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呼伦贝尔的土地上，迎来了塔里雅沁回子一百名农耕能手，他们肩负着教习索伦人、巴尔虎蒙古、额鲁特蒙古等驻防八旗种地的使命。在此之前，这片广袤的草原并不以农耕闻名，它更多的是游猎文化的象征。然而，这次尝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早在雍正年间，清朝为了保护龙兴之地的纯洁性，便禁止汉人进入关外，也不允许关外人进关。到了乾隆时期，这种禁令仍在严格执行。然而，雍正时期就开始在天山那边引进擅长农耕的塔里雅沁回子（维吾尔族），他们曾成功地在瓜州开垦了二十万亩农田，显示了他们卓越的农耕能力。正是基于此，乾隆决定尝试在呼伦贝尔进行农耕。
乾隆帝的这项决定其实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源于一次紧急的上奏。当时呼伦贝尔总管瑚尔起征战归来，看到当地八旗的惨状，迫不得已向乾隆报告请愿。干旱与雪灾使得索伦八旗的生活极为困难，很多人没有牲畜，只能靠乞讨维生。瑚尔起建议引进农耕技术，认为这样至少能保证大家有饭吃。
虽然乾隆帝一时犹豫，但没有立即下决心实施。军机大臣傅恒的反对意见非常重要，他指出索伦等本以狩猎为生，如果转为农耕，可能会从此沾染汉习，失去战斗力。傅恒更建议给予他们一些牲畜以度过难关，但农耕实不可取，且不可大规模推广，只派遣少数人试试。乾隆思前想后，最终选择让瑚尔起负责这一尝试。
经过几年的农垦实践，呼伦贝尔这片草原上的土地终于见到了收成。乾隆的决定不仅让当地八旗有了口粮，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农耕技术。然而，当瑚尔起欣然奏报这一成果时，傅恒再次提出反对意见。傅恒认为，索伦人放弃游猎专心务农将使其战斗力下降，无法再肩负保卫边疆的重任，于国无益。他认为这些塔里雅沁回子该撤回了。
乾隆帝接受了傅恒的意见，立即停止了呼伦贝尔的农耕计划，并将塔里雅沁回子迁回原创地。而他继续执行游猎的政策，只为确保索伦人的战斗力。这种政策无疑是带有剥削色彩的：保持索伦人的贫困状态以便国家用兵时有源源不断的强大战力。
尽管关外的天寒地冻让八旗人生活艰辛，缺乏基本的温饱条件，但为了保证他们的战斗能力，乾隆帝毫不松懈。通过实行一系列措施，如禁止索伦人穿棉衣、住瓦房，甚至限制他们的迁徙，都旨在保持他们的粗犷游猎本色。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索伦人的战斗力，但长期的征调和艰苦的生活压力，令他们中的许多人难以保全。
在索伦部逐渐不堪征调的背景下，乾隆帝却仍然故意让他们保持原始的生活方式，只为在需要时征调他们前去戍边。可以说，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养育了一支悍勇的战斗力量，但代价是索伦部族群的贫困与不安。
乾隆的这一系列强制措施并非毫无道理，从康熙时期起，关外八旗就以凶猛著称，但随着时间推移，内地八旗的战斗力逐渐减弱。乾隆显然不想让关外成为第二个内地，他需要这些索伦人保持其原始状态，以维持其镇守边关的效用。于是，乾隆又一次出兵征调索伦前去戍边，继续让他们用生命保卫他的大清天下。
这种对索伦八旗的固守和征调，从1539年（乾隆四年）起，清朝便以政策手段确保索伦部的彪悍作风，至今尚有历史记载。通过这种方式，清朝在一定时间内提升了其军事实力，但与此同时却助长了索伦部的深度贫困化和被动命运。
话题的核心在于：封闭的政策和强制的生存方式究竟能否长久维持一支精锐的战斗力量？乾隆帝的选择无疑令人深思，他愿意牺牲索伦人的福祉，来换取一个安稳的帝国边疆。然而，这种剥削性的选择，是否真的能长久保障大清的安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