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34年，彼时距离那令人痛心疾首的“靖康之耻”已然过去了102年的漫长时光，而距离英勇的岳飞惨遭迫害也有足足90年之久。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个个年份犹如深深铭刻的印记，它们见证着岁月的流转和世事的变迁。“靖康之耻”犹如一道难以愈合的历史创伤，北宋的徽钦二帝被掳北上，北宋政权也随之土崩瓦解，那是一段充满屈辱与悲痛的黑暗岁月。而岳飞，作为南宋时期杰出的军事将领，他精忠报国，一心想要收复失地，迎回徽钦二宗，却被奸臣所害。这90年和102年的时间跨度，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它们更像是历史发展的坐标，在这个坐标下，南宋经历了无数的风雨飘摇，王朝在动荡中前行，政治、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金政权的末代君主金哀宗走向了自杀的绝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向大臣下达了一个特殊的嘱托——务必焚毁自己的尸身。金哀宗身处金政权大厦将倾之时，面对蒙古铁骑的猛烈进攻以及诸多内忧外患的困境，他虽奋力挣扎，却无力回天。在这样一种绝望的境地中，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他嘱咐大臣烧掉自己身体这一行为，或许有着多方面的考量。从当时的文化和传统角度来看，可能是为了避免自己的遗体遭受敌人的侮辱。在那个战乱纷争的年代，战胜者对待失败者的遗体往往手段残忍，他不想自己落入这样的悲惨境地。再者，这也许是他对自己作为亡国之君的一种独特的解脱方式，通过火焰的洗礼，让自己的肉身消逝，仿佛能减轻一些亡国的耻辱与痛苦。

那火势才刚刚蔓延开来不久呢，南宋与蒙古组成的联军便如汹涌潮水一般冲进了皇宫。金哀宗的尸身啊，就这么被残忍地一分为二，南宋和蒙古各持一半，仿若以此来宣泄心中的愤恨。想当年，金与南宋、蒙古之间的关系可谓是错综复杂。金曾经对南宋屡屡侵犯，给南宋的边境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这让南宋对金积怨已久。而蒙古呢，在崛起的过程中也与金有着诸多的利益冲突和军事对抗。在这种种因素的交织下，金哀宗在位时，金国已走向衰落，面对南宋和蒙古的联军，几无抵抗之力。最终，皇宫被破，金哀宗也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这也算是历史的一种必然走向吧，是多方矛盾积累的一个结果。

南宋给予金政权的报复可谓是相当惊人的。想当年，金政权处于全盛之时，人口多达700多万，那是何等的兴盛与强大啊。然而，到了灭国之际，金政权的人口竟然锐减至仅仅10万人。这巨大的人口落差，无疑是南宋坚决反击的有力见证。南宋在与金政权的长期对抗中，必然是倾尽了全力。或许南宋在军事战略上精心布局，采用了一系列巧妙且强硬的手段。在外交方面，也可能联合各方势力，对金政权形成合围之势。在战争的消耗下，金政权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断被削弱，而南宋则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一步步将金政权逼向绝境。从最初金政权的繁荣昌盛，到最终的几近覆灭，人口数量的巨大变化就是最直观的体现，它深刻地反映出南宋给予金政权报复的程度之深。

南宋朝廷与蒙古联手将金国覆灭，从当时的局势审视，这一“联蒙灭金”之举，恰似前门刚赶走猛虎，后门又闯进恶狼一般。当时的南宋面临着诸多复杂的情况。金国在北方长期与南宋对峙，虽二者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但金国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南宋与北方势力之间的缓冲。南宋若要与蒙古联合，就必须权衡利弊。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蒙古崛起于北方草原，其军事力量极为强大，且有着强烈的扩张欲望。他们的铁骑在广袤的土地上纵横驰骋，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而南宋的军事力量相对较弱，其军队在面对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时，往往处于守势。金国尽管在与南宋的长期对抗中有所损耗，但依然具备一定的实力。它在北方地区的统治根基尚存，其军队也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然而，南宋朝廷或许未能充分意识到蒙古的潜在威胁，又或者是被金国长期以来的压迫所激怒，从而做出了这一风险性极高的决策。这一决策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在金国灭亡之后，南宋直接暴露在更为强大且野心勃勃的蒙古面前，就如同一个人刚摆脱一个较小的危险，却立即陷入一个更为巨大且难以应对的危机之中。

南宋的统治者并非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只是在当时，他们内心有着更为急切的渴望，那便是覆灭金国，从而洗雪“靖康之耻”。要知道，“靖康之耻”对于南宋而言，是一道深深的耻辱印记。北宋都城被金兵攻破，徽钦二帝被掳走，皇室成员遭受了极大的屈辱，整个北宋王朝的尊严被无情践踏。这一事件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怒火，在南宋臣民心中长久地燃烧着。南宋的统治者们作为王朝的掌舵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民众情绪的裹挟下，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对金国展开报复，将其彻底消灭，以此来重新树立南宋王朝的威望，让国家从曾经的耻辱中挣脱出来，这种想法在他们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他们即便意识到其他问题，也会将消灭金国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一、 宋朝真的不抵抗吗？】

“靖康之变”的阴霾笼罩之后，康王赵构创立了南宋朝廷。彼时，对于那些纷纷南逃的官员和将领而言，但凡尚存一丝羞耻之感，徽钦二帝被掳北上这一事件，无疑是沉甸甸地压在他们心头最为沉重且难以释怀的奇耻大辱。要知道，徽钦二帝在北宋时期乃是国家的象征，是整个北宋政权的核心所在。他们的被掳，象征着北宋王朝的崩塌与沦陷。这一事件犹如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使得国家的尊严被无情践踏，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些南逃的官员与将领，他们身为北宋的臣子，本应肩负起保卫国家、保护君主的重任。然而，在这场灾难面前，他们却只能选择南逃，这无疑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所以，只要他们心中还留存着对国家的忠诚、对君主的敬重以及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徽钦二帝被掳之事就必然成为他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耻辱印记。这一耻辱，不仅仅是个人的羞耻，更是关乎整个民族尊严受损的巨大创伤，时刻提醒着他们曾经的失败与懦弱。

于是，他们针对金人的反抗从未间断过。要知道，在当时那种艰难的局势下，这些反抗力量犹如点点星火，虽然看似微弱，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他们不屈服于金人的压迫，始终在黑暗中顽强抗争。也正因为存在着这样坚韧不拔、充满斗志的反抗力量，才得以和康王赵构联合起来，从而建立起南宋朝廷。这些反抗力量汇聚在一起，就像是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江河湖海一般，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为南宋朝廷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南宋时期，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将领，他乃是“中兴四将”中的韩世忠。当那场惊心动魄的“靖康之变”席卷而来的时候，韩世忠正屯驻于滹沱河（读音为“呼驼河”）之地。彼时，金军如汹涌潮水般攻袭而来，来势汹汹，韩世忠所率军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金军的猛烈攻势之下，韩世忠的部队难以抵挡，被迫退至赵州城。到达赵州城后，他并未消极怠战，而是积极地协助王渊进行守城防御之事。这一行动体现了韩世忠在战争中的灵活应对能力，虽然在滹沱河遭遇金军强大的攻击而暂时后退，但他能够迅速调整战略，投身到赵州城的防守之中，这种坚韧不拔且随机应变的军事素养，在当时的战争局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当面对数量数倍于己方守军的金兵时，他毅然决然地选择在雪夜出击。只见他率领着三百名勇士，如离弦之箭般杀出城去。他们如同暗夜中的幽灵，悄无声息地摸进了金军主帅的营帐。随着金军主帅被斩杀，金军瞬间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人心惶惶，犹如一盘散沙。要知道，在古代的战争中，主帅的作用至关重要。主帅就如同军中的主心骨，他掌控着军队的指挥权、调度权，是士兵们的精神依托。一旦主帅身亡，军队的指挥系统就会陷入瘫痪，士兵们会失去方向，不知道该听谁的命令，战斗的意志也会急剧下降。就像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船，一旦船长遭遇不测，船员们就会变得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金军士兵们内心充满了恐惧和迷茫，他们原本因人数众多而拥有的优势也荡然无存。所以，最后只能狼狈地溃散而去。

而后，他便持续率领军队于河北这片土地上抵御金兵。在军队之中，他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以及对士兵的体恤爱护，赢得了士兵们的敬重与钦佩，在军中树立起了极高的威望。而在民间，他所带领的军队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并且他积极抵御外敌入侵，保护百姓免受金兵的烧杀抢掠，成为了百姓心中的英雄，威望亦是极高的。

听闻赵构成功逃脱，辗转来到济州（也就是如今的山东巨野）这一消息后，韩世忠旋即率领麾下的部队马不停蹄地奔赴济州。他对赵构极为尊崇，毫不犹豫地拥戴赵构构建新的朝廷。随后，韩世忠更是一路小心谨慎、忠心耿耿地护送赵构前往南京登基。要知道，在当时的局势下，赵构的存在对于稳定人心、延续宋朝的统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韩世忠作为一名有远见卓识的将领，深知这一点。他敏锐地意识到赵构的正统地位能够凝聚各方力量，成为众人的精神支柱。而且，济州这个地方在当时也算是一个较为安全稳定的据点，韩世忠及时赶到济州表明他对局势的精准判断以及对赵构的忠诚不二。他的这一系列举动，无论是率兵前往拥戴，还是长途护送登基，都体现出韩世忠在宋朝面临危机之时的担当与忠诚，他的行为宛如一道曙光，给当时风雨飘摇的宋朝带来了希望与转机。

南宋朝廷迁都临安之后，韩世忠开始镇守于镇江、江湾这一带地域。当时，金军追击宋高宗赵构，在其北撤的过程中，韩世忠选择在长江一线英勇地迎击敌军。要知道，临安作为南宋的新都，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而镇江、江湾地理位置十分关键，乃是战略要地。南宋朝廷迁都于此，一方面是出于局势的考量，期望凭借此地的地理优势和资源来稳固政权；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时南宋在军事防御布局上的一种战略调整。韩世忠镇守在这样重要的地方，肩负着极为重大的使命。而金军追击宋高宗这一行为，本身就带着强烈的侵略意图，他们企图通过这种追击，对南宋政权造成更大的打击，以实现其统治的扩张。韩世忠在长江迎击敌人，长江天险在此时就成为了天然的防御屏障，韩世忠凭借此地形优势，加上自身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以及麾下将士的英勇善战，便有了与金军一较高下的底气。

黄天荡之役，那可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啊。在这场战役里，金军的主将完颜宗弼，差一点就被韩世忠给生擒活捉了呢。要知道，完颜宗弼可不是一般的将领，他在金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能征善战，统领着众多金兵。而韩世忠同样是南宋赫赫有名的将领，麾下兵将也个个骁勇。当时的黄天荡，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双方在此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韩世忠凭借着卓越的军事谋略和麾下将士的英勇作战，将完颜宗弼逼入了极为危险的境地。这一情况表明，韩世忠在军事指挥和作战能力上有着非凡的表现，若不是某些特殊的情况或者机缘巧合，完颜宗弼恐怕就真的要成为韩世忠的阶下囚了。这一场战役，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南宋时期宋金之间军事对抗的激烈程度。

完颜宗弼，此人可是攻打北宋的关键主将，同时也是金国主战派里的核心要员呢。你想啊，在当时的局势下，他的存在就像是一颗极具破坏力的棋子。黄天荡之战本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在那场战役里能够成功地把他给解决掉，那后续的历史走向很可能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岳飞，大家都知道，是南宋极为英勇且精忠报国的将领。他最后却被奸人所害，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而岳飞的被害，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各方势力的博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完颜宗弼所代表的金国势力，始终对南宋虎视眈眈，他的存在不断给南宋朝廷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这种压力在南宋朝廷内部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反应，一些主和派的势力借机抬头。他们为了求和，无所不用其极，而岳飞作为坚定的主战派，自然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说，如果当初在黄天荡之战能够成功地除掉完颜宗弼这个心腹大患，金国的主战势力或许就会遭受重创，对南宋的军事威胁就会大大降低。如此一来，南宋朝廷内部的政治格局就不会那么复杂，主和派或许就不会那么嚣张，岳飞也就可能不会被陷害致死了。这看似是一种假设，但在当时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链中，却有着很大的合理性。

传闻之中，完颜宗弼能够从黄天荡成功脱身，乃是得益于一个奸细的指引，此奸细为他指出了一条生路，那便是挖掘老鹳河的水路从而逃离险境。想那黄天荡，本是一处极为险要之地，完颜宗弼被困其中，可谓是陷入了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脱身谈何容易。然而，这个奸细的出现却成为了整个事件的关键转折点。从当时的局势来看，黄天荡周围的地形复杂，水网交错，而完颜宗弼的军队显然对当地的水路分布并不熟悉，这就使得他们被困在了这个看似天然牢狱的地方。此时，这个奸细就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为完颜宗弼照亮了一条求生之路。老鹳河，或许在平时只是众多河流中的一条，并不起眼，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却成为了完颜宗弼的救命稻草。奸细深知老鹳河的河道走向以及与周边水域的连接情况，他向完颜宗弼透露了这一信息，使得完颜宗弼能够组织士兵挖掘水路。在士兵们的努力挖掘之下，一条通往自由的水路逐渐成形，最终完颜宗弼得以顺着这条水路逃脱。这一事件也充分说明了，在战争之中，内部的奸细往往能够对局势产生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历史的典籍之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往昔之时，韩世忠于水上作战遭遇挫败。在那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若不是崇福禅院的僧人引领着一千余名当地的先民赶来救援，韩世忠恐怕也难以摆脱险境。要知道，战争的局势瞬息万变，水上作战更是充满了各种不可预测的危险。韩世忠所面临的战况必定是极为凶险的，敌方的攻势或许如汹涌的潮水般猛烈，己方的力量也许在战斗过程中不断被消耗，在这种情况下，韩世忠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而崇福禅院的僧人以及那一千多名先民的出现，就如同黑暗中的一束亮光，他们的力量虽然可能并不像正规军队那般训练有素，但他们怀着善良与勇敢之心，及时伸出援手，这才使得韩世忠有了转机，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厄运降临。

岳飞的英勇事迹那可是家喻户晓，无需赘言。他在其军事生涯中，投身并指挥的战斗多达数百次之巨。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于金军的铁蹄之下力挽狂澜，成功地从金军手中夺回了建康以及襄阳六郡这等战略要地。要知道，建康乃是当时极为重要的城市，其政治、经济意义非凡，夺回建康就如同在南宋的版图上重新点亮了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振奋了南宋军民的士气，更让南宋朝廷有了稳定的立足之地。而襄阳六郡，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是兵家必争之地。岳飞夺回此地，就像在南宋的北部边疆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线，有效地抵御了金军的进一步南下，这无疑彰显出岳飞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胆略。

挥师北伐的壮举之后，他统领大军向着目标奋勇进发，成功地收复了黄河附近的郑州与洛阳这两座重要城池。随后，在郾城和颍昌两地，他更是指挥若定，让金军遭遇了大败。此时的局势对他极为有利，就如同胜利的曙光已经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只待跨越黄河，进而收复那广袤无垠的大片失地。他的军队在之前的战役中已经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收复郑州和洛阳，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在战略布局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犹如在敌军的防线中插入了两把锐利的楔子。而郾城和颍昌的大捷，则像是两声惊天动地的号角，极大地鼓舞了己方的士气，同时也让金军闻风丧胆。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跨越黄河、收复更多失地似乎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宋高宗赵构与奸佞的宰相秦桧之流，为了达成求和的目的，决然将岳飞召回。岳飞，那可是南宋时期的中流砥柱啊，他在军中威望极高，其英勇抗金的事迹激励着无数人。在他的这种强大影响力的辐射之下，众多州县的军民们仿若被注入了一股无畏的力量，纷纷奋起抵抗金兵的入侵。当时，金兵在完颜宗弼的率领下，气势汹汹地妄图一举将南宋覆灭。然而，南宋的这些州县就像一道道坚固的屏障，顽强地抵御着金兵的攻势。由于各地抵抗力量的存在，完颜宗弼那看似志在必得、一举灭亡南宋的宏伟计划，只能无奈地中途停滞，就如同汹涌的潮水突然撞上了坚固的礁石，只能渐渐退去。这足以见得岳飞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巨大，他虽然被召回，但他所点燃的抗金斗志却在南宋的大地上熊熊燃烧，让金兵难以顺利推进，从而使完颜宗弼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最终化为泡影。

南宋处于偏安一隅的境地，这无疑是一种屈辱的状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偏安也为南宋带来了某些机遇，让其有了得以喘息以及寻求复仇的契机。南宋时期，北方的大片土地被外敌侵占，朝廷只能龟缩于南方一隅。这种偏安的局面，乍一看是国家衰败、国土沦丧的象征，充满了无奈与屈辱。但仔细分析，偏安却给予南宋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来调整自身。就像一个受伤的战士，暂时退到安全的角落，可以调养伤口，积攒力量。南宋在这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南方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繁荣。例如，江南地区的丝绸业更加兴旺，精美绝伦的丝绸制品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大量出口，为国家赚取了丰厚的财富。商业方面，城市中的集市热闹非凡，海上贸易也日益兴盛，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频繁。同时，南宋还可以利用这段喘息的时间来整军经武，发展军事力量，为有朝一日向敌人复仇做准备。虽然南宋的军事力量相比北方强敌略显薄弱，但在偏安的岁月里，也不乏有岳飞这样的名将，积极训练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南宋在军事技术上也有所创新，如在火器的研发和应用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所以说，南宋尽管偏安一隅充满屈辱，但也确实获得了喘息、复仇的机会。

想当初，康王赵构登上皇位之后，内心就开始充满了忧虑与恐惧。他深知，一旦将被掳走的徽钦二帝迎回，自己的皇位恐怕就岌岌可危了。毕竟，皇位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那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在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驱使下，他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齿的行径。他先是将正在前线奋勇抗金、屡立战功的岳飞召回。岳飞，那可是一位战功赫赫、威名远扬的爱国将领，他所率领的岳家军纪律严明，在战场上势如破竹，让金兵闻风丧胆。然而，赵构却全然不顾岳飞对国家的巨大贡献，仅仅为了一己私欲，最终痛下杀手，将岳飞残忍杀害。这一行为，无疑是自毁长城，也让当时的南宋失去了一位能够抵御外敌、收复山河的中流砥柱，使得南宋在对抗金兵的道路上更加艰难险阻，也让无数忠臣良将寒了心，实在是一种极其短视和自私的做法。

在他之后继承皇位的乃是宋孝宗赵昚（读音为“甚”）。这位宋孝宗啊，可是有着一番雄心壮志的君主呢。他在位期间，派遣张浚（此张浚并非是那个陷害岳飞的张俊，这二者可是截然不同之人）进行北伐之举。要知道，在当时的局势下，北伐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方面，南宋经历了之前的动荡与波折，内部在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都需要精心治理与调养；另一方面，北方的局势复杂多变，敌军的势力也不容小觑。然而，宋孝宗却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北伐的决策，这足以彰显他的果敢与恢复故土的强烈渴望。他希望通过北伐，能够收复曾经失去的大片土地，重振大宋王朝的威名，同时也能稳定民心，增强南宋在整个局势中的地位。所以，他选择了派遣张浚去承担这一重大的使命。

在那之后，宋宁宗赵扩当政之时，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策，那就是派遣韩侂胄（读音为“韩托昼”）进行北伐之举。要知道，在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决策并非凭空而来。宋宁宗赵扩在位期间，面临着诸多复杂的情况，内部有各种政治势力的角力，外部又有来自北方政权的压力。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中，他希望通过北伐来重振宋朝的声威，改变当时较为被动的局面。而韩侂胄，作为他所倚重的人物，被委以北伐的重任。这一决策反映出宋宁宗试图在政治、军事上有所作为的决心，尽管北伐之举充满了未知与风险，但在当时的他看来，这或许是扭转局势的一次重要契机。

尽管这两次北伐皆以失败告终，然而从中我们依然能够察觉，南宋那种意欲洗雪往昔耻辱、收复沦陷疆土的决心从未有过丝毫动摇。南宋时期，偏安一隅的局面始终笼罩着这个政权，北方的大片土地被外敌侵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南宋发起的这两次北伐，无疑是其不甘于现状、渴望重振山河的强烈表现。即便最终未能达成预期的成果，但这股想要恢复旧日山河的壮志雄心却如同燃烧的火焰，一直在南宋的统治阶层以及民众的心中熊熊燃烧。这种决心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深深扎根于南宋的历史、文化以及民族情感之中的。南宋传承着华夏正统的文化血脉，对于被外敌掠夺的土地和遭受的屈辱，从统治阶层到普通百姓，内心都有着强烈的不甘和抗争的意愿，这两次北伐就是这种情感和意愿的集中体现。

然而，彼时金国的势力极为强盛。南宋仅凭一己之力进行北伐，尽管也成功收复了若干小城，可是若妄图将金国彻底剿灭，那无疑是极为艰巨的任务。要知道，金国在当时可谓是兵强马壮，无论是其军事力量的规模，还是军事装备的精良程度，都不容小觑。从兵力数量上来看，金国拥有着数量众多且训练有素的军队，这些士兵久经沙场，作战经验丰富。而且，他们的军事装备在当时也是相当先进的，这使得他们在战场上具备很强的战斗力。南宋虽然也有自己的军队，但在实力对比上，与金国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通过北伐能够收回一些小城，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成果了。想要一举彻底摧毁金国这样强大的对手，其中的艰难程度不言而喻。

在当时的北方大地之上，除了金国这个强大的政权之外，还存在着由党项人精心构建的西夏。与此同时，蒙古各部在铁木真的卓越领导之下走向了统一。铁木真，这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以其非凡的军事才能、卓越的领导智慧以及强大的人格魅力，逐步将原本分散的蒙古各部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整体。而党项人所建立的西夏，也在这片土地上有着独特的政治、文化和军事体系，历经岁月的洗礼，在北方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金国更是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在北方的局势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当时北方复杂而多元的政治格局。

南宋曾经有过“联金灭辽”之举，而在之后，为了彻底消灭金国，南宋又开启了“联蒙灭金”的策略。“联金灭辽”这一事件过后，南宋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诸多变化。金国在北方成为了强大的势力，南宋与金国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在北方草原上逐渐崛起，势力日益强大，对金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此时的南宋，看到了这个局势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从南宋的角度来看，金国一直是其心腹大患，多年来的对抗使得南宋饱受战争之苦，在边境防御、百姓生活、经济发展等多个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南宋朝廷内部或许认为，借助蒙古的力量来消灭金国，是一雪前耻并且改变自身地缘政治处境的一个途径。于是，在这种种复杂因素的推动下，南宋走上了“联蒙灭金”的道路。

彼时的金国，正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这无疑给南宋和蒙古创造了绝好的机会。金国在历经一系列的内忧外患之后，国力已经大为衰退。内部政治腐败，官员们争权夺利，各种矛盾激化，使得国家的治理体系陷入混乱。外部又面临着诸多强敌的威胁，军事防线也在不断遭受冲击。南宋一直以来都对金国有着旧恨新仇，之前的种种屈辱经历让南宋时刻想要找机会报复金国。而且南宋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军事和经济都有了一定的提升，此时面对金国的衰败，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有可能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的机会。蒙古呢，本就是一个充满野心和扩张欲望的新兴势力。他们的骑兵勇猛善战，军事战略灵活多变。金国的衰弱在蒙古眼中就像是一块摆在面前的肥肉，蒙古人有着强烈的征服欲，渴望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霸权。所以，金国这种内外交困的状况，确实给南宋和蒙古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 、金国是怎么没落的】

女真族繁衍于白山黑水的广袤之地。那片土地的环境极为严酷，处处布满艰难险阻，然而正是这样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犹如一块磨刀石，磨砺出了女真族悍勇无比的战斗作风。在历史的长河中，契丹人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女真人“满万不可敌”。这并非是毫无根据的妄言。白山黑水间的恶劣环境，使得女真族在长期的生存挣扎中，逐渐养成了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民族性格。他们在狩猎、抵御外敌等日常活动中，不断锤炼自身的战斗技能和身体素质。这种长期的磨砺与积累，使得女真族人个个精于骑射，擅长战斗。一旦女真族的兵力达到万人规模，那便如同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其战斗力之强大，足以让任何敌人为之胆寒。所以，契丹人发出的这一感叹，恰恰是对女真族悍勇作风和强大战斗能力的一种真实写照。

相较于剽悍勇猛的女真人，北宋的政权获取方式较为特殊。北宋乃是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这一事件而夺得江山的。也许是出于对自身经历的忌惮，又或许是为了防止武将权力过大而威胁统治，北宋对武将设置了诸多限制与防备。在整个宋朝的历史进程中，文臣的地位始终高高凌驾于武将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并非偶然，从赵匡胤的角度来看，他自己身为武将，凭借军事力量发动兵变从而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他深知武将手握重兵时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既能助力一个王朝的建立，也能轻易地颠覆一个政权。所以，为了稳固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王朝，他必然会采取措施对武将加以限制，从而抬高文臣的地位，让文臣在朝堂之上形成一股制衡武将的力量。而从宋朝整体的政治文化氛围来看，重文轻武的思想逐渐根深蒂固。当时社会尊崇儒学，文人在文化传承、治理国家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文臣地位不断攀升，而武将的地位则相对被压制，最终导致了整个宋朝都是文臣地位高于武将这种局面的出现。

北宋时期，其兵力并非孱弱不堪。然而，北宋的朝廷乃是由文人把控大局，这一特殊的政治格局使得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往往难以做出精准无误的判断。北宋的军事力量实则不容小觑，它拥有着数量颇为可观的军队，并且在军事装备、军事训练等方面也都有一定的建树。可是，文人在朝廷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现象，给北宋的决策体系带来了独特的影响。文人的思维方式往往侧重于文学、哲学等方面的考量，对于军事战略、战争局势的把握缺乏那种源自实战经验的敏锐直觉。在面临诸多紧要局势时，例如应对外敌入侵或者边境冲突等情况，文人官员们由于缺乏军事领域的深入了解，容易陷入迂腐的思维模式。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从书本知识或者传统的政治理念出发，而不是依据瞬息万变的战场实际情况做出决策。这种决策模式常常导致北宋在关键时刻贻误战机，或者做出一些看似合理却实则不利于军事应对的决策，从而使得北宋在军事对抗中逐渐陷入被动的境地。

在“靖康之变”发生之前，宋军的主要军事力量乃是种师道所率领的种家军。种师道，那可是一位经验丰富、深谙军事谋略的将领。当时，他审时度势，提出了屯兵黄河这一极具战略意义的建议。黄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地势险要，屯兵于此，就如同在边疆竖起一道坚固的屏障，可以有效地抵御金兵的入侵。然而，宋钦宗却做出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决策。他一心想着不得罪金兵，仿佛在他的观念里，只要小心翼翼地讨好金兵，就能避免战争的爆发。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天真和短视啊。在复杂的政治军事局势面前，他忽视了种师道这样一位老将基于多年征战经验提出的合理建议，这无疑是自断臂膀，为后来的“靖康之变”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种师道眼见朝廷这般行事，心中郁愤难平，竟因此积郁成疾，不多时便溘然长逝。而那主战派的大臣李纲呢，也被调离京城，前往河北任职。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背后，实则反映出当时朝廷决策的混乱与短视。种师道，乃久经沙场之人，其军事谋略和作战经验颇为丰富，在朝中主战派里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朝廷的某些作为心怀不满，这不满在内心不断地积攒，最终损害了自己的健康，这是多么令人惋惜之事啊。而李纲，同样是坚定的主战派，他在之前的事务中积极主战，为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殚精竭虑。然而朝廷却将他调往河北任职，这一举措在当时的局势下无疑是对主战力量的一种削弱。要知道，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主战派的力量对于抵御外敌、保卫家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朝廷如此作为，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北宋末年，朝外缺乏能征善战的名将，朝内奸佞之臣当道，更兼宋徽宗本人对神鬼之事极为迷信，诸多不利因素相互交织，最终酿成了“靖康之耻”这一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从军事方面来看，当时的北宋边境局势紧张，外部强敌环伺。可是，朝堂之上却难以寻觅到威名远扬、智勇双全的将领。那些本应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保家卫国的军事人才仿佛被历史遗忘在了某个角落。没有优秀的将领来统领军队，就如同群龙无首，军队的战斗力、战略布局以及应对敌军的能力都会大打折扣。这就好比一支没有舵手的航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只能随波逐流，根本无法抵御外敌的侵袭。再看朝廷内部，奸臣们把持朝政，他们结党营私，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这些奸臣在朝堂上排除异己，将清正廉洁、一心为国的忠臣良将打压排挤，使得朝廷内部乌烟瘴气。他们对国家大事敷衍了事，整日只想着如何搜刮民脂民膏，充实自己的腰包。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的决策往往是出于奸臣们的私利而非国家的长远利益，国家的治理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就像一座大厦的根基被白蚁蛀空，外表看似宏伟，实则摇摇欲坠。而宋徽宗的迷信更是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北宋王朝雪上加霜。他痴迷于道教，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与道教相关的活动中。修建道观、举行祭祀等活动耗费了巨额的钱财，这些钱财本应是用于加强国防、改善民生的。他还沉迷于祥瑞之说，对那些所谓的祥瑞之兆深信不疑，而忽略了国家面临的真正危机。他的这种迷信行为使得朝廷上下弥漫着一种荒诞的氛围，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被严重误导，如同一个盲人在悬崖边行走，危险至极。在朝外无名将，内有奸臣，皇帝又迷信的这种种不利状况的共同作用下，北宋王朝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覆灭的深渊，“靖康之耻”也就此发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记忆。

金国，这个曾经一举拿下宋朝半壁江山的北方政权，其发展轨迹也并未顺遂到哪里去。金国本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那是一片条件颇为艰苦的地域，在那里，金国人经历了诸多磨砺，从而练就了坚韧不拔的品质。然而，当他们挥师南下，踏入中原这片繁花似锦、繁荣昌盛的大地之后，没过多久，就被中原的无尽繁华迷失了双眼。要知道，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所。这里有着高度发达的农业，肥沃的土地孕育出的庄稼连年丰收，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繁荣的商业让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各种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探寻，众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样的繁华盛景，对于来自艰苦之地的金国人来说，无疑是极具冲击力的。他们原本习惯了在白山黑水间为了生存而艰苦奋斗，面对中原的这种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景象，很容易就陷入其中，难以自拔。这种被繁华迷惑的状况，也为金国后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金的式微乃至最终走向灭亡，恰恰是起始于其“汉化”进程。在历史的长河中，金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接触并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从政治体制方面来看，金在学习汉制的过程中，原有的一些适应其本民族的统治结构逐渐被打破。例如，金朝模仿汉族王朝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这使得原本分散在各部落首领手中的权力逐渐集中到中央，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强统治的统一性，但同时也引发了内部权力结构的失衡。原本依靠部落联盟维系的平衡被打破，那些在旧体制下拥有较大权力的部落贵族开始对新的权力分配格局产生不满，内部矛盾由此滋生。在文化层面，金的“汉化”使得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金大量采用汉族的礼仪制度、文化习俗等。传统的女真文化在这种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一代的女真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逐渐降低，他们更倾向于接受汉族的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这就导致了民族凝聚力的削弱，一旦面临外部强大的压力，整个民族就难以团结一致进行抵抗。从经济方面分析，金在接受汉化的过程中，逐渐采用汉族的农耕经济模式。这种转变使得女真族原本以游牧和渔猎为主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对于许多女真人来说，他们不得不适应新的农耕生产方式，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对农耕技术的掌握不够熟练，导致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而且，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型也使得金在军事上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机动性优势。综上所述，金的“汉化”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带来的种种变革，这些变革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从而成为金走向衰弱和灭亡的开端。

实际上，从社会制度的先进性这一维度来看，“汉化”并非坏事。在历史的进程中，许多民族在与汉族的交流融合过程里，接触到了汉族的社会制度，这其中蕴含着诸多先进性的因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往往最快学会的却是享受与官僚主义。当一个民族开始接触到新的文化和制度时，可能会被其中某些容易获取的部分所吸引。享受，是一种感官和物质上的沉溺。比如，过度沉溺于汉族文化中的精致饮食、华丽服饰等物质享受方面，而忽略了背后支撑这些的勤劳、节俭等优秀品德。官僚主义更是一种不良的现象。在吸收汉族社会制度时，可能误解了其中行政管理的一些内涵，把官场中的繁文缛节、等级观念等不良的官僚作风迅速吸纳。这不仅不利于自身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还可能导致内部管理的混乱，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这就如同一个人只看到了果实的甜美，却忽略了果树成长所需要的阳光、雨露和辛勤的培育，只追求表面的享受与不良的官场作风，而忘却了社会制度先进性背后所蕴含的真正价值。

女真一族，向来有着骑射的传统。这一传统宛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镶嵌在他们的民族文化之中，使得他们能够组建起战斗力极为惊人的军队。往昔，他们在骑射传统的加持下，于战场上纵横驰骋，似虎入羊群，威震四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逐渐沉溺于奢华、安逸的生活时，情况便急转直下。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犹如一剂慢性毒药，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他们的斗志。曾经如同利刃般锋利的爪牙，也在这种温柔的腐蚀下渐渐被磨平。就如同一只原本威风凛凛、锐不可当的雄鹰，在安逸的温床中逐渐失去了翱翔天际的力量，只能在舒适的牢笼里消磨昔日的英气。这种变化并非偶然。奢华与安逸的生活往往会带来懈怠的情绪，让人们不再热衷于艰苦的训练和征战。在舒适的环境中，他们渐渐忘却了骑射技艺的重要性，也失去了在艰苦环境中磨砺出来的坚韧与果敢。长此以往，军队的战斗力自然是每况愈下，曾经的辉煌也只能成为遥远的回忆。

官僚主义，犹如政权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其对政权的危害不容小觑，甚至可以说有着更为巨大的影响。从历史的长河中看，许多政权的衰败都与官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古代封建王朝中的某些时期，官员们热衷于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在政务处理上拖沓敷衍。他们不关心民生疾苦，只专注于自身的仕途升迁，通过阿谀奉承、拉帮结派等官僚主义手段在官场中谋求地位。这种官僚主义作风使得政府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百姓的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社会矛盾逐渐积累。长此以往，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和支持逐渐丧失，政权的根基也就开始动摇。在现代社会，官僚主义也依旧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些地方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部分官员在执行政策时，机械地按照既定流程办事，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像某些地区在推行民生政策时，由于官僚主义作祟，没有深入了解当地民众的实际需求，导致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这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更让民众对政权的治理能力产生怀疑，影响政权在民众心中的威望和公信力。所以，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审视现代社会，官僚主义对政权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它就像隐藏在暗处的蛀虫，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政权的根基，削弱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进而产生比其他许多问题更为严重的影响。

当官员们满脑子都是推卸责任、尔虞我诈的时候，他们与“靖康之变”前夕的北宋政权实则已极为相似了。“靖康之变”前的北宋，朝堂之上官员们相互推诿政务，都想将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为了争权夺利更是钩心斗角，相互算计。他们不是齐心协力地去解决国家面临的诸如边患、财政等诸多问题，而是把心思都放在了党同伐异、明哲保身之上。这样的官场生态，使得北宋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各项政策难以有效推行，国家的实力被不断地消耗。如今，若官员们也是这般只想推诿塞责，在工作中互相倾轧，那必然也会导致整个行政体系的运转不畅。就像北宋在“靖康之变”前，因为官员们的这种不良状态，导致军事上无法有效抵御外敌，内部又矛盾重重，政治腐败不堪，最终走向了覆灭的悲惨结局。所以说，当官员们陷入这样一种状态时，和当时北宋政权在本质上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金世宗在位期间，已然察觉到了问题的存在。当时，他颁布禁令，不许女真族更改汉姓，也不准穿着汉服，而是大力倡导要留存女真族的固有传统。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女真族在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广泛交流融合过程中，逐渐受到汉文化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像姓氏的更改，服饰风格的转变等。金世宗深知本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女真族的传统是他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独特标识，涵盖了独特的价值观、习俗、技艺等多方面内容。如果任由改汉姓、穿汉服等现象肆意蔓延，女真族自身的文化特色极有可能会被逐渐稀释，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金世宗做出这样的禁令，无疑是为了维护女真族文化的纯正性和独立性，确保本民族的传统能够代代相传，不至于淹没在其他文化的浪潮之中。

然而，他的奋力拼搏，终究难以抗衡整个政权的腐朽堕落。金世宗离世之后，往昔的种种弊病就如同潮水一般卷土重来，所有的一切都恢复到了曾经的模样。金世宗在位期间，或许他曾试图通过各种政策和手段来抑制政权内部的腐败趋势，但是这种腐化就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顽疾，在整个政权体系中蔓延滋生。当他在世时，凭借他的威望和能力，或许还能勉强维持一种表面的清明，可一旦他去世，就如同大厦失去了支柱，那些被压抑的腐化力量便迅速抬头。在封建政权的体系之下，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权力结构中各个层级、各个环节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处的腐化很容易引发连锁反应，进而影响到整个政权的运行状态。所以，金世宗的离世，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个能够暂时控制局面的关键因素，一切也就不可避免地回到了从前。

1168年，金章宗登上皇位。在他的统治下，金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彼时，金国的人口数量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从金世宗时期的300万户一路攀升，直至达到722万户之多。这一数字的巨大变化，无疑彰显出金章宗在位期间在某些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就在金国看似蓬勃发展的表象之下，危机却如同隐藏在暗处的阴影，开始逐渐浮现出来。这就好比一座看似雄伟坚固的大厦，在外表光鲜亮丽的背后，却可能有着内部结构的隐患。人口的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繁荣，但也可能带来一系列诸如资源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挑战。例如，随着人口的增多，有限的土地资源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又会提出怎样更高的要求？这些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金国此时便面临着这样的状况。

金章宗当政之时，黄河竟三次决堤，这一状况犹如一场巨大的灾难，给金国的财政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危机。黄河，在当时是金国境内极为重要的河流，它的稳定与否与金国的诸多方面息息相关。三次决堤，这绝不是一个小数字。每次决堤都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洪水会淹没大片的农田，使得农民辛苦耕种的庄稼毁于一旦。粮食产量锐减，这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粮食储备，毕竟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根基，粮食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没有了足够的粮食产出，不仅农民的生活陷入困境，无法缴纳赋税，而且国家还得花费大量的钱财去救济受灾的民众。再者，决堤后的黄河需要治理，这是一笔相当庞大的开支。要组织人力去修复堤坝，需要购买大量的石料、木材等物资，还要雇佣众多的劳工。这些都如同一个个无底洞，不断地吞噬着金国本就有限的财政资源。在这种情况下，金国的财政就像是一艘在暴风雨中航行的破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从而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

金章宗啊，简直就是宋徽宗的超级“粉丝”呢。宋徽宗那一手瘦金体可谓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金章宗对这瘦金体喜爱得不得了，临摹练习，写得也是有几分神韵，像模像样的。然而呢，若论治国理政这等大事，金章宗可就比他的偶像宋徽宗还要差劲了。宋徽宗在位之时，虽说在艺术领域那是大放异彩，创造出了瘦金体这般独特的书法风格，绘画艺术也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但是在治国方面，他重用蔡京等一帮奸臣，搞得朝廷乌烟瘴气，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最终导致北宋走向衰落。而金章宗呢，他治理国家的时候，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都暴露出不少问题。比如说在经济上，可能由于政策失误或者管理不善，国家财政出现了危机；在军事方面，面对外部的威胁，没有有效的应对策略，导致边境地区动荡不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充分表明金章宗在治国理政上的失败，甚至比宋徽宗还要糟糕呢。

在历史的长河中，黄河决堤这一灾祸给当时的财政状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就拿金章宗时期来说吧，黄河决堤之后，财政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缺口。那金章宗是如何应对的呢？他采用了一种极为不妥的方法，那就是大肆滥发纸币。要知道，纸币这种货币形式可不是金章宗时期才有的新事物，早在北宋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名为“交子”的纸币了。北宋的“交子”算得上是纸币的先驱，它的出现有着特殊的经济背景和意义。然而，金章宗却没有从北宋发行纸币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智慧，只是盲目地通过滥发纸币来填补财政缺口。这种做法就像是饮鸩止渴一般，虽然在短期内可能看似解决了财政上的燃眉之急，但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比如通货膨胀等。因为纸币的发行量一旦远远超过实际的经济需求，货币的价值就会大幅下降，物价必然会飞涨，百姓的生活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这就好比一个天平，原本纸币的发行量和经济需求是平衡的，一旦纸币被滥发，天平就会严重倾斜，整个经济体系也会陷入混乱之中。

如此行事所产生的后果，便是引发了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上层的统治阶层而言，这或许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不计其数的平民百姓却因之陷入了生活的绝境。要知道，通货膨胀就像一场悄无声息却破坏力巨大的风暴。在正常的经济环境下，物价稳定，人们的收入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社会秩序也相对稳定。但当通货膨胀来袭时，物价开始不受控制地飞涨。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他们往往拥有大量的财富、土地或者其他资源，这些资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通货膨胀带来的冲击。而且他们在经济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可能会有更多的手段来应对这种经济变化。可是普通平民就大不一样了。平民大多依靠微薄的工资或者耕种少量的土地来维持生计。物价一旦急剧上升，他们的收入根本无法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比如，原本能买一袋米的钱，在通货膨胀后可能只能买到一小把米，这让他们难以果腹。长此以往，平民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基本的温饱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去追求其他的生活需求了。所以，这种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平民来说，简直就是生活的灭顶之灾。

平民，这一群体看似平凡无奇，实则蕴含着足以颠覆一个王朝的磅礴力量。历史的长河中，无数的事例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且看古代，秦朝末年，苛政猛于虎，繁重的徭役、沉重的赋税压得百姓苦不堪言。在这样的情况下，陈胜、吴广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犹如一道惊雷，打破了沉默的夜空。他们本是普通的平民，然而就是这星星之火，迅速燎原。众多不堪压迫的平民纷纷响应，最终推翻了强大的秦王朝。这足以说明平民一旦被压迫到极限，他们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完全能够成为一个王朝覆灭的巨大推动力。再看近代，辛亥革命时期，广大民众对封建帝制的不满已经积累到了顶点。那时候的平民，包括农民、工人以及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等，他们在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志士的带领下，积极参与革命。他们虽然身份普通，但人数众多，怀着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最终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所以，平民绝不是可以被忽视的群体，他们身上隐藏着足以翻覆一个王朝的巨大能量。

1206年，在与南宋的“开禧北伐”之战中，金朝看似取得了胜利。然而，这所谓的胜利不过是侥幸借了南宋内部的东风罢了。彼时的南宋，深陷内部权力的纷争以及政治上的倾轧漩涡之中，各方势力相互角力，内部矛盾重重，这无疑给了金朝可乘之机。但实际上，这个时候的金朝早已是日薄西山、彻底走向没落的态势了。从多方面都能看出金朝的没落。在军事方面，军队的战斗力不断下滑，曾经的军事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士兵们缺乏训练，军备物资也难以得到充足的供应，士气低落，这使得金朝在面对外部威胁时，难以像往昔那般英勇作战。在经济领域，财政状况愈发糟糕，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繁重的赋税使得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再看政治层面，官场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官员们争权夺利，政治黑暗，统治阶层内部矛盾尖锐，难以形成有效的决策和治理体系。这些因素相互交织，都表明金朝在1206年时，尽管在“开禧北伐”中有了表面上的胜利，但实际上已经是强弩之末，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了。

在成功统一草原各部之后，蒙古大汗铁木真，这位雄才大略的领袖，以其先祖俺巴孩被金熙宗残酷屠戮这一事件为契机，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蒙古对金的战争。俺巴孩作为铁木真家族中的重要先辈，他的死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蒙古部落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与复仇的火焰。金熙宗这种残忍杀害他人的行径，无疑是对蒙古部落尊严的严重践踏，这在注重家族荣誉和部落尊严的蒙古社会中，是绝不能被容忍的。铁木真统一草原各部后，实力大增，麾下兵强马壮，他的领导力和军事才能也在统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先祖被残忍杀害的血海深仇，铁木真出于对家族的责任感、对部落尊严的捍卫以及自身强大实力所带来的底气，发动对金的战争也就成为了必然之举。

蒙古军队在人数方面相较金国处于劣势，然而，那些从广袤草原驰骋而出的蒙古铁骑，个个骁勇善战。蒙古部落完成统一之后，内部并没有陷入争权夺利的混乱局面，这使得他们能够齐心协力地投入战斗。要知道，争权夺利往往会让一个集体分崩离析，力量无法集中，人心惶惶且各自为战。但蒙古部落却没有这样的隐患，他们的军队内部秩序井然，目标一致。这种情况下，蒙古铁骑在与金军作战时，几乎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他们就如同草原上的狼群一般，行动敏捷、配合默契，在战场上迅速而有效地冲击金军的防线。而金军由于内部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难以抵挡蒙古铁骑这般勇猛且团结的力量。

在公元1211年，一场惊心动魄的野狐岭之战拉开了帷幕。彼时，蒙古大军犹如一支锐不可当的劲旅，仅仅凭借着10万之众，就与金国多达50万的大军狭路相逢。这场战役的结果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蒙古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大败金国军队。这一战对于金国而言，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如同遭受了一记重创灵魂的重击，使其从此一蹶不振，元气大伤。要知道，50万的大军在数量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本应是胜券在握的一方。然而，蒙古大军却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他们的士兵个个骁勇善战，在马背上长大的他们，骑射技艺堪称一绝。而且，蒙古军队的战略战术极为灵活多变，不会拘泥于传统的作战模式。相比之下，金国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或许是因为长期处于相对安逸的状态，军队内部可能存在着诸多弊病，如指挥系统不够高效、士兵战斗意志不够顽强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导致了在这场关键战役中，金国50万大军被蒙古10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从而使金国走向了衰败的命运。

金国走向没落，诚然，蒙古的崛起与征伐是一大因素，然而，其内部的腐朽堕落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内部来看，金国在其统治后期，政治上的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官员们大肆贪污受贿，卖官鬻爵之风盛行。朝堂之上，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们只知搜刮民脂民膏以中饱私囊，而不顾百姓死活，更无心于国家治理。例如，地方官员巧立名目，征收繁重的赋税，使得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种内部的腐化，严重削弱了金国的统治根基，导致民心离散。在军事方面，金国军队内部也未能幸免。军官克扣军饷，士兵们常常食不果腹、装备破旧，训练也只是敷衍了事。这样的军队，面对新兴的、朝气蓬勃且纪律严明的蒙古军队时，自然是不堪一击。而且，金国在战略决策上也充满失误，内部各势力争权夺利，在应对蒙古的威胁时难以形成统一而有效的战略，使得在军事对抗中节节败退。所以说，金国的没落，蒙古的外在压力固然是一个方面，但自身内部的腐化犹如一颗毒瘤，不断侵蚀着这个曾经强大的政权，是其走向衰落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