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张俊华，编辑：拾点旧时光

1968年初，新兵连训练将结束时，新兵连领导们也在开始考虑新兵分配的问题，与此同时，分在哪个连队，干什么，也都牵动着每个新战士的心。我们这批新兵，大多来自农村，参军除了怀抱着一腔热血，也希望到了部队能学一门技术，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开车，学会驾驶可以说是端上铁饭碗了，俗话说“离地三尺、高人一等”，“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学会驾驶终身受用。

我自然也不例外，原本我们部队就是汽车团，分配去开车的机会很大，而我却因为入伍时的一个行为，最终阴差阳错去当了文书，当时心里还有些失落，没曾想后却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

50年代初，我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里四兄妹，我排行老二，小时候我就在读书方面表现出和同龄人不一样的热爱，读小学时，那会正逢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过“粮食关”，我父母亲常在山上挖蕨根，磨成粉，做成碗口大的小饼，给我带到学校当午饭。

而我却宁愿忍饥挨饿，用饼与同学换连环画看，一个饼换一本，一段时间换了不少连环画回家，父母一问，得知我是用饼换的连环画，见我如此喜欢读书，而且成绩也不错，最后便牺牲了大姐的读书机会，让我一直读到了初中。

可后来那次“革命”席卷而来，学校也开始停课，我也依依不舍告别了学校，返乡务农。

但我依旧没有忘记学习，在农村劳动之余，经常手不释卷，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不知看了多少遍，仍旧爱不释手，期间还洋洋洒洒写下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无形中磨练了我的写作和思考能力。

除此之外，我还自学珠算，并能熟练地拨动算盘珠子，还在生产队当过一段时间会计。在此期间，我一直保持着学习的习惯。

1968年初，我怀抱着对军营的向往，参了军，来到部队时，我其它物品都没带，就带了一大摞图书，有文学类的，历史类的，还有一些政治方面的书籍。

而恰恰就是因为这个行为，最终阴差阳错让我当了文书。

这是后来我从张指导员（57年的兵，江苏人）那得知的，当时三连正好要在新兵连物色一个人来接替老文书的工作，连里了解到我的情况，认为我很合适，便把我调去当了文书。

一想到开车的希望真的泡汤了，一起入伍的战友不少都开上了大汽车，当时心里还是有点失落的，张指导员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很快看出了我的异常。

他特地找我谈心，他说：“要向张思德同志学习，服从分配，不管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嘛，虽然是在汽车团服役，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开车，每个连有炊事员，卫生员，给养员，文书、还有修车的修理工等，这些工作都得有人干。连里之所以选你来当文书，那是因为你有学问，相信你能干得好......”

领导讲的也是实话，假如人人都去开车，那其它工作谁干？我也慢慢释怀，再说文书工作其实也没想到那么糟糕，主要就是负责公文、书信的收发保管，同时，帮助连首长抄写点东西，重大节日，出点黑板报、墙报等。倒也很对我胃口，虽不如开车那么神气，但经常在领导身边，能学到不少东西，而且在领导身边，工作做得好，也很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和关照，为我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说起来还挺怀念在连队当文书的那段时光。

那时连排干部都是以身作，故而部队战士思想觉悟和工作热情都很高，连队上下关系融洽，平时老兵探亲回部队就是带包家乡的烟（花生瓜子）全班在一起热闹热闹就很开心了,久而久之，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在这样的和谐的氛围中，工作也得劲，仅一年多时间，我便光荣入了党，而说起入党，印象非常深刻。

发展党员，是连队党支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可战士入党并非一件易事，不得不感叹当时部队的风清气正。

在我们连队提班长、发展党员，不存在请客送礼的歪心思，都是唯才是举，谁表现突出、贡献大，就让谁先入党，谁表现好并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就让谁当班长。

现在地方上有的人认为在部队入党容易，根据我后来在地方工作二十几年的情况看，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错”。

试想一下，一个连队百多个小伙子，每个人都想在部队有进步，表现都很突出，而一般每个支部每年发展名额也就是五、六个左右，即便是评上了先进连队优秀支部也最多适当增加二到三个指标。

也就是百分之七八的概率，竞争不可谓不激烈，另外支部要发展一个党员要经过反复对比和考察，在支部大会上面对面的提出存在的不足，提出努力方向，实际上已经做得很好了，也得从“鸡蛋”中找出一些骨头，在日常工作中党员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在部队能入党是优秀中选优秀人才，提班长的标准也不低，首先要能吃苦，干什么工作都走在前面，以个人的实际行动提高全班的凝聚力，并能团结全班战士不折不扣的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还得及时发现和做好本班战士的政治思想工作。

但能在部队入党，那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刚到部队，我就曾听老兵聊天说起过卫生员沈国涛的光荣事迹。

那时，连卫生室从上级领用的药物，一年要500多元。沈国涛担任卫生员以后，他决心勤俭办医，把药费开支降下来。

为此，他充分发挥知识的力量，经常背着挎包、扛着锄头，到营区周边十几座山头采集中草药，用金银花、淡竹叶给战士们清热解暑，用贯众、板蓝根给大家防治感冒。

后来，为了用药方便，他又自办药圃，种下从山上引下来的麦冬、天冬、牛膝、瓜蒌等常用药。战士们训练、执行任务时，磕磕碰碰、跌打损伤是常有的事情，他知道有一种叫“红花”的草药，可祛瘀止痛，就特地买来2斤种籽，种在在山脚下。

因此，每年下来，可以为连队节省一笔大费用，他也因此受到团里嘉奖，还评为“标兵”，入伍第二年便入了党。

听着沈国涛的光荣事迹，我当时也暗下决心，向榜样学习，追求政治进步。加之连队干部都是出色的政治工作者，他们对战士的成长进步注入了大量的心血，尤其是对我格外关心，可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吧！

当时我在连部干文书工作，可以说是他们贴身的人了，在这些优秀干部的潜移默化下，使我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由于我我工作踏实，表现突出，最终也在69年12月，由连指导员张华和排长陈训文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当时的党章规定，没有预备期，直接成为正式党员。

那一刻，我也暗自下定决心，要更加努力工作，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和组织的培养，而当我时刻以一个党员的身份来要求自己时，军旅之路也越走越顺。

记得那是1971年春，张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办公室，他说:“团政治处要办一期新闻报道培训班，决定让你参加学习”。

学习早已成为了人生中一个习惯，这样的机会，我自然求之不得。而这次学习，也是我和文字打交道的一个转折。

在学习培训期间，我开始尝试投稿，那会投稿的程序也比较简单，先找点“故事”，然后写好稿子，修改好了，找几张复写纸按份数复写(当时连队没有打字机)，接着装进信封，在信封右上角剪下一个角，表示内装稿件，以和普通信件区别。因为当时军队寄信都免邮资，普通信件盖上三角章即可免贴邮票，然后投递到有关新闻单位。

就这样，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慢慢从选题、制作标题、写导语、主体、结尾，摸到了门道，最初时间里，虽然很多稿件都石沉大海了，偶有几篇被录用，但我一直也没放弃，不停的写，最终练就了扎实的写作功底。

1972年初，团里成立新闻报道组，政治处在考虑人选时，认为我喜欢学习，爱写点东西，有培养前途，有潜力可挖，于是把我调去做新闻报道工作。

由于之前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加之我勤奋好学，在团里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一年后，得到很大的进步，后于1973年4月，被调到团政治处搞新闻报道工作。

同年10月，我被任命为政治处宣传股干事，提了干，行政23级，军装多了两个兜不说，军用皮带上还多了一支五四式手枪。

但我也知道，自己肩上的单子更重了，此后由于工作需要，也更迫使我不断学习，我又开始钻研起一些哲学理论知识，例如《论马克思》、《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矛盾论》、《实践论》等等著作，“攻读”了好几遍，也有所得。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下，我也渐渐具备成为一名合格政工干部的条件。1976年，我被调任连指导员，此后一直从事政工工作，后于83年从营教导员职务上转业到地方工作。

如今离开军营40余年，回望过去，感慨颇多，如果说不是参军时，我带着一摞书来到部队这个举动，或许我就可能会和文书这个职务失之交臂，那我可能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想这就是人生的奇妙之处。

当然能走到这一步，离不开领导的教诲和部队的培养，也离不开我自小养成学习的习惯。这一路走来，无论是在读书时，还是进入军营，乃至到地方工作，我始终保持着学习的习惯，让我受益匪浅！

最后引用毛主席曾说过的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自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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