块形音梁为楔形音梁所替代。所有的西汉实用编钟钟腔内四侧鼓部均各有一条楔形音梁，并有不同程度的刻凿痕迹。
如大云山汉墓钮钟于口内有楞状内唇，钟腔内四个侧鼓部对应的位置有楔形音梁，从内唇纵向钟腔内延伸，逐渐浅平，音梁首端两侧可见密集的刻凿痕迹。
此外，大云山汉墓编钟尝试通过“焊贴” 手法来增加钟壁厚度以期调音，但根据测音分析结果，“焊贴” 法既没有增强正鼓音、侧鼓音的隔离度，又使整套编钟音律乖错。
王子初指出编钟音梁造型的改变，是先秦双音钟及其铸造技术失传的重要内容。南越王墓句糴虽然未设楔形音梁，但是留有刻凿痕迹。汉代楔形音梁相比先秦板块形音梁，看不出有任何优势可论，反之不利于保持钟腔内壁平整，徒增腔体震动的阻尼.
汉钟年代駿
由前述可知，西汉乐钟钟腔形制的量化特征指标、音梁及其刻凿手法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部分传世和釆集而来编钟的年代可据此进行重新审视和厘定。
三件铜钮钟均藏于上海博物馆，曾被判为战国器，根据上述讨论结果，可将此三钟之年代重新厘定为西汉早期器，分述如下：
上海博物馆蟠蛇纹钟，云纹枚，四侧鼓内有近方形加厚台面，通高二十八点六、钮高七点二、舞修十四点四、舞广十一点三、中长十七点八、铣长二十点七、铣间十八点二、鼓间十二点五、正鼓厚一点零、侧鼓厚一点四厘米，重七点七千克。
上海博物馆菱形龙纹钟，刘晦之捐赠，该器保存完好，长方形环钮，舞饰细密雷纹，钲饰几何纹，正面钲部有后刻的铭文，枚饰蟠龙纹，篆饰斜雷纹，鼓部饰龙纹并以菱形为界。
钟腔内四侧鼓处有较厚的音塬，通高二四点二、钮高七点三、中长十三点六、铣长十七点二、铣间十五点六、鼓间十一点六、正鼓厚零点六、侧鼓厚一点一厘米，器重四点二千克。
上海博物馆交龙纹钟，舞、钲、篆、枚区、鼓部饰细密的交龙纹，指纹螺旋枚。
通高二六点三、钮高七点零、舞修十三点一、舞广九点五、中长十六点一、铣长十九点一、铣间十四点八、鼓间十一点七、正鼓厚二点二、侧鼓厚一点四厘米，重三点十二千克。
钟腔内壁接近于口四个侧鼓部各有一块长五、宽三厘米的长方形台面，与器浑铸，上有锉磨痕。正鼓内侧另有二块较粗糙的铜块，一块约长五、宽三厘米，另一块约长三点八、宽二点八厘米，为钟铸成后为调音另外焊接上去的。
从纹饰上看，将饰蟠螭纹、蟠虺纹、龙纹之编钟笼统归入战国时期恐怕不合适。菱形龙纹与蟠螭纹流行于战国晚期至寒汉之际，而具有明确的西汉中期纪年的海昏侯墓亦出土幡虺纹钟，细密的蟠虺纹在甬钟器表呈凹凸不平的浅浮雕效果。
应注意到纹饰的延续性相较于器形更持久且稳定，而钟腔体形状的变化是铸钟工艺年代性的集中体现，乃是汉钟与先秦钟的最大区格所在。
此三钟两铣弧曲，铣角内敛，于口上弧，统角钟铣间与铣长之比均在最典型汉钟尺寸范畴之内，鼓间与铣间之比除菱形龙纹钟为零点六九外，其余皆具汉钟典型特点。
而菱形龙纹钟剖面虽不如大多数汉钟圆阔，但其铣间与铣长之比超过零点九，钟体短阔之甚，绝不见于先秦钟。
再考察其调音手法，虽然缺乏钟腔内壁和于口的图像资料，具体音梁形态和凿刻情况不得而知，但从器物描述中可知交龙纹钟确采用了类似大云山编钟的“ 焊贴”手法，反映出从先秦一脉相承而来的双音钟铸造技术己经濒临失传。
综上所述，本文倾向于将上海博物馆三件钮钟视为西汉早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