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大山深处，88岁老人老赵（化姓）在生活了近70年的家中自缢去世。

村干部和老赵的亲人回忆，老人去年喝了农药之后，被家人及时发现、成功抢救回来，“可是谁也不可能一直在（老人）身边，一步都不离开。”住在老赵房子50步外的二儿子说。其间，他们也曾想了各种办法，希望老人能开心起来，但总是收效甚微。

老人去世前对监控摄像头呼唤孙女回来见最后一面的视频，被许多媒体账号、网友转载，引发很多人的感叹。

《农民自杀研究》一书的作者、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刘燕舞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

他在相关研究中写道，农民对自杀的最初解释均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或“日子没法过了”才选择“自杀”。“但当笔者进一步询问他们为什么‘日子过不下去了’或‘日子没法过了’就要选择自杀时，他们则表示‘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没有奔头，没有奔头，过日子就没有意思，活着也就没有意义。”

在刘燕舞教授所做的研究中，还有老人是怕自己不能为家庭经济或生活创造物质性利益，相反还要增加家庭物质与精神等多方面的负担而选择自杀，其目的是为了减轻自己对家庭成员所造成的负担。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山西一位老人正常去世后留下的文字，与文中老赵非一个人，特此声明）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

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

“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前文中老人在监控中呼唤的“小林”，是他二儿子的女儿。老人房前的监控摄像头就是孙女小林联系人安装的。“怕他跑、摔了什么的，也想多看看他。”老人的二儿子赵先生(化姓)向记者讲述女儿安装监控的初衷。

赵先生和父亲一样，都是农民，自称文化水平不高，但他很明确地表示，父亲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孤独”。

虽然看起来老赵并不孤单——他不仅和儿子、儿媳住得近，附近的几户邻居也都是同姓的远亲。“祖祖(老赵)看到我们回来，就会给我们拿糖和饼干。”邻居家正在读小学的女孩这样回忆道。

但自从老伴去世后，老赵经常对二儿子说自己感到孤独。“看到他不开心了，肯定就要带他出去玩，他怎么高兴怎么来，如果闹着要回来也马上回来。”

2023年2月5日，小林曾上传了一则视频，视频中孙女与爷爷干杯，孙女靠在爷爷膝头睡觉、紧握爷爷的手，该视频配文中提到“我向神明许愿，愿爱我的人健康快乐”。

同年5月9日，小林上传一则与爷爷合拍特效的短视频，在画面中，爷爷因特效头戴两朵小红花，抬手触碰额头处，作者在评论区解释道：“他以为给他戴了两朵花花，咋就是摸不到呢。”

同年6月17日，小林又上传一则自己与爷爷合拍的短视频，视频中爷爷正在吃水果，孙女走近靠在爷爷的肩膀上，做了“亲亲”的表情，爷爷脸带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